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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影响的特点不难看出，文化人类学关注的是社会文化的特征及其运作方式。尽管也有一些文化人类学者在探讨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及其心理学的含义，但他们所关注的依然是文化本身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对风俗、习惯等的影响。这种思路在其分支文化生态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文化生态学通过分析社会文化对其生态环境的适应关系指出：一个社会对其生态环境的适应，会引发社会内部组织结构与功能的转变，从而形成这一社会独特的文化特征，这些特征通过风俗习惯等文化规范制约着人们的一切。但是，文化人类学仅仅关心社会文化的特征及其运作方式，对人的心理与行为并不重视。为了克服文化人类学在看待文化问题上的片面性，Magnusson 和 Endler（1977）把心理学中的互动论（Interactionism）引入了文化研究的范畴。Magnusson等人认为，文化的形成与变迁是人们为了适应环境而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是这种作用的主体，社会文化特征与外在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必须经由人的行为才有可能。这种人境互动论的观点与文化人类学的思想一起成为了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2）跨文化心理学
跨文化心理学以不同文化下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方式的异同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些异同的文化背景及心理含义。早期的跨文化心理学较为关注不同文化中人们的共性，假定有一个普遍存在于人类的 “统一心智”，它是一种跨文化的、天生的中枢活动机制。比如象感知觉、认知与动机等。而跨文化心理学的目的就是要找到这种机制并弄清它的机能。但是后来心理学家认识到很难找到这样的机制，因为即使象感知觉和认知这样客观的心理过程，也必定受到文化的影响。在认识到了这一点之后，从事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学者们开始用客观的方法寻找不同国家、地域的人们的心理与行为差异及文化背景，并分析其根源及影响。比如说，随着日本经济从六十年代以来的崛起，中国经济在八十年代以后的迅猛发展，许多西方的跨文化研究者开始认识到东方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对比了日本与美国的管理文化模式之后，他们惊奇地发现：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竟如此之大。而在二十年前，他们的前辈还认为儒家文化所要求的安定团结与社会现代化所要求的变革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分析对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的人的适应有指导意义，所以使得跨文化心理学在近二十年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目前已成为心理学的主流之一。
（3）文化心理学
文化对人的影响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表现在对人们可观察的外在物品（Observable Artifacts）的影响上，如不同文化中人们的服饰、习俗、语言等各不相同。第二个层次表现在对人们价值观（Values）的影响上，不同文化下人们的价值观有差异，这正是目前许多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文化影响的第三个层次表现在对人们潜在假设（Underlying Assumptions）的影响上，这种作用是无意识的，但它却是文化影响的最终层次，它决定着人们的知觉、思想过程、情感以及行为方式。
与文化影响的三个层次相对应，人们对文化的研究也有三个层次。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属于探索文化影响的第一个层次；跨文化心理学对文化影响的探索属于文化研究的第二个层次；而文化心理学的产生使得我们有可能从第三个层次认识文化的影响。尽管跨文化心理学对我们理解文化差异与文化影响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有许多问题并不是它所能解决的，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注意到仅仅重视文化差异，而没有深入分析产生这些不同的原因是不够的。跨文化心理学所假设的统一心智并不是决定人类心理与行为差异的根本原因，人们所生活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以及在这些环境基础上产生的独特的特征才是差异的真正决定因素。
专栏8…1：社会变迁对人的影响
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价值观，而每一价值观的存在总是体现着时代的特点。人们常常关注社会变迁对人的影响，比如杨国枢先生对中国人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研究就揭示了这种影响的实质。在中国大陆，经历了50年代初共和国初建、60到70年代“文化大革命”、80年代改革开放和90年代经济与社会飞速发展的人常常能够体会到社会对人的影响。
在共和国建立的那些岁月里，我们很难发现个人主义的色彩。那个时期的人为新生的共和国呐喊助威，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了一个个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不论是在抗美援朝的烽火中，还是在大西南建设的工地上，人民对祖国未来的企盼和热情激励了一代代中华儿女，雷锋、焦裕禄、黄继光等是那个时代的楷模。一首《歌唱祖国》展示了人们对祖国的情感。
6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到现在为止也说不清道不明，但它的消极意义显然更大。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年轻一代（所谓的老三届）人的成长，但也锻炼了一批人，他们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充当着主要的角色。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中国人的信念，自私、不择手段开始在中国社会中抬头。
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与世界融合的结果与必然。改革开放使中国人认识到了自己的狭隘与落后，开始追赶世界的脚步。但是，这个时期的年轻人在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与文化的同时，却犯了盲目追求西方社会价值观的错误，以至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需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90年代以来的中国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每年7％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这个时期中国人最大的特征就是务实，用小平同志的话讲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
时代变化所带来的价值观变迁也体现在人们对他人的期望上。李莉等人（1982）在北京访问了274个幼儿的父母，询问了他们一些问题，比如“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好人？”和“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等问题。通过对这些家长所作回答的整理，她发现家长对好人的评价顺序是：有用、正直、有道德、爱学习、有文化、健康、有专长、诚实有原则、有前途、爱国及有理想。同时家长们期望自己的孩子成为：能吃苦、有道德、有前途、正直、有专长、有事业心、爱学习、实干的、诚实的及健康的人。本研究表明，在80年代的中国，父母对做人有一套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看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对自己的子女却采取功利、实际的主张。另外，做一个有道德、诚实、正直、好学以及能吃苦耐劳的人始终是中国人的期望与理想。
2．文化心理学体系
与文化人类学和跨文化心理学不同，文化心理学（Cultural Psychology）是研究文化传统与社会活动的调整、表达、传递以及渗透与影响人类心理生活方式的学科，它涉及主观与客观、自我与他人、心理和文化、个人与生活环境等诸多领域的内容（Richard A Shweder ）。
（1）文化心理学的兴起与发展
早在1969年，DeVos 与Hippler就提出文化心理学这个名称，但当时主要关注文化与人格的关系，其研究的范畴主要是由文化与人格所决定或影响的人类心理与行为。在这些研究当中，学者们借用了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思路，从文化内涵与社会教化等方面分析文化对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发现个体的动机兴趣、价值体系、思想观念等无不打上了文化的烙印。从美国学者Mead对文化与国民性关系的图解可以看出这种影响。如图8…1：Mead 的观点立足于文化与人格，强调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教养因素。后来，著名的文化心理学者Hsu（1969）对Mead的图解加以简化，并用它来说明文化与人格的关系，如图8…2，Hsu指出，一个社会固有的文化模式与儿童期的教化经验及人格特质之间存在相互的影响。Mead、 Hsu等人的文化影响模式对文化心理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Trandis等人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研究就是从文化与人格特质的角度探讨东西方的差异。
历史传统 → 社会化 ← 文化模式 人格特质
↑↓
国民性 儿童经验 文化模式
图8…1：文化与国民性的关系（Mead 1953） 图8…2：文化、人格与儿童期经验的关系（Hsu 1969）
从历史沿革上讲，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可以被分成以下几个时期或阶段：
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在这个时期人们主要关心由文化所决定的人类心理与行为，这个时期文化心理学与文化人类学、跨文化心理学以及心理学中的“文化与人格”学派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当时的文化心理学只是把一般心理学的测量工具与研究程序，运用到跨文化的研究上面，而致力于追寻那些普遍存在的（跨文化的）且天生的中枢加工机制。
20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这个时期的文化心理学主要关注社会文化环境和语言的意义，认为文化心理学源于心理人类学和跨文化心理学。在文化界定上，跨文化心理学把文化看成是独立于人类心理的客观实在，并且常常把文化客体化和概念化，并试图了解不同文化因素对人类心理与行为的影响。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发现哪些文化刺激影响或促成了天生处理机制的发展（Berry 1969 1992）。与跨文化心理学的观点不同，这个时期心理人类学者把文化看成是一群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所有具有定型模式的习得行为的总称，这些模式在代与代之间通过模仿而传递。
这个时期，文化心理学研究一方面继承和批判了跨文化心理学和心理人类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大大地强调社会文化内容和语言的影响。比如著名的文化心理学家Price…Williams就指出，：跨文化心理学与心理人类学同样重视心理因素与文化母体的联系，而文化心理学正是提供且认同了这两个分支学科聚合的领域。这种聚合一方面迎合了主流心理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与社会心理学对情境的重视也产生了共鸣。另外，在这个时期，文化心理学家对自我的探讨成为人们理解文化影响的主要途径之一。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开始强调对文化的主观建构等方面的内容。著名心理学家Toulmin（1980）呼吁在心理学的发展中不要忽视由文化知识的累积所塑造而成的人类心理与行为的各个层面。在他的影响下，文化心理学家开始从各个层面探讨文化的含义及影响。比如Kantor就强调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主体应该是人的主观世界，他认为社会制度、社会组织、或者社会结构只有放在人如何知觉它、解释它的时候，它们才能取得其自身的含义。从这一点来看，Kantor把看似独立的个人、社会与文化整合在一起，使人们看到了人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全貌。
受Kantor以及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的影响，Cole（1990；1995；1996）认为人的心理历程不同于动物的心理历程，它是以文化为中介的历史发展。也就是说，人的心理历程或活动是由文化习俗的实践过程发展出来的，每一个族群的发展，都继承了其祖先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文化传统，并以此为中介创造新的事物。Cole同时把生态文化模式（Ecocultural model）引入了对人的分析，指出：不同的文化中介（如印刷字体）改变了人的心理条件，诱发了不同的生物结构。由于不同的历史、遗传以及生态环境的原因，人不只是对世界有不同的主观建构，人的生物结构也被文化所塑造。文化在人类的心理构建中起着中心的作用，文化与心理彼此互相依赖、无法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与Cole的观点相似，Boesch（1991）提出的象征行为理论（Symbolic action theory）把文化看成是行为的“场”（Culture is a field of action）。行为的文化“场”及包括物质内容，也包括这些东西具有的内在意义。
90年代文化心理学的顶尖人物Shweder（1993）进一步整合了上述观点，认为没有一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存在以及人们对它的认同，能够独立于人们自其中捕捉意义与资源的方式之外。在Shweder看来，个人所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一种意向世界，人类不断地从其所存在的意向世界中寻求意义与资源。因此，文化心理学是研究意向世界的学问，它研究在一种特殊的意向世界中个人如何运作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心灵与文化、个人与社会等都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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