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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林一凡：“不管怎能么说，你的入狱是因为钱的事，现在你怎么看待钱的问题？”
林一凡想了想，说，早在1994年的时候，她的年薪已经达到18万了。在她的记忆中，改革开放以后，她的年薪就没有低过10万的时候。她是经理，是经营者，根据上级下达的各项产值和利润指标，完成任务的情况下，拿公司职工平均收益的1。5％；利润如果超过5％，就可以拿两倍；利润如果超过20％就拿三倍。这是公司职工大会上通过的。她当时上的个人所得税每年就达3万多。她觉得，钱如果是自己辛苦挣的，当然还是越多越好，因为那也是一种成功，也是一种价值体现。她自己本身的收入非常好，她自己又生活那么节俭。她留给孩子们的积蓄有一定规模。她买了两套房子，都是国家福利分配的，买的时候价格比较便宜。她的钱基本上都用来照顾家用，还有对一些远房亲戚的资助。老家受灾的时候，她每次都会捐出去一大笔钱。她觉得钱是她挣的，这样用了，心里感觉好。另外，虽然她的孩子们都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展了他们的事业，但作为母亲，她不想将来成为他们的负担。从她家庭的经济情况看，她的入狱，虽然损失了她自己原有的一份收入，但是并没有影响全家人的生活质量。她家里的房子足够住了，日常零用钱，根本不用她操心。在钱上，她的家庭依然没有任何困难。如果说家庭生活存在缺陷的话，就是她的入狱，给全家人带来的不良影响，主要是精神上的，但是家人没有一个人怪她，都在鼓励她，怕她自己想不开。
她的老伴每次到狱中看她的时候，都盯着她的眼睛，生怕她的病情有什么发展。老伴说，他已经买好了两张游泳证，还打算买一辆三轮车，就等她将来出狱了，两人一起去买菜，给全家人做饭。
刘晓玲写就《狱中白领》女性罪犯狱中生存状态纪实
“一群因为罪恶而集中在一起的人，他们在监狱中过着怎样的生活？这是我当初走进监狱采访最想了解并希望能讲述给读者的。”刘晓玲这样讲她跑监狱采访的开始。跑了两年监狱的她，昨天呈现给了读者一本真正写监狱中人的书———《狱中白领》，该书已经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刘晓玲说，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政法记者，在专门采访监狱之前，曾无数次面对各色犯罪嫌疑人，杀人、诈骗、抢劫、贩毒……各种犯罪对她来说并不陌生。“可是，当我第一次走进监狱，看到迎面走来的一群身穿囚服的罪犯时，我不敢抬头正视对面的目光。那种目光在我多次走进监狱采访之后，至今也不敢正眼面对。”回想起第一次的经历，刘晓玲说那目光足以让每一个初次走进监狱的人产生恐惧。由于两年前开始在本报《法治周刊》编辑、采写《大墙内外》，成为北京市进入监狱系统采访的惟一“免检”记者。现在，“大墙内外”出现在副刊的“人物在线”版上。
“在许多人的观念里，监狱是一个与自己无关的地方，因为那里关押的是‘坏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归为‘坏人’一类，更不会有人愿意把自己和监狱联系起来。我甚至以为监狱是一个刑罚执行机关，被送进监狱的人，一定是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心理缺陷和道德缺陷，真正干净完整的人是不会被送进监狱的。”然而，在采访了众多的罪犯，尤其是采访了一些知识罪犯之后，刘晓玲发现，在她的采访对象中，有很多人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恶劣”。不少人是因为一个念头、一个冲动、一点欲望而错了分寸，而那些念头冲动和欲望，几乎每个人都有可能产生的。“当我听到不止一名罪犯对我说，‘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会被送进监狱’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监狱距离每一个人其实并不遥远。”刘晓玲说她始终认为，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做错事，不走错路，法律是人生道路的一条界限。
作为报纸记者，当文章见诸报端之后，刘晓玲常常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更在天津一家出版社的编辑的提醒中，她开始了积累素材。“每次采访回来，除了完成本职的任务，我都会尽快把自己想说又没说出的东西彻底整理。这个整理的过程，曾经给我带来了无尽的乐趣和快感，甚至可以说是享受。”最后形成这本书———九个曾经有着令人羡慕的职业的白领女性的罪案纪实。（陶澜/崔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