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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局长，你稍微稳住局面，千万不要开枪，否则，你要是把枪口农民，你必将成为临江的千古罪人”
一骨碌爬了起来一个电话，让小马老张马上将车子开过来，同时让刘一凡和梁亮马上赶过来。
星竹懵懵懂懂地走出房间，一看二哥正在飞快地洗漱，很是惊讶，乔向文三言两语和妹妹说了一下。
出门之前，他把电话打到了李作人的家里。
“向文，安东县委的徐家俊已经给我报告了，这事影响非常好，电话里几句话说不清，我担心那里出大事，什么，你去一趟？好好好，你赶到现场，我的心就放心了一半，向文，不管如何，这件事一定要处理好，如果国家的土改政策在我们临江变了样，动枪动刀，这不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且还可能会引起国际上的连锁反应，你我的位置恐怕都要挪挪了，好，你马上赶去，既要避免重大流血事件，又要把带头的那伙人控制起来，我相信你，好，你的这个办法我同意，公安军支队去一个连，以防万一，不到危急不出面，就这样，辛苦你了，有啥情况随时通气。”
放下电话，汽车已经开了过来。
星竹已经麻利地锅里热了两个馒头，朝他手里一塞。
“二哥，这事很棘手，你不要都朝自己身上揽，我那天听肖洁说，安东这样的做法是得到顾清明副主任的同意的。”
他应了一声，把星竹的脑袋朝自己胸前一揽，轻轻拍了拍，大步走了出去。
尖锐的警笛划破了临江的晨光，路上的车辆行人纷纷避让。
安东，位于临海西北部，是临江唯一不靠海的山区县，因为地处山区，经济条件在临江几个县区里一直排名靠后，因为缺乏工业基础，所以安东的经济主要还是以农业、畜牧业、养殖业、中草药等为主。
距离临江五十多公里，连接两地的只有一条国民党时期修建的进山公路，弯弯曲曲，路况很差。
无心欣赏外面的风景，乔向文不断催老张开快点。
三大队的队员、报社记者梁亮介绍了他前些天深入安东乡村了解到的土改真相，鬼精灵刘一凡不时补充着。
土改运动在安东正在全面推开，根据县委提出的动贫农、镇压地主、打击富农、限制中农的方案，连日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斗运动席卷全县。
而其中，以张家店乡最为典型。一来，因为这个乡在全县18个乡镇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二来这个乡在临江解放之前，党的力量最薄弱，反动派的力量最强。
拿张家店乡先行开刀，安东县委就是要杀鸡骇猴，用这里的成功经验推动全县土改运动深入开展。
多年以前，每个中国公民在填写档案的时候，都要写清家庭成分，譬如工人，譬如干部，譬如农民，譬如地主、富农，这一切的来源，正是在解放之初，中央开展土改运动中的第一步，那就是给每个人化分成分，后来那场颠倒黑白人神共怒的十年运动，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正是这会儿的成分划定，当然，那场搞笑运动，依靠的工人、贫下中农，但主打的还是打下江山的那些自己人，政治斗争需要嘛，可以同患难，对不起，谢绝和你共富贵。
改革开放，尤其是总设计师上台以后，为无数曾经被错误镇压的地富分子平反，还财产，恢复名誉，正是**人拨乱反正、重新正视现实、实事求是的结果。但是，解放初的那场运动，却让全国死了几十万人，有几百万人被罚没财产，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地主，看看字面意思就知道，相对于土地私有化的时代，有了自己的土地，同时对外出租，依靠收租来维持自己生活的人，就是所谓的地主，其实，这都是那个荒谬年代的特有现象。现在，大批工人都在帮私营企业、民营企业打工，甚至帮外商资本家干活，那你怎么不去镇压私营老板和外商啊，资本家不是都要剥削，党的口号不就是要消灭剥削解放全人类吗，怎么还要对外开放招商引资求爷爷告奶奶竞相邀请老外来“剥削”。
光从这点讲，总设计师对中国的影响更大，毛伟人影响了中国几十年，但是毕竟，那些极端的荒唐的做法，已经随着风吹雨打全香消玉殒了，中国人还是重新了一条正常的展之路，人变成了人，而不再是政治符号，人与人之间不再是互相斗争，而是合作，不是动辄打砸抢，而是开始**律，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彼此共存，不是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句顶万句，而是又是大家商量了。
安东县对待地富分子的残酷打击，并非特例，前面说过，乔向文的父母，如果不是因为老战友许世友的出面保护，估计也下场不妙。
梁亮，这个爱动脑筋的年轻人，在疾驰的汽车里，给乔向文讲述了很多关于富农的知识，并且结合自己的调查，得出了与安东县委完全不同的结论。
他介绍道，“富农”一词完全是一个舶来语，来源于苏联老大哥，第一个用的是列宁，不久以后，把他彻底从苏联字典里铲除的，是斯大林。
按照字面理解，富农嘛，富裕农民，有了点土地，自己种不过来，付钱请人帮忙。
但是，斯大林不是这样想的，正因为不是这样想，几十万苏联富农被他铁腕镇压。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出租土地换取农民的劳动成果，就是剥削行为，通过放贷或雇工获取利息或收益，同样也是剥削。
因此，创造出富农这一概念的俄国人，自诩是正宗的布尔什维克，所以坚决以消灭剥削为目标，为此理所当然，在斯大林拿下政权个人威望走向巅峰的时候，开始对准他认为的剥削分富农开火。
193o年，斯大林代表苏共中央，出了著名的“消灭富农”的最高指示。
苏联把富农分成了三等，区别对待，但只是方式不同，阶级属性一个样：
第一等，反**的富农活跃分子，全部关进集中营，让从**上完全消灭，主要指的是，仇视苏共，有恐怖行为、反**暴动的一部分人。
次一等，主要是政治消极，但还没啥反**举动的富农活跃分子。对策是“把他们驱逐到苏联边远的地方和该边疆区范围内的遥远的地方”，这主要就指西伯利亚。
再次一等，就是所谓的一般富农，办法是没收土地财产，把他们驱赶到原居住地以外难以形成势力的新环境。
中国**，始终是向老哥看齐。在土地问题上，毛伟人亦步亦趋。
刚拿下政权的这群人这样想了，很快就这样干了。
但实际上，再一次犯下了令人震惊的错误，是盲目跟随老大哥所至，也是不联系实际，不深入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所至。
苏联人打击富农，是因为其有“剥削”行为。可是，苏联直接从沙皇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没有民族资本，中国却从半封建半殖民脱胎而来，有一个特殊阶层，那就是民族资本主义。
那么，毛伟人一边嬉笑怒骂皆文章，要下面的人跟资本家做朋友，在不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和领域满怀热情帮助和扶持民族资本主义，有趣的是，他老人家年纪大了，没注意到资本家也有“剥削”行为，而且远比农村的富农“剥削”行为大得多。为此对一种剥削采取扶持的政策，而对另一种程度很轻的剥削却要施以残酷打击，是伟人的悲哀，也是一干人盲从的结果，要知道，翻翻历史，富农，曾几何时，就被这位伟人称之为“农村资本家”。也许，政治就是需要，十年动乱的荒唐启幕，早在建国之初的这场划成分、斗地富中就有苗头了。
自称山沟沟里出来的一代伟人，走上岗位以后，忘了一个最基本的农村现状，那就是，中国的地主和富农，和苏联大大的不同，苏联人少，所以地富分子主要把土地租给农民，收租获利，形成所谓的剥削，而中国，尤其是江南地区，情况远非如此。
根据梁亮的调查，安东县的一部分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对待富农问题出现了很大的偏向，完全不从实际出。因为在安东，不仅雇工者未必是富农，就是所谓富农也未必雇工。
对安东县3个区12个村统计显示，地主、富农、贫农的概念，原本在这里十分淡薄。
为什么呢？
第三四o安东出大事了
正文第三四一章激烈的对抗
更新时间：2012…6…2615：56：59本章字数：4119
正文＇第三四一章激烈的对抗
第三四一章激烈的对抗
安东县的情况，与其他的地方完全不同。（
先，很多地主不靠租地为生，而是使用雇工，就像城里的资本家雇佣工人干活一样，只不过干活的内容不同而已，但是给的是一样的工钱。梁亮调查的48户地主中，竟然有36户使用雇工，占地主总户数的75。而出租土地者仅12户，不过四分之一。
富农13o户，113户使用雇工，占富农总户数的86。
如果按照政策，租地收钱剥削，坚决镇压，那么雇佣别人帮自己打工，这与民族资本家完全一个性质，为何就不被准许呢？
其次，雇工不只是地富分子所特有，中农贫农也这样干。
梁亮走访了大量的中农贫农，现了一个上层决策者根本没注意的现象：
中农49o户，69户使用雇工；
贫农9o9户，34户使用雇工。
“梁亮，你这些数据准确吗？经不经得起推敲？”
听着两人的介绍，乔向文的心情十分沉重，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这种不深入实际不实事求是的政治运动，将会起到多坏的作用啊。
“乔副主任，您尽管放心，来，我给你看一份临江大学老教授的采访。”
梁亮说完，递了一份采访笔记过来。
原来，这位专门研究土地展历史、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的教授，在接受c采访时也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江南富庶地带，不少地方从明清以来就“没有租佃的习惯，地主阶级多数雇工经营”。
梁亮的调查报告最后强调了一点。
“乔头，就像不少人进厂打工，你说那是资本家强迫的吗？当然不是，我们在调查中也现了，相当一部分的雇工，那是自己自愿的，让他租地他也不干，为啥呢，这里的农民很精，自己种地，靠天吃饭，收入不稳定，可是，帮别人打工种地，一年平均可以拿到三十块大洋，而且吃住都在雇主家里，这是最经济的一种方式。”
刘一凡补充道：
“我们走访了不少地方，这种雇工劳动市场，在安东已经很多年了，不但地主富农雇人干活，一到农忙，一般贫农、中农，自己忙不过来时候也会雇几个日工帮忙。”
中央部署，那是因为对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把是否出租土地收取租金和雇人种地作为剥削的基本属性，安东县委片面机械地执行上级政策，不从本地事情出，是不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呢？
再则，关于雇工，如果把拥有雇工作为给地主富农划分成为的一项标准，那么，这样的标准无疑会激起民怨，因为，城里的资本家雇佣工人为自己的工厂商店干活，农村的资本家同样这样做，为何就要被坚决镇压呢？雇人打工，在安东多个县镇，绝不仅仅是地富分子才享有的权力，调查报告显示，在农忙季节，中农、贫农都会因为人手不够，请来雇工帮忙。
以是否收取租金来衡量成分，那么安东地区真正的地主很多人会侥幸过关，而如果以有无雇工做标准，则会严重伤害许多中农贫农的感情，张家店乡的这起重大政治事件，其深层原因可能正在于此。
“乔副主任，据我们了解，安东县这样的做法，在临江其他地区也都存在，一些农民意见很大，加上他们对党的政策不够了解，一听说工作组要进村，对聘请雇工的人进行统计清算，心里都意见大的很。”
汽车在崎岖的小路上疾驰着。
乔向文的心情十分沉重。
党的一项好政策，为何在安东的执行过程中会走样？本来为广大农民谋利益的大好事，为何却遭到了大家的反对和如此激烈的抵制？
安东土改工作组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一连串的问题压在他心头。
“给你们最后半小时，如果顽抗到底，我们将立即强攻，到时候生任何伤亡，都是你们咎由自取。”
一堵不高的围墙，把对持的人们分成了里外。
这里正是张家店乡的乡政fǔ。
一块崭新的新政fǔ的牌子，此刻已经被砸成了碎片，院子里，院子门口，里里外外站满了激动的人群。手里都持着家伙，有木棍，有铁棍，有锄头，有耙子，有羊角锄，有扁担。中间还有不少抱小孩子的妇女。
举着喇叭喊话的，正是安东县委的李书记。
在他身后，几十名持枪的公安人员和民兵，荷枪实弹，把枪口瞄准了十米开外的人们。
十多名县乡工作组的队员，已经被愤怒的人群绑了起来，几名农民拿着菜刀砍刀押着他们。
当头的有两个人，一胖一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