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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的全对。可我们稍微动动脑子，也能分析得八九不离十。”另一个警察说。
“再有，您说罪犯普普通通，为人处事规规矩矩，年岁在40上下，这些情况太泛，对我们这些搞侦破的没多大帮助。”一个警察说。
“诸位言之有理。”布鲁塞尔泰然地应道：“我将进一步研究罪犯的笔迹，但愿能有所发现。我的推论可能要刺激你们，但是请别见怪，讨人嫌也许恰恰是搞精神分析学的人的职业习惯。”
他长时间地审察着信和照片，过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笑着说：“恐怕到此为止，我才是以我的职业资格开始进行评论。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和爱迪生公司闹过纠纷的人少说得有几千人，但是，除了罪犯，谁也没有因此就在纽约城四处要放炸弹，为什么？”
“和爱迪生公司间纠纷未必是罪犯放炸弹的真正原因。”一个警察应了一句。
”当然，这不是真正的原因。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连罪犯本人也未必能够意识到，这便是我用精神分析学推断出来的。倘若罪犯坐在我跟前，并愿意开口讲话，那么我和他经过商议，可能会得出一详的结论。可借他今天不在，我只好根据现有的情况，按照我以为再明白不过的，而你们可能深表怀疑的道理进行推理。罪犯的信中使用的是大写字母，字体严谨整齐，只有‘W’字形状有些怪异。上下的笔画略呈圆形，正西着去，稍加想象，有些象女人的两乳和男人的睾丸。性的因素在罪犯身上极力强烈，以至罪犯在写‘W’字时，把他平日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也忘在了脑后。再请看这几张剧院座位的照片，罪犯狂暴地用匕首戳破座面放量炸弹，可他原本是干个行为谨慎，精于计划的人，这一切，连同字母‘W’，都揭示出罪犯性格中的裂痕，这裂痕在罪犯感情冲动的时候，便会不由自主地暴露出来。”
“我们知道，男性儿童在一个特定的过渡时期，会受到母爱的强力吸引，甚至会仇视父亲，把这种敌对父亲而又不便于公开的情绪隐理在内心深处，有的儿童会在这一过过渡期碰到障碍，我们面对的这个恐怖分子可能就碰到了这种障碍。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使他对母亲的违反常情的爱得以滞留、固定了下来，并且使他不再相信他所蔑视的男性权威。由此可以推演出几种可能：他的母亲可能已经过世，或者生活在遥远的异地，他是和比他年长、可以唤起他对母亲回忆的一个女性亲戚一起生活。戳破座面，是他内心世界的表现与发泄，这或者意味着他对母亲的情欲，或者意味着要割父东。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一切便都有了解释。一个正常人，即使和爱迪生公司吵了架，也不会在纽约城到处放炸弹。由于罪犯在童年时代有碍于父亲，不能把母亲的爱延伸发展，因而，耿耿于怀，产生了持续存在着的失望，也产生了对权威的反抗。这两种情绪发展到一定程度，势不可挡地渲泄了出来。把这种感情的曲折变化移放到另外一个警察局，正好和罪犯的犯罪行为吻合；16年来，他固执地以为别人企图掠夺理应属于他的权益。表面上，他是在指责爱迪生公司，实际上却是由于他对母亲的爱没有得到满足。这就产生了第九种可能：因为爱母亲，他对别的女人不感兴趣，他是个单身汉，喜欢孤独，没有朋友，我甚至敢说他没有吻过任何一个姑娘。”
“是不是同性恋？”一个警察问。
“不是！他没有朋友，也绝不去干不合适、不体面的事情。他对人缺乏热情，但是彬彬有礼，对所有的人都一脸和气，因为他是偏执汪病人，一定要表现得完美无缺。适才我说过他身材均称，现在我甚至进一步说，他可能很注意打扮，衣冠楚楚。这是第十个可能。”
“您凭什么说他爱打扮？”这是刚才发问的那个警察。
“不凭什么。我只是试图想象出罪犯的人物形象。我在推理。一个偏执狂病人，不管是在穿戴上，还是在行为上，都不愿意把自己放在典范的标准之下。”
接着，芬尼深长又按照自己的逻辑讲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恐怖分子住的是独门独院，而不是住在公寓里，因为他要有一个不惊动邻居的僻静处所。
“第12种可能，”布鲁塞尔说，“他的问题在性方面。他的性冲动既然还未冷却。所以他不超过60岁。还有，刚才我说过他是生活在外籍人的圈子里，我现在加上一句；他是斯拉夫人。”
警察们眨了眨眼睛，听得更有了精神。
“使用何种凶器不是以国界来划分的。但是，众所周知，行凶用扼杀的手段在地中海国家比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更为普遍。历史地看，使用炸弹和匕首一人流行于欧洲中部，当然，全世界各地的凶杀案中都有使用炸弹和匕首的，然而，要是有一个人同时使用两种手段，就说明是个斯拉夫人。这是第13个可能。”
“既然是斯拉夫人，就有理由认为他是个天主教徒，这就把我们引向了第14个可能：他有规律地按时去教堂，因为他的生活习惯是有规律的。”
“罪犯的信封上分别盖的是纽约和西彻斯特的邮戳。他可能是在他的家和纽约之间的某地发的信。在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聚居着该地区的斯拉夫人。这位有了第15个可能，他可能住在这个地区。”
布鲁塞尔大夫的推理纵然出神入化，却也提出第16个可能时犯下了一个错误。在确定“炸弹疯子”患的是什么慢性病时，大夫有几种选择：癌、心脏病和肺结核。大夫说，要是罪犯患了癌症，那他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要是肺结核，那他可能早就医好了，于是判断他有心脏病。大夫却忘记了，偏执狂讳疾忌医，根本不会找医生看病。事实上，“炸弹疯子”患的是肺结核。
布鲁基尔的诊断结束了。
“您对我们有什么好的建议？“芬尼探长问。
“向社会公开这16种可能性，大事宣传。我觉得罪犯愿意被人发现，长期地隐性埋名使他越来越失望，为了从失望中挣脱出来，他需要刺激。应该向他挑战。向他表明，我们的智力和他可以分庭抗礼。如果我的推理不对，他会告诉我，从而向我们提供了情报，如果我说得不错，随便哪个邻居都会认出他来。”
“成功的希望只入百万分之一。”一个警察嘟囔了一句。
芬尼推开门，准备告别。布鲁塞尔大夫忽然又叫往探长，补充说：“还有一件事，（大夫闭上了眼）我好象看见了罪犯……他衣冠楚楚，却不大能接受新的衣服式样。你们抓获他的时候，他穿的应该是一件双排扣的西服，扣子全系得紧紧的。”
1956年圣诞节前夕，布鲁塞尔推断出的16种可能性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继而又刊登在全美国的各种报刊上。
一时间，公众中掀起了波澜。警察局的电话总机应接不暇。打电话的人当中，有报告哪里有炸弹的，有提供罪犯线索的，一切都要核实，都要查阅爱迪生公司的人事档案，都要翻出几十年前的老帐。
一天夜里，凌晨一点钟，布鲁塞尔大夫家的电话响了；“这是布鲁塞尔大夫家吗？”
“是。您是谁？”
“我是F。P。。您最好别插手，否则您会后悔的。”
说完，对方便挂断了电话。
F。P。接受了圣诞节的挑战。四天后，他又在一家图书馆和帕拉蒙电影院放置了炸弹。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写信回答了。信是12月27日下午1时30分从西彻斯特发出的：“我看到你们12月26日登在报上的东西。要我投降是荒谬的。不要糟践我的聪明才智。还是把爱迪生公司拉上审判席吧！”
1957年1月10日，美国报纸要求恐怖分子对自己的不满进一步作解释。两天以后，对方有了答复。
“我一辈子生活在贫困与清苦之中，到头来一无所获。我得到的只是辱骂。我的遭际很好地说明了你们所谓‘美国社会制度之正义’是什么东西。我要让公众明白它犯下了卑鄙的罪行。你们要我投降，莫非要我再一次付出牺牲么？谁是罪人，是我，还是你们？F。P。”
人是健忘的。这以后，人们又好象放弃了“炸弹疯子”这个话题。过了一些日子，一位妇女在查阅爱迪生公司二十年代的档案时，在公司与其雇员的纠纷部分中，看见了工人乔治·梅泰斯基的卷宗。此人的情况和别人差不多，他受了伤，公司发给了些钱，他嫌不够，于是双方发生争执，卷宗里存有本人的申诉信，这种信别的卷宗里也有，所不同的，是他用了“卑鄙的罪行”这样的词，这位妇女显然被挑起了好奇心，她抽出卷宗。认真地审阅起来。
1929至1931年间，乔治·梅泰斯基在一家工厂当发电机修理工，该工厂后来被爱迪生公司兼并。1931年9月5日，锅炉的膛火喷出来，将梅泰斯基掀翻在地，公司付给他工伤补贴，他经过医治，没有查出任何残疾，几个月后，公司在裁减人员时将其除名。1934年1月4日，当他申请残废补助金未能如愿以后，他宣称自己患了肺结核。
爱迪生公司的报告，认为梅泰斯基工作出色，一丝不苟，手脚麻利，遵守记律，与人和善，品行优良。
人们又发现其它一些有意思的因素。梅泰斯基在锅炉喷火事故受伤时28岁，今年44岁。他有一个波兰名字，信天主教，住在康涅狄格州。进一步的暗中侦查证明他尚未婚娶。他和两个姐姐住在独门独院的一座房子里，两个姐姐一个叫安娜，一个叫玛伊，都是独身，她们供给弟弟生活费用，还送给他一辆小汽车，梅泰斯基的双亲早已亡故，他患有慢性病，没有工作。警方没有他的刑事记录。他身高1。75米，重74公斤，邻居们说这一家人从不惹事生非，但和外人交往不多。梅泰斯基给人的印象总是彬彬有礼。
“奇了，这和布鲁塞匝大夫说得一般无二，”警察决说，“得找这个人会一会去。”
1957年1月22日星期一，四个侦探来到梅泰斯基家门前。这是一座四层楼的高大别墅，外表阴沉，灰暗，镶有木柱的游廊多有残破之处，楼前是一个荒凉、却还失事掇得干净的花园。侦探叩响了大门。里面亮了一盏灯，有人踮着脚尖，踩着吱嘎作响的地板走了出来。这是乔治·梅泰斯基。他穿着一件褪色的睡袍，蓝色的眼睛透过金边眼镜冷静地看着侦探们。
“晚上好。”他微微一笑，请四个不速之客进了房间。
“可以让我们看一下您的笔迹吗？”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我这儿。你们以为我是‘炸弹疯子’？”
“我们恐怕并没有搞错。”
梅泰斯基只是哑然一笑。他仿佛漫无边际地发了一通牢骚，然后把侦探们引到别墅后面的车库里：这是生产炸弹的车间，工具排列得井然有序。
“那么，是您了？”
“正是。”
“F。P。是什么意思。”
“费厄泼赖（公平的意思）。”
两个姐姐不知所措地哭着，喊着：“他不会伤害人的呀！”
侦探要梅泰斯基穿好衣服。他走出家门的时候，头发梳得油光，皮革擦得锃亮，当然，还有更使布鲁塞尔大夫感到自豪的：“炸弹疯子”穿一件蓝色细条纹西装，双排扣，三个扣子全部系得紧紧的。
藏身之处
1969年5月26日，巴黎一家大珠宝店门前站一个穿拼色号衣的门丁。他的任务是：向来宾脱帽致敬，开关车门，在必要时给光临这家世界著名的珠宝店顾客撑伞。
这一回他照例脱帽，但不需要开车门，因为来的两男一女是徒步的。
从他们的风度看，两个男人是阿拉伯王子或类似的人物。他们身后是一位有些上了年纪的女人，穿着北非带风帽的长袍，但并没有戴面纱。这三个人神情高傲而从容地走进店里。
门丁恭敬地把他们迎进门。然后又重新回到象征性的岗位上。
他等了三刻钟，然后店门打开，副经理陪着三名顾客一直送到店外的台阶上。他们三个人一块出来，先是两个男人，女人跟在其后。嘴里用法语说着“再见”，但有一种奇怪的口音，至少对巴黎人来说，他们的口音夹杂着阿拉伯语和英国的语调。
门丁麻木地看着这个场面。从他们长袍下鼓出来的兜里可以看出来，这三位一定经过发疯地讨价还价，才用现款买了价值几百万法郎的珠宝。
门了正想着，看到两个“阿拉伯王子”和尾随其后的妇女朝一个竖着木牌的小道走去。他的日光紧盯着他们。
门丁心想，在欧洲即使是亿万富翁，他妻子也不会如此卑谦地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