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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的要求，慕尼黑国际刑警组织分部终于发来了电传；她的护照是伪造的，她整过容，并染了头发，但是通过我们进行的指纹鉴定，毫无疑问她的真名是吕塞特·贝盖尔。
几天后，在迈阿密联邦法院大厅里，一个26岁的女人冻得发抖地坐在被告席上。她犹如一个失落灵魂的人。在狱中，她失去了晒红的肤色，被捕时穿着的西服女装已完全皱得不象样子了。
60名记者和摄影师挤在她身边，没有人注意到她以前保养极好的手指甲现已露出皮肉。他们的眼睛只盯住那张经过美容师整过客的脸，他们捕抓着“女巫”脸上的每一个表情。
当瓦郎坦得知她就是吕塞特·贝盖尔时，他找到一份发自瑞典要求逮捕她的报告。仔细分析了这两桩案子，一个是乔治娜走私案，一个是吕塞特案，他从中发现了某些相似的东西。
几个星期以来，郎贝尔这个在美国第一个独身携带如此多数量的海洛因走私的三流流氓在地牢房里不停地重复着：“我求你们，放了她，她什么也不知道。”
这句话引起瓦郎担的极大兴趣。“她什么也不知道。”他对这句话感兴趣是因为七年前一个男人在日内瓦刑事法庭当着陪审团的面也这么说：“我求你们，放了她，她什么也不知道。”
而他为了这女人却杀了人。
然而在那时，她叫吕塞特·贝盖尔，是罗伯特·贝盖尔之妻。这一对可恶的夫妻刚刚进入刑事法庭时，来自欧洲十几个国家的最好的记者都感到大吃一惊。
罗伯特·贝盖尔是个退休领事的儿子，他胖胖的，近视、结巴、彻头彻尾的花花公子，一个没有运气的大学生。吕塞特一直到这时为止还是一个不令任何人指责的女孩，她是个小企业家的女儿，毫无兴趣地参加过速记学习班。他俩因为在海边度假时犯的“过失”，所以一满成人年龄就结了婚，平庸无味的生活开始了，外交官的儿子是一家银行的职员，而吕塞特只是一个在郊区别墅里守着天天长大的孩子打发时光的家庭妇女。
然后生活出现了转机：丈夫的父亲死了，给他们留下了2千万法郎的遗产。
结果罗伯特举行招待会，倒上满满一杯威士忌。人们嘲笑他的笨拙。他可以开昂贵的赛车了，可以小心地搀着穿着五光十色的吕塞特的手臂了。吕塞特渐渐成了一个统治者，现在有一个男人在她脚下，能为她拼命了。她受到人们的称赞、嫉妒、追求。几百万法郎很快挥霍一空，罗伯特又回到窘态，试图想提醒妻子应该缩减开支，但是她用那种眼光瞧着他，以致他再也不敢说一个字。
从此，唯一的问题是怎么维持下去？他们找到了答案：“如果我父亲失踪了……”
“如果你父亲也死了……”
实事上，谁也不知道是谁先说出来的。吕塞特几乎不怎么认识她父亲，因为他从没抚养过她。但是俩个人都知道在他身后将有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7月7日晚上，当罗伯特找到他妻子时，他只跟她说了两个字：“完了。”
此时，她正在跳舞，一个确凿的不在现场。
从此，到处可以看到他俩的身影：在梅日瓦，他们争夺了滑雪冠军，在戛纳开着白色普力第茨车、在优胜汽车大赛中夺魁，或时时出现在海滩边。
每天晚上，跳舞、夜总会。香槟酒流成河，人们说罗伯将是个无能的男人，从不拒绝吕塞特的任何要求，甚至她找情夫。在6年中，她先后有半打情夫，他知道此事，但从来不说什么。他爱她。这种荒唐的生活在1959年6月9日结束了。这一天，日内瓦发狂的一对离开了他们豪华的别墅到了牢房，这时罗伯特供认道：“放了她，我求你们，她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是她切碎了她丈夫杀人时穿的血衣。因此，白内瓦法院处她8年徒刑。
吕塞特是个不知悔改的囚犯。当她厌烦时，她就发怒。她攥紧拳头，向女看守吐着舌头，做些让她们恼怒的事。她爱上了有名的首席律师，声称她不能在监狱里度过年华。
一个夏末的星期天，她在一个不知其名的女人帮助下成功地进出监狱，乘一辆德国车离开瑞士。瑞士国际刑警组织分部发出要求各处提供情报并逮捕逃犯的电文，但电文一直放在总部的总秘书处里，一直到近阿密法庭开庭。
“吕塞特·贝盖尔，”在星条旗下坐着的联邦法官问道：“您被指控犯有走私海洛因罪。您承认您犯罪吗？”
“承认。”女人发抖地小声说道。
在国际刑警组织总部瓦郎坦只是从报纸上得知诉讼的情况。他在猜想警察局能否得到满意的结果，“女巫”能否告知其他海洛因藏匿的地方。
瓦郎坦想象法庭诉讼大概在一种沉闷和严肃的气氛中进行。他自问吕塞特·门盖尔怎么能到这步？怎么会堕落到如此得度？对于那些在她光彩照人时认识她的人来说，她怎么会属于下九流社会？她怎么成了一个三流流氓的情妇，这简直是个谜。
她不是今天才与流氓无赖有联系的。为逃跑，她必须在下九流社会里找到同谋；为整容，她必然要进入一个能让胆小整容帅保持沉默的社会。给他整容的人不会不知道她就是吕塞特·贝盖尔。6年来。多少男人对这个微笑的小女人着了迷。
在这里有必要回忆一下日内瓦法庭上心理学专家的声明。他们这样说：这个女人的智力年龄仅仅相当于16岁的孩子。尽管她的外表，她的聪明，她的冷静的计谋，但是她的智力仅仅是16岁孩子的智力。尽管她长着一张成年女子的面孔然而她却是有孩子似的新鲜感，孩子似的好奇，孩子似的固执，孩子似的多变和孩子似的残酷。这大概就是一个女巫。
几个星期后，瓦郎坦收到判决通知书。大概是因为美国法院曾同警察局有过交易，“女巫”仅被判处7年徒刑，经过减刑，只是监禁4年，就是说比引渡到瑞士少到了两年。所有这一切都严格地归入档案。人们仔细阅读这些档案，会发现“女巫”有一个小女孩。一致的意见是；她从来没有爱过这个女孩。大概她认为她再也不会见到她的女儿了，以致她拒绝提起她。
今天“女巫”大概被释放了。但是当一个人的指纹放在国际刑警组织的档案里时，他能得到完全的自由吗？
实习警察
托尼本想到温泉般的水边去，结果在12月份的希腊沙滩上冻得发抖。此时是1970年。托尼20岁，穿着一身典型的嬉皮士服装；一件长长的印度毛巾衫和一条磨得几乎透明的牛仔裤。厚厚密密的胡子犹如皮毛围巾围在他那张瘦小的脸的四周，然而一直垂到胸前的头发却十分稀少，不能当他的风雪帽。他为了避风，爬过一个小沙丘，见到一个尸体。竟尽管他是个不信上帝的嬉皮，但出于本性，他还求助于上帝：“圣母玛利亚，保佑我！”……的确托尼很后悔来到欧洲。虽然那儿有太阳，但它总是躲在厚厚的云层后边，与加利福尼亚南部沙滩的太阳相比不能同日而语。蔚蓝色的爱琴海海水翻滚着，沙子冷得象雪。昨天，他本该也差点这么做了：乘头班飞机飞到天空更蓝的地方去。
现在他要走就会受到牵连。如果他把刚才发现的尸体通知警察局，他肯定要被留下来接受询问。欧洲警察局可不大喜欢嬉皮土这类的人。自从他来到欧洲的三个星期中，就已经被搜查了17次，检查他是不是带了毒品。托尼面对着尸体犹豫着。他既不是一个无责任心的人，也不是一个蠢货。这肯定是一桩杀人案，而且如果不能及时抓住凶手，他就可能被指控为杀人犯。
但是公民意识是有限度的。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尽管并非出于他本意，他还是离开了尸体。走到大约离尸体50米的地方，他又转身回去。两行脚印十分清楚地表明他来回所走的路。人们知道他到沙滩上去睡觉，他得承认他见到了尸体。这场官司是跑不了的了。因此，他没有急急忙忙赶往机场，而是前往雅典警察局。
一个年轻的警官协助负责此案的侦探工作。尽管他留着小胡子，穿着深颜色的制服，打着齐齐正正的领带，做出严肃的样子但大家都觉得他还是个孩子。的确，尽管伊利亚·安布罗十分用功认真，但他总有一副嘲讽别人的表情，还有他那豆芽菜般的细身材只能使人产生极有限的信任。然而伊利亚却成了负责此案的侦探的助手。侦探用一种权威的口吻给他讲了一节刑事侦察课。
“当一个嬉皮士来报告发现一具尸体时，对一个有组织的国家警察该怎么办？警察可以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询问，后者可以向嬉皮土所在国家分部发出询问。”
这样一份要求了解托尼情况的报告从雅典寄往华盛顿。借此机会，雅典警察局也要求知道有关死者的情况。尸体是这样的：黄头发，头发很短，几乎是剃光的，白皮肤上有星星点点的雀斑，很可能是旅游者。剩下的只有靠猜测：他身上没有任何证件，他衣服上的商标也被割掉，好象凶手虽不毁尸却要灭迹。
个子矮小、面色苍白的侦探此刻不作声，他想叫法医拿出看法。法医几乎也用权威似的口吻阐述着自己的结论，意在给这位实习警察上司法课：“尸体曾泡在海水中，因为我在他胃里发现了威海水。但他并非溺水而死，因为他肺中并没有海水。他身上绑的铜线并不仅仅是为了捆他，同样也是杀人的工具。我认为他是被电死的。也许是电压不高，不足以使他马上毙命，所以通电的酷刑大概延续了一段时间。死者的心脏是在遭电击后停止跳动的。然后凶手试图把他扔到海里，但没有成功。我发现在尸体身上不该有沙子的地方却有沙子。因此我认为凶手想埋掉尸体，可能在此时受到干扰，只好弃尸逃跑。”
“那么，伊利亚，您怎么考虑？”侦探问道。
年轻的警官只是作了一个表示怀疑的表情。既然头头们发表了见解，他哪敢有异议？然而他力图表现出不辜负人们对他的重视。
“头儿，我不知道。难道真是桩凶案吗？因为，如果……如果这些人要杀死这位先生，他们会用其他办法的。”
“好，如果这不是桩凶杀案，那又什么呢？”
“嗯……我也不知道，头儿，有人……比如说有一家人家想通过武力从他身上得到什么，结果这个人死了，那家伙想弃掉尸体以避免麻烦。”
老板思考着，抚摸着苍白的面颊，这个男孩说得很符合逻辑。
“但是，”伊利亚接着说，“干这个必须得有一间有电的空房子。如果死者是个旅游者，就应该挺容易找到他死前与他有来往的人。”
大侦探和法医惊讶地瞧着这个男孩子，的确他并不蠢。而那个大男孩直咽唾沫。
托尼在警察局等了12个小时了。他恨死了自己的长头发。然而当一个想打扮成嬉皮士的人，留着浓密的胡须和脏头发，就得学会有耐心！当警察们从他发现尸体的沙滩现场回来之后，年轻的伊利亚被邀参加审讯托尼，并给托尼倒咖啡。令人吃惊的是，尸体上留下的手印十分清晰。
“然而有个细节要讲清楚，”年轻警官问道，“根据足迹，您距离尸体有两米开外，您怎么能象您所说的那样马上认出是一具尸体来呢？”
“噢，”嬉皮士回答道，“首先是那身体的交工。同一个熟睡的或失去知觉的活人完全不同，他的身体弓成一个弧形，双臂小心地放在身体而侧。然后是几米长的电线捆在他身上。那人大概三十出头，身上到处是青块，尤其是在脸上。这样就不可能是一场事故，而肯定是谋杀。”
“那么，”脸色苍白的侦探在年轻的伊利亚结束他的审讯之后说道：“我认为他是无辜的，他与此案无关。”
这时，华盛顿国际刑警组织分部寄来了对年轻嬉皮士有利的材料。托尼十分吃惊自己这么快得到释放，当天晚上他就乘飞机到了阿富汗……但是案情并没有大白。
国际刑平组织只是搞清了死者的身份，他叫朱利斯·卡里，桥牌冠军，洛杉矶唱片公司的经理，来此地已有一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