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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骨何需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何等豪情壮志，何等恢宏气魄！没有这种异于常人的精神与气度，我想毛泽东是很难蔑视一切艰难险阻，披荆斩棘，实现他‘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鸿图大志。”
“你别忘了，在他的‘大我’之后，依然有着炽热的‘小我’。”江正原拉着她的手，爱怜地抚弄着她的长发，深情地对她说：“算人间知己，吾和汝。”然后他们就共同沉醉于这首《贺新郎》里——这首毛泽东诗词中极为少见的柔情缱绻里：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往。
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那时，他就流连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梦境中，不愿醒来。
在这个属于他们二人的梦境中，那实实在在的物质淡化又淡化，更多的是那高高悬浮于空中不可触即的理想、追求、精神、文化，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是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超人哲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是那天底下最神圣、最尊贵又最没有用的东西。江正原后来一直这样认为。
在这个梦境中，他得到了多少难以忘怀的欢乐，体味到了多少浪漫的诗意人生。
他们经常走在那长亭外、古道边，携手相看芳草碧连天，共同享受晚风吹拂笛声残，相依共伴夕阳山外山。
他们经常在那南风吹起，凤凰花开的时候，坐在野外的篝火边。他含笑地弹起自己心爱的吉他，为他梦中的人儿深情地歌唱：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你去斯卡布罗集市吗？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芜荽，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代我向那儿的一位姑娘问好，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他曾经是我的爱人。）
…………
清风徐徐，繁星满天，篝火与夜空构成了明与暗交织的最和谐与美妙的色泽。火光就在他们的脸颊上不停地跳动，火花却在他们的内心不断地升腾。四处弥散着芳香甜蜜的气息，人影就倒映在悠远缥缈的画境中。
第二章不离不弃
二
人在青春年少时总是有太多的梦想，
梦想在如花的青春岁月里总是那般的美好，
美好的梦想如同精致的玻璃塔，
不需要层层的重压，
它就会片片地飞撒。
这是江正原在大学时写给朋友的一首诗，没想到这首诗就象是写给他自己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准确而贴切。
江正原和秦梦的学业都十分优秀，毕业时两人都被推荐免试直接攻读硕士研究生。秦梦保送读母校的研究生，而江正原则被京城一重点高校录取，师从唐时朝教授，专攻比较文学。
江正原知道这个消息后兴奋不已，围着学校大操场跑了三圈。
“让我们为弘扬和传播优秀的中国文化这一远大理想共同奋斗，不离不弃！”他和秦梦的誓言一直在耳畔回响。攻读比较文学，传播中国文化这是他的宿愿，唐时朝教授更是国内比较文学界的权威专家。现在能够师从唐教授，醉心于自己的学术领域，做一个有所建树的学者，他能不感到前所未有的高兴、振奋、甚至是激动万分吗？
“我要早点把这个消息告诉梦儿。”江正原从操场上快步地走向女生楼。“上天对我真是太好了！不仅赐给了我梦儿，现在我的理想也即将实现了。”想着这些，江正原突然觉得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是那么的美好，连本来阴晦的天气也成了晴空万里。古人有云：景随情生。自是经验之谈，有感而发。
这时，江正原的脑海里闪现的全是在北京与唐教授畅谈的那一番情景。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以能在北京，而且还是在唐教授的家中见到了这位素有比较文学界泰山北斗之称的知名学者。
唐教授十分的谦和，并不因为他是一个无名的后生小辈。他当时也丝毫不感惶恐和拘束，并不因为唐教授是一个享誉已久的大学者。“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在唐教授面前畅所欲言，虽自己也有班门弄斧之感，但确实是兴之所至，情之所至。他看到唐教授不时地流露出赞许的目光。
那天他真的十分激动，全身每一根神经、每一个细胞都似乎活跃起来，思维是那样的清晰，谈吐是那样的自如。“中外文学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异，就象我刚才跟您提到的那样，西方诗歌的传统是以叙事见长，中国诗歌的传统则是以抒情见胜；西诗热情奔放，富含文思哲理，奇幻开阔；中诗含蓄深沉，用笔委婉精炼，意境高远。西诗以深刻铺陈取胜，中诗以微妙简隽为胜。西方小说大都长于情节，线索交错，曲折复杂，布局缜密，侧重人物心理描写，对内心的探索与挖掘；中国小说则大都脉络清晰，层次井然，始末具备，侧重从细节、人物的语言、动作等外化形态上表现人物的内心和性格特征以及中西戏剧，尤其是在悲剧方面的显著不同等等，我认为都是来源于我们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形态密不可分的。”
“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属于伦理型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上下尊卑的伦理关系。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在黄河流域，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山川与平原构成的内陆地带。我们的社会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农业性的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愿意‘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过的是可以‘晨起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缺乏的是海上的冒险和各种离奇古怪的遭遇，很少人与自然的抗争与搏斗。在华夏大地上，在生养我们的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是和谐交融的。‘天人相应’是中国哲学的古老命题。因此，在这种和谐中自然就会产生以感物抒情为主的文学艺术传统，自然就会产生情景交融、虚实结合、富于韵味的独属中国文论的意境说。《诗经》写实抒情，《离骚》是瑰丽恢宏的长篇抒情诗，继后的汉乐府民歌、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是以其强烈的抒情性而引起世人瞩目，光耀世界文坛的。而西方则不然。它的文化形态是科学型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占有资产的多少来决定，是一种法律关系，而不是伦理关系。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爱琴海区域，这里海陆交错，岛屿众多，星罗棋布。良好的海上交通条件，造就了西方高度的手工业和航海业，使西方成为了商业性社会。他们需要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战胜狂风巨浪去从事海外贸易，途中多遇巨蟒怪兽的威胁，商船随时都可能被巨浪掀翻，被暗礁触沉，被巨鲨吞没。正是这种海上生活的历险与奇遇，这种人与大自然的对立、抗争、搏斗给文学提供了大量的题材，从而形成了反映这些社会生活的英雄史诗和悲剧等叙事性文学。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世纪的《贝奥武甫》、《伊戈尔远征记》以及后来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无不让我们看到了这人与自然的冲突、对抗，从而为我们展现了那变幻无常的社会生活，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人生的理想与追求，人类的气度与力量。从这点上，也许能够解释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隐士文化和贬官文学在西方是很难见到的。这也就是尽管西方文坛对陶渊明的评价很高，但却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彭泽令的原因。跨越固有的文化传统去仿效是很困难的。”
“中国的农业社会产生了自己自足的农业型经济，工商业谓之末，一直受着轻视、忽视，自然也就不发达。与之相适应的就是封闭、保守、压抑的宗法制度。这种政治重视的就是伦理。反对个人自由，反对贪图私利、越礼享乐，强调天子的尊严、国家的统一、尊卑等级的神圣、品德修养的重要，反对个性自由的发展，压抑种种人性。与之相反，古希腊的商业经济社会则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权，成年公民可以参与讨论重大议案。民主政治使西方人崇尚个人的自由平等和个性的发展，‘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人人生而平等），崇尚个人的财富、个人的爱情，崇尚个人冒险和个人奋斗。正是这些塑造出了中华民族迥别于西方各民族的民族品格。对这种品格差异，罗素就有许多精辟透彻而独到的见解。中国历史上虽然一直战火连年，但我们本质上十分热爱和平。杜甫说‘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白居易曾写过一首诗，韦利先生翻译为《折臂老人》。作者将一个自己折断手臂以逃避从军的老翁当做歌颂的对象。这在西方国家是极其少见的。我们把多种生命现象的存在当作一种乐趣，不希望固有的东西有所减少或发生变化，没有西方民族那种占支配地位的要求无休止的变化和破坏观，这也就是他们称之为进步的思想观。罗素曾说，把中国人在西方寻找的东西与西方人到中国寻找的东西作一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中国人到西方寻求知识，希望知识能为他们提供获得智慧的途径。而白种人则带着三种动机到中国去：去打仗、赚钱、教中国人改信上帝。这三种动机中最后一种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激励了许多人为之英勇献身。这三者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具有侵略性的。而中国人却无意于强迫我们改信儒教。中国人是十分理智的，通常的中国军人并不好战，他们一般知道别人要求他们进行作战的理由，还不值得用打仗来解决问题。不安定和侵略好战不仅会导致明显的罪恶，而且会使我们生活中充满不满情绪，剥夺我们生活的美好享受，并使我们几乎丧失了善于沉思的美德。因此，他说‘中国人可以从我们西方人那里学习不可缺少的讲究最高实际效率的品质，而我们西方人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学习善于沉思的明智。正是这种深思的明智使中国的文明得以保持，而其它民族的古代文明却早已消亡。’在我们长期的宗法制度的压抑下，个人的命运和价值不是取决于个人的才智、能力，而是取决于个人在宗法网络中的关系，取决于对君主的忠诚程度，所以只有忠心耿耿的臣民，精忠报国的将士、循规蹈矩的君子、三贞九烈的节妇才是值得效法和歌颂的。正所谓‘文死谏，武死战’，‘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部烈女传倾尽了多少女子的血泪，一首‘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也成了歌颂所谓的‘后妃之德’。这也就是为什么起初楚国人民深切怀念屈原，而某些正统文人对他评价很低，甚至曲解的原因了。因为屈原的诗篇中就流露出了对楚王的不满，就有了高扬自我，要求实现自我价值的一面。‘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长期积淀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就形成了中国文学反对越礼纵欲，主张‘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要‘发乎情，止乎礼义’。故而在文学表现中就体现出一种中庸之美，一种以理节情、情理和谐统一的审美特点。而在古希腊的商业经济和民主政治中陶冶出来的民族特征是以自我为核心，以私利为基础，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这种民族品格一直延续到现代的西方人。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个人奋斗者’形象于连、拉斯蒂涅、蓓基·夏泼等就是最鲜明的体现。”
江正原滔滔不绝地说着。到后来，他仿佛觉得眼前坐着的不是唐教授，而是秦梦。他整个人都亢奋起来，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平时在憩园和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