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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造。他曾经带领他的百夫长号舰队环球旅行，旅途中，他曾经在澳门逗留了5个月。在临时航行至菲律宾之后，也曾经在广州度夏，并被允许访问广州；返回英国之前，他购买了大量的中国物品。这座建筑中有两个房间和我们要讲的故事密切相关：一间是“蓝色画室”，其中放置着安森的大部分中国收藏品；另一间是“廊屋”，其中收藏着一套为纪念他的环球航行而专门制作的中国陶瓷餐具，大大小小共有208件。在这座花园里，如今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中国亭子和与之相伴的红色桥梁，这不禁让人想起这位英国绅士曾经试图把他海外旅行的场景复制到这里。
《像绅士一样活着》Ⅱ绅士的家园（2）
伦敦新居
乡村别墅是绅士们的权力中心，但是在查理二世复辟之后，在首都拥有住所却变得日益重要，哪怕规模较小。
1666年伦敦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大火灾，这场大火灾几乎烧毁了整个街道和住宅区，也使这里获得了一个大量建造新建筑的机会。事实上，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即18世纪早期，就是整个“有品位的”住宅蓬勃发展的时期。在18世纪20年代，皮克迪利大街北面的一大片地方，被广场附近的格罗夫纳家族开发。此后两个世纪里，伦敦绅士的住宅规划有一个新特征：绅士所居住的房屋后面，是马厩和供仆人们使用的厕所，马厩与主街道平行。格罗夫纳家族所开发的核心地段就是现在著名的美菲尔高尚住宅区，这个住宅区的大部分还属于他们的后裔——当今英国最富有的威斯敏斯特公爵（他属于格罗夫纳家族）所有。由于居住在附近的很多贵族都加入到这片土地的开发当中，这里现在被认为是伦敦最好的高尚住宅区（贝尔格莱维亚区）。18世纪，其他贵族也在伦敦中心区开发出类似的广场，并以他们自己的名字命名，比如波特兰广场、卡文迪什广场等。位于巴斯的皇后广场，使这种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皇后广场的全套东西，都由建筑师约翰•；伍德专为喜好风雅的上流社会人士设计。其中的房子非常时尚，可供乡村贵族租住；房子的外观富丽堂皇，看上去就像是宫殿中的院子；广场中心则被建成举行正式社交活动的园林。伍德表示，“在城市中建造广场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们聚拢起来。”
绅士和贵族对乡村生活的热爱有时候也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把乡村生活的某些因素带入到城市——这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一种理想的状态。1734年，诺夫克公爵的遗孀在格林公园附近建造的房子就被这样描述：“它拥有欧洲最美的环境之一，有益健康，生活方便，环境秀丽；它面对着城市的匆忙和繁华，背靠着乡村的宁静与单纯。”这与白金汉公爵的想法不谋而合，1702年，白金汉公爵建造了一座巨大的住宅，这座住宅位于后来兴起的城市的边缘，能够俯瞰圣詹姆斯公园，从而也就具备了远眺乡村的效果。为了创造一种乡村别墅的感觉，花园和延伸到白金汉宫后面的湖泊都是统一设计的。白金汉宫的前面向西正对着湖和花园。如此一来，从正面看，白金汉宫是一个正式的城市宫殿，从背面看则是一座私人的乡村别墅。乡村的绅士和贵族在迁入首都的同时，保留了原有的乡村生活方式，白金汉宫就是这样一个例证。
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东西
Chinoiserie（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东西）一词来自法语，用来指称一种欧洲的装饰风尚。这种风尚的灵感完全来自于东方，但它对绅士家庭的室内设计、家具（例如油漆家具）、陶器、织物和墙纸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诸如丝绸和瓷器这样的东西，早在17世纪东印度公司成立后就已经进口到了欧洲。不过，“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东西”这个词的出现，以及对中国货的真正崇尚，却是18世纪发生的事情。在床进化成了乔治王统治中期的边桌，而木条后背的方形扶手椅进入英国人书房里的时候，中国绅士学者和英国绅士的世界才真正走到了一起。
中国建筑形式不仅仅被移植到了家具图案图书中，还逐渐进入到新的乡村别墅当中。这些别墅按照新帕拉迪奥风格建造，在别墅中设计“中国式的房间”变得非常时尚。在这些房间中，贴着从中国进口或中国式的壁纸，摆放着油漆闪亮的“中国齐本德尔式”家具，装点着东方的瓷器。通过现存最著名的典范之一、位于白金汉郡的克莱登别墅，我们可以窥见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内部装饰全盛时期的品位。这座充满远大雄心的别墅由维尼二世勋爵建造于1768年，别墅所在的这片土地自15世纪以来就一直属于他们家族。克莱登别墅的中国式房间可以说极尽奢华之能事。在房屋还没有正式落成之前，维尼二世勋爵就已经陷入了破产的境地。所幸的是，别墅仍然能够保留至今，供我们参观。克莱登别墅引发了一场建造中国式房间的风潮。不过，与克莱登别墅的中国式房间相比，其他地方的中国式房间通常要简单很多。直到20世纪初，建造中国式房间的风尚依旧持续不衰。这样的中国式房间，就变成了绅士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虽然只是刷了些黄颜色，或装点了一些中国风景画和精美瓷器。
《像绅士一样活着》Ⅱ绅士的休闲（1）
传统英国绅士的一天很晚才开始，因为他们不必朝九晚五忙于工作。通过一部日记，我们了解到1770年9月在伦敦西部伯克郡的一处房子里，十个人的家庭聚会是如何度过的。可以说，就餐时间决定了每天生活的基本节奏：他们上午九点半吃早餐，下午四点钟左右吃正餐，晚上十点钟吃晚餐。在这一天的时间里，绅士们要么钓鱼，要么打猎；天气恶劣的时候就在室内打台球。女士们要么在她们的化妆间内闲聊，要么在湖边、花园里散步，或者乘马车去邻近的小镇参观周边的乡村别墅。在花园里笔直的林荫路和两侧绿树成荫的小径、河畔漫步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人们通过散步聊天结交朋友是乡村别墅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谈话的内容也会因为精心布置的教堂、风格独特的历史遗迹而妙趣横生。正餐之后，女士们可能会退回到画室，在晚上七点左右品茶、喝咖啡。然后他们可能一起打牌、读报、演奏或聆听音乐，每个人都一直忙乎到晚餐。晚餐之后则要喝红酒和咖啡，还会有更多的谈话和音乐欣赏。
绅士们每天各个时段的活动都需要着装得体。只是到了19世纪末，也许人们觉得有些闷热，服装才变得不再那么正式，而像打猎、骑马这类室外活动在家庭派对中也变得更加重要起来。现在，道路越来越方便快捷，快速铁路线也迅速增加，人们既可以轻轻松松地“下”到乡村旅游度周末，又可以轻轻松松地“上”到伦敦处理公务。这样，绅士们能够从容纵情于乡村的乐趣而不会感到压抑。
巴斯与文明社交圈
两千多年前由罗马人建立的巴斯古代水疗城，今天仍然是最有趣味的英国小城之一。这座城市18世纪被开发为一个前所未有的理想场所，它不仅把有钱有势的人聚集到了一起，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绅士生活模式。别的城市往往规划有一个中心地段，周边辅之以宽阔的林荫大道。而巴斯城却依山借势，在绅士集中之处巧妙安排：浴室、矿泉水饮用室、操场、修道院和会场，所有这一切都被造型典雅的露台和新月形的门廊连接在一起。在这里，人们能够由此及彼，信步漫游，间或与老友偶遇，随意寒暄。所有这一切都由一个名叫理查德•；纳什的非凡人士创造，他1702年来到巴斯，人称“纨绔子弟纳什”。
纳什通过创造这种上流社会的娱乐新花样，把原本只是老弱病残聚集的小城开发成了一座宏大的社交场所。他建立了公共会见场所，制定了共同的着装和行为规范，并使得矿泉水饮用室、操场和会场成为严密组织的娱乐活动和各种会议的重点场所。在三个时间段里有相当固定的程序：“九点钟在矿泉水饮用室（后台有乐队演奏）会见客人，十二点在操场散步，下午六点至十一点则在会议室跳舞或者打牌。”这一切在我们看来可能稀松平常，却是前所未有地创造了一个专门场所供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绅士、淑女们相识，惟一的进入条件就是必须穿着得体。这样，为摆脱刻板枯燥生活而来到巴斯的富裕游客，就能够肆意赌博，享受一个调情和性爱都可以被坦然接受的婚姻生活。巴斯有定期的音乐会和戏剧演出，在旅游旺季，很多最好的乐师和演员都会从伦敦来到这里。此外，纳什还为这个美丽的小城增添了优雅的梯形广场和新月形的装饰，以此作为社交的背景。在整个18世纪直到19世纪早期，对于绅士们和他的家人来说，巴斯一直是重要的度假胜地——正如我们在简•；奥斯汀的小说和其他作家数不胜数的作品里所看到的，这个城市的名字往往与友好氛围、愉快会谈以及纯粹的享受联系在一起。
《像绅士一样活着》Ⅱ绅士的休闲（2）
布鲁梅尔：他创造了绅士古典时尚
在绅士的意识中，布鲁梅尔的观念和规则直到今天仍然在产生影响。牛津辞典将“dandy”（花花公子）一词定义为“一个过度关注时尚和潮流外观的人”，而它的同义词“beau”（博）则被用来指称男朋友或男性崇拜者，与布鲁梅尔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
布鲁梅尔的真实名字是乔治•；布赖恩•；布鲁梅尔（1178—1840），他是英国首相劳诺斯勋爵私人秘书的儿子。布鲁梅尔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早年曾经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摔折了潇洒的鼻梁。16岁那年，他的父亲去世，留给他超过两万英镑的不菲遗产。担任威尔士王子所在军团的一名军官之后，布鲁梅尔很快就成了花花公子。这个军团曾经让威尔士王子自豪不已，因为这里有“当代最英俊、最讨人喜欢的男人”。由于得到威尔士王子的庇护，布鲁梅尔平步青云。1798年，布鲁梅尔离开军队，转而从事艺术工作。他常常在自己位于上流社区梅斐尔的家里举办优雅的宴会派对。他对自己衣着的讲究几乎到了荒诞的程度，声称每天的穿衣打扮要花掉5小时；他肆意挥霍，甚至用香槟酒擦自己的皮靴。据说，如果领结不能一次系好，他就会随手将其扔掉。他生性极端挑剔，对个人卫生非常讲究，每天都要洗牙、剃须和洗澡。他变成了所有时尚男士的楷模，并一度成了摄政王威尔士王子须臾不离的伙伴（他甚至陪王子一起出外度蜜月）。
然而，这样的生活方式终究难以持久，绅士的显赫社会地位开始逐步降低。1816年，为了躲避赌债，花花公子布鲁梅尔被迫离开了英国。在挚友帮助下，他在法国西北部城市卡昂担任英国领事，不幸的是这个职位也很快被废除了。1840年，身无分文、精神恍惚的花花公子布鲁梅尔客死异乡。
现代绅士时尚指导
一般说来，传统绅士是在家庭中学习所在阶层的规则和行为模式。但是，对于游历欧洲的新兴的中产阶层来说，他们需要来自家庭外的一些指点。于是，各种各样的指导手册应运而生，手册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包括在各种场合如何着装等等。日渐繁荣的美国也产生了本土绅士，他们远赴欧洲旅游，比如在亨利•；詹姆斯的《贵妇画像》小说中所看到的。1922年，20世纪最前卫的时尚仲裁者之一艾米丽•；波斯特出版了名为《礼节》的著作，书中对雄心勃勃的绅士们可能遇到的诸如婚礼的安排、餐桌的摆放、请柬的发送等许多问题，提供了详尽的信息（波斯特女士曾经说，她本人有一次走进纽约的一家时装店询问，店员就拿出一本她写的书来回答她）。
当然，所有这些着装打扮的规则，也都可能退化成为荒谬可笑的东西。英语世界中最有趣的作家马克•；吐温（1835—1910），就曾经禁不住嘲弄过这类可笑行为。在一本没有完成的讲述滑稽可笑的礼仪的书中，马克•；吐温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中，面对一位年轻女士，一位绅士应该如何行动？他对可能有的一种行为进行了嘲讽。就像我们从中国作家林语堂的小说中了解到的中国的情形一样，礼仪意味着绅士不能简单地将这位女士抱起并从大火中救出。礼仪和迂腐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更严肃的批评是，礼仪只是表面现象，是通过肤浅的感觉来产生正确的印象。塞缪尔•；斯迈尔斯是维多利亚时代一位代表性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