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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说，“万勿打胎，兄愿收养。抛却诸事，前来巴黎。”于是张幼仪立即带上该带的东西，按照哥哥在信中标出的路线来到巴黎。经过哥哥的安慰、劝说，她慢慢平静了下来。这场心灵的变故，让这位坚强的女子，决定走自强自立之路。她顺从哥哥的吩咐在巴黎乡下住下。直到七弟从国内来，通过二哥知道了她的地址，到乡下来看她后，她又随七弟到了德国。
1922年2月，张幼仪在柏林生下了徐志摩的第二个儿子德生（彼得）。然而孩子的出世，并未能挽住父亲狂恋的心。也许，正是这种无能为力注定了他的飘然而逝，让无可奈何留给红尘间的男女自己咀嚼吧。
自从来到欧洲大陆，不管是在巴黎还是在柏林，直到孩子出世，张幼仪都没有见过徐志摩一面。3月初刚出院的张幼仪在七弟家，见到了一封徐志摩的《致张幼仪》的信。徐志摩给自己结发6年的妻子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正式书面向她提出了离异请求：“……无爱之婚姻无可忍，自由之偿还自由，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痛苦，始兆幸福，皆在此矣。”她当即打电话给送来信的吴经熊，说第二天去吴家见徐志摩。
第二天，张幼仪来到吴家，徐志摩已在那里。半年不见，徐志摩看起来很健康，也很快活。客厅里有四个朋友绕着他走来走去，一副护驾的样子。张幼仪只认识吴经熊和从美国来欧洲游览的金岳霖。
“如果你要离婚，那很容易。”张幼仪镇定而又冷酷地说。
“我已经告诉我父母了，他们赞成这件事。”
“你有父母，我也有父母，如果可以的话，让我先等我父母批准这件事。”
“不行，不行，”徐志摩急躁地摇摇头说，“你晓得，我没时间等了，你一定要现在签字，林徽因……”
张幼仪想，他何必在信上写什么勇气和理想？他不过是要他的女友，才这样情急难耐。多年后，有人问张幼仪，徐志摩要求离婚是不是革命性的举动，张幼仪总是说“不是”，因为他有女友在先。如果他只是因为不爱她才要求离婚，她会认为他是依自己的信念行事，那才是一个革命性的壮举。
徐志摩一动不动地看着张幼仪，手上紧握着已经起草好的离婚文书。
“那——好吧。”张幼仪说，“如果你认为离婚这件事做得对，我就签字。”
徐志摩一听高兴透了，笑容满面地把文件递过来，不能自己地说：“太好了，太好了。你晓得，我们一定要这么做，中国一定要摆脱旧习气，我们非离婚不可。”就在徐志摩和张幼仪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一周后，由吴经熊和金岳霖作证，徐志摩和张幼仪正式签署了离婚协议。
因无爱，浪漫、热诚、痴心和执著的徐志摩对自己的原配夫人就无情了。人在异乡又怀有身孕的张幼仪，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曾几度失去求生的勇气，但最后她终于坚强起来，决定留在异乡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离婚后的张幼仪，留在德国求学，她坚信自己能够拥有独立的自我，并能独自将儿子抚养成人。1926年回国后，张幼仪开始在上海发展事业，在东吴大学教德文、接办上海女子商业银行、经营云裳服装公司，均大获成功。她从小脚的阴影里走出，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新女性，但一生却没有走出徐志摩的世界。她跟夫家维持着奇异的关系，共同经营事业，精心抚育她和徐志摩的儿子，照样服侍徐志摩的双亲（认作寄女），连丧事都由她承办主持。
多年后，当被问及她与徐志摩的感情时，张幼仪说：“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作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人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拥有自由之身的徐志摩欢喜之下，就以浪漫和夸张的笔调写下了颂扬自由可贵的诗作《笑解烦恼结——送幼仪》，并在《新浙江》上发表：
这烦恼结，是谁家扭得水尖儿难透？
这千缕万缕烦恼结是谁家忍心机织？
这结里多少泪痕血迹，应化沉碧！
忠孝节义——咳，忠孝节义谢你维系
四千年史髅不绝，
却不过把人道灵魂磨成粉屑，
黄海不潮，昆仑叹息，
四万万生灵，心死神灭，中原鬼泣！
咳，忠孝节义！
…………
如何！毕竟解散，烦恼难结，烦恼苦结。
来，如今放开容颜喜笑，握手相劳；
听晚后一片声欢，年道解散了结儿，
消除了烦恼！
同年11月，徐志摩写的《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也在《新浙江》的副刊《新朋友》的《离婚号》上刊登出来。
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是近代中国第一桩自由文明离婚案。该通告除告知徐、张离婚的事实外，还对离婚本身发表了一番见解。徐志摩指出夫妻离婚对双方都是平等的，并不像传统认为的那样，好像总是女子在吃亏，所以人们同时应该打破男必娶女必嫁的谬见。男子再娶绝对不成问题，女子再嫁的机会，事实上总有不平等存在。这不仅因为女子不解放，也因为男子没有解放彻底。因此，徐志摩希望大家努力从理性方面进行，扫除陋习迷信，实现男女平等的理想。在通告的结尾，徐志摩对道德的更新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我们相信道德的勇敢是这新时期的精神，人道是革新的标准。”
徐志摩石破天惊的离婚通告，文名尚未远播的他立即以此头号新闻震动了中国，造成了近代史上头一宗西式离婚事件，挑战了百年前中国的封建婚姻制度。人们惊奇并且议论纷纷。
1923年1月，梁启超在上海得知徐志摩离婚后，立即致信当时正在北京的徐志摩，苦心劝导他：“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贴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邑佗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
梁启超的信字字出于肺腑，句句语重心长，而且着实看到了徐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之神圣境界”，他预料到他必要失败，又怕年少的他经受不起几次挫折，所以他警告徐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这种反理想主义是徐志摩不能接受的，充满浪漫信念的他认为生存的意义不在于苟且于现实，而在于不懈地追求理想。他马上给老师回信。首先，不承认他是以他人的痛苦来换自己的欢乐：“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其次，他承认爱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第三，他坚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明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多么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啊﹗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自由、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因此，他的好友胡适说：“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1922年3月，自由的徐志摩返回了剑桥寻找他的爱与美，而早在几个月前即1921年10月林徽因已随父亲回国了。
“徽徽，许我一个未来吧……”，他说。“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她说。她对“你是我波心一点光”的爱害怕得无路可逃，胆怯得不敢承受，明智得极力避开。不要疑我害怕，不要怨我胆怯，也不要说我明智，爱，无须世俗婚姻的承诺。她说：
忘掉曾有这个世界，有你；
哀悼谁又曾有过爱恋，
落花似地落了去；
忘掉，这些泪点里的情绪。
到那一天一切都不存留，
比一闪光，一息风更少痕迹；
你也要忘了我，
曾经在这个世界里活过。
第一部分 才情少年第12节 人生知己（1）
回到剑桥的徐志摩只觉得人去楼空，物是人非。痛苦和无奈中的他特别希望得到朋友的安慰和精神支持。
1921年10月，经过欧格敦的介绍，徐志摩见到了他心仪已久的罗素。
才华横溢、幽默谐趣的罗素谈笑风生、桀骜不逊。他藐视世俗成见、攻击卑鄙虚伪、提倡创造幸福、追求生命的乐趣、热爱和平、文明、人类、捍卫思想自由及创作自由的观念影响了徐志摩寻找生命的理想和灵魂的伴侣的一生。罗素的气质与风度，他那贵族绅士的趣味举止，他那苛刻严厉、锋芒毕露的论辩批评，塑造了徐志摩后来的自信、好辩和反叛现实的性格。罗素人格魅力的陶冶，他在困境中的不卑躬屈节，不向外界势力低头的勇毅形象，那种为真理宁愿锒铛入狱也不苟且偷生的大无畏精神，更是深深的感动着这位东方的年轻人。
这以后，徐志摩就常常来往于剑桥与伦敦之间，或是亲聆罗素的教诲或是参加罗素倡导的各种活动。由此，他成了罗素家中的座上客。这时的徐志摩更是疯狂地阅读罗素的著作，对罗素敬仰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11月，罗素喜得贵子。徐志摩得知后特别高兴。12月6日，他在《致罗素》的信中表示了最热烈的祝贺。他们的喜讯是鲍蕙尔小姐在剑桥告诉徐志摩的。为了一个美丽婴儿的降临，徐志摩说要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在孩子满月那天进行特别的庆祝，他和中国同学们已经发出了正式的请柬并准备好了一切，请罗素伉俪到时候到剑桥来。12月10日，罗素夫妇抱着刚满月的儿子准时到达。他们在门旁就看见剪纸的“喜”字，门上贴了红对联，对联上是汉语方块字，夫妇俩很是感激。正式祝贺是热热闹闹地吃红鸡蛋和长寿面。罗素夫妇觉得既好玩又愉快。开心的罗素大声赞赏道，生活就应该有情趣。
徐志摩为离婚难解难分时，还专门在1922年2月致信罗素，向他讨教，并单独和罗素见面，具体详谈。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已无法知道。可以肯定的是，罗素对徐志摩的行动产生了作用。
1925年7月，第二次来到欧洲的徐志摩赴英见到了罗素。罗素那天开了一辆破汽车到车站接徐志摩。他戴着开花草帽，穿着烂褂子，领带像稻草飘在胸前。这副乡下人打扮，让徐志摩差点儿认不出他来。不过，从他那敏锐的双眼中还是看出了哲学家的灵智。徐志摩和在偏远的南方做隐士的罗素轻松闲谈，还在他家住了两晚。1928年，徐志摩第三次赴欧，最后一次见到罗素。他们两人对坐长谈，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两点。
罗素的智慧和人格魅力让徐志摩永远倾倒，他们之间的相聚让他刻骨铭心。牵挂和关爱自己的，还有遥远国度挥不去的挚友；理解和鼓励自己的，还有异域他乡的知己。珍视友情的罗素在1959年分类编辑他的书札时，这位八十多岁的哲学家在徐志摩的书信一栏中写有：“徐先生是一个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中国籍大学肄业生，也是能用中、英两种文字写作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