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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有问题，具体政策又从何谈起？在他领导下，自1960年起，从中央到各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条例，这些条例的制定，从各地反馈回来的信息看，确实发挥了作用，不少问题都在解决中。对此，毛泽东可能感觉也没有太多的话好讲了，就按刘少奇的报告去做就行了。他一贯的高屋建瓴，一贯的大气磅礴，一贯的一针见血，未能重现在七千人大会上，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二部分毛泽东的讲话把大会推向第二个高潮（2）
对于当时形势的看法，对于过去几年工作的认识，毛泽东和刘少奇显然也有不太一致的地方。况且刘少奇刚刚在大会讲过，他不便又讲，也不太好讲。在一个大会上出现两个主席的不同声音，这毕竟更容易引起大家的思想混乱。
那么毛泽东的讲话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分量呢？他所谈到的是不是属于当时的重大问题？又该不该在大会上讲呢？客观地说，以毛泽东的敏锐，他还是抓到了当时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以他的身份和理论素养不仅解决了党内的一些思想问题，并把会议推向第二个高潮。所以尽管当时不少人觉得听着不过瘾，但不能否认他的讲话还是很有意义的，对于团结全党，解放思想，调整经济发挥了很大作用，也是建国以来，毛泽东为数不多的比较有分量的一篇讲话。
比如，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便是当时急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大跃进”运动期间，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损害，各级党委的一些领导人听不得不同意见，自以为是，主观主义泛滥成灾，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右倾的帽子，拔人家的“白旗”，使人不能讲话，也不敢讲真话，所以命令风、瞎指挥风、浮夸风等“五风”盛行，成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左”倾错误难以纠正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在纠正这些错误期间，有些领导同志不愿作自我批评，更不允许他人提意见，就是在这次大会上，不让人讲话的专断作风在有些部门依然存在。而那些受过委曲的同志则心中不快，这必将影响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的团结，影响党的战斗力，毛泽东因此提出延长会期，开“出气会”，今天，他又就这个问题从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高度开始了他的讲话。他说：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也不行，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所以，没有民主，不能克服困难。现在不是强调集中吗？强调集中，首先要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 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 ，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毛泽东举例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在同刘邦争夺天下时，最后垮台了。他强调，我们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也是要垮台的，难免有一天像项羽一样，“别姬”就是了。他针对有人不能批评的情况说：“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
在申明利害关系的同时，毛泽东还从巩固政权的高度来阐明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他说：
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
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刘少奇的讲话比较侧重强调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毛泽东在这里强调要让人讲话，要通过发扬民主来实现集中，所以他们两人的讲话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假若不是从健全民主集中制开始，调整国民经济、纠正“左”倾错误也就缺乏起码的基础。由此可见毛泽东抓住民主集中制问题专门来讲，是有的放矢，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强调要认识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认识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对扭转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盲目性，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为全党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国家的决心是一以贯之的。
少年毛泽东，曾辍学在家，就是因为看到中国“其将亡矣”，才重新回到的学校，青年毛泽东，现存的每一封信件，每一篇作文，都充满着忧国忧民、修学储能准备拯救祖国于水火，变中国为富强的激情。也是一种极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中间，无论遇到什么艰难曲折，他从未后悔。出生入死几十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胜利，给了他大展宏图、实现心中理想的舞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仅用3年时间便使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并进展顺利。要用多长时间中国才可以追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不断地思考、预测着这一目标的实现。开始，他比较冷静。从1954年到1955年3月，他提出大约需要50年的时间，不久又提出大约需要50年到75年。1956年9月，他将时间表又延长一些，说要50年至100年的时光。” 1957年11月，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他开始提出用15年左右，在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到1958年，一种急于摆脱中国贫穷落后面貌、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心情越来越迫切，将不久前还一直在讲15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英国的时间表，变成“1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又增加了一个“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赶超英美的时间表不断被提前。不久，更提出用7年、8年的时间赶超英国的口号，头脑最热的时候，竟说只要2到3年。但事实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愿望出现。“大跃进”的曲折，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开始感到经济建设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容易，同战争一样，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这个规律又十分复杂，弄不好照样跌跤子，照样死人。使毛泽东不安的是，过去几年他忽视了这一点。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二部分毛泽东的讲话把大会推向第二个高潮（3）
由此，毛泽东变得谨慎起来。他开始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已经触到中国社会的实际，遗憾的是，他没有继续思考下去，比如什么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什么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两个阶段各自有哪些特点以及如何过渡，等等，当然也就没有将此思考付之实践。不过他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即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1961年9月，他同英国的蒙哥马利说：“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50年甚至100年的判断又回来了。
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转折，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向中共各级官员说：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毛泽东强调：
要使中国强大起来，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性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这是毛泽东从挫折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
他的这个经验总结，表明他开始放弃短期内超英赶美的战略设想。 1958年，他面对中国的贫穷落后，曾充满豪气地放言，一穷二白，可写最新最美的图画。如今的他已经不再那么认为了，开始认识到中国的贫穷落后，是一个不利因素，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很长的时间。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在七千人大会上表达出来，对全党认识和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
“大跃进”遭遇重大挫折，毛泽东是很内疚的。每当他到地方视察工作，看到地方同志做自我批评时，心中多少有些不安，所以他多次进行自我批评。
1959年初，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开始承认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从1958年9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进主义错误，他表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
1959年6月12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
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对杨尚昆说：“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一次做了自我批评。并要求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
1961年11月，毛泽东提出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向全党交代，过去几年中央犯了错误。他说：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表示要承担责任。
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毛泽东在大会上说：
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做检讨。
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
关于“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是当时全党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不少地方干部嘴上不说，心里明白，这几年的错误绝不是一地一县一省的问题，而是带有全局性的错误。既然是全局性的错误，那么问题就在中央，主要是中央犯了错误。所以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检讨，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则显得十分必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