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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需要统一思想的重大问题，即对过去几年的工作和“三面红旗”问题，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这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成绩是伟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次要的。
“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周恩来的上述这一段话，基本采用了刘少奇书面报告中的说法。第二段话，看得出来，他是在努力和毛泽东保持一致，维护毛泽东的形象。
周恩来的讲话同林彪相比，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林彪是满怀激情的为“三面红旗”辩护，同时强调“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周恩来给人的感觉，似是一种按部就班的表态。他所说的缺点和错误，恰恰是“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这句话，似也可以理解毛泽东也有一些不合实际和缺乏远见的意见。周恩来乃外交领域的高手，他的话多少给人外交辞令的感觉。比较而言，刘少奇坦率分明，邓小平则采取了不提“三面红旗”的回避态度，而周恩来则有点不偏不倚的味道。
周恩来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勇于检讨错误、承担责任的人。这次会上，他的这一点表现最为突出。周恩来对于经济工作虽然不如陈云那么擅长，但自建国以来，由于担任国务院总理，长期处在工作第一线，也积累了不少经验。1956年，面对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情况，周恩来曾提出“反冒进”的问题，因此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他泄了6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性的错误，为此他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检讨。“大跃进”运动起来之后，应该说周恩来的内心是复杂的，既存在对“大跃进”疑虑的一面，也有被人们的热情所鼓舞感染的一面，还有屈于巨大的政治压力的一面。
这种矛盾的心理，在“大跃进”的严重后果暴露出来后，加深了他对自己的自责。他在2月7日的讲话中，代表国务院做自我批评说：
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国家计划和具体政策，具体措施，有许多是由政府部门提请中央审核批准的。还有一些政策性的文件，没有经过中央审核批准，就由各部门擅自发出，这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行为。
计划上的高估产、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
周恩来在代表国务院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还向大会检讨了自己本身的错误。他不是泛泛地说我有责任等语，而是实实在在地举了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他说，自己犯的一个严重错误是：
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即规定农业每年增产超过10％是跃进，超过15％是大跃进，超过20％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超过20％是跃进，超过25％是大跃进，超过30％是特大跃进。
另一个错误是：1958年6月2日，他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的文件。这是权力下放过多过散，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产值的严重后果。周恩来表示，这些问题，他还要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做适当的解释，这是他的账，要交代。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三部分周恩来给地方官员透了实底，算了细账（2）
坐在一旁的毛泽东心里明白，周检讨的两个错误，并不是他的发明，大家都有份，所以插话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央七大常委当中，像周恩来这样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做非常具体的自我批评的独一无二。听了周恩来的讲话，不少人很感动。有人说，以后再怎样打屁股也痛快。
从周恩来讲述的第一个错误的时间看，正是1959年庐山会议刚刚结束的时候。庐山会议之前，周恩来已经看到了“大跃进”的问题，开始考虑要降低各项经济指标。但庐山会议反右之后，他立刻将冶金部的副部长袁宝华、国家计委的安志文叫到庐山，重新核定钢材产量问题，并给各部长打招呼，说彭德怀的问题是什么性质，主席是怎么表态的，政治局是什么意见等等。用袁宝华的话说，总理打招呼的目的，是怕大家犯“错误”。可能就是为了不犯“错误”，庐山会议结束10天后，1959年8月26日，周恩来便按照中央讨论的意见，在人大常委会上讲了新的跃进标准。
从周恩来讲的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来看，确实有点天方夜谭，按这样的标准部署经济工作，只能带来更大的浮夸和瞎指挥。类似这样的错误，恐怕不止周恩来一人，但只有他当着全党的面，揭自己的短。心地坦诚可见一斑！
不过有一个问题要问：周恩来本来已经知道指标高了，可是为什么还要这样宣布呢？袁宝华说：“当时是泰山压顶，很难顶得住啊！”
这就是当年的现实情况。这种现实，有多少值得令人回味、令人深思的东西呀！
周恩来在做完自我批评之后，开始讲这几年他感受最深，作为一国总理最为头疼的事情，那便是困难的形势。当时全党对形势的看法并不统一，一种认为形势极端困难；一种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大会按照毛泽东的口径，也强调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那么，这个困难的形势到底是过去了还是没有过去呢？周恩来在讲话时，便把重点放在了解释为什么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问题上，他说：
现在的困难既然相当严重，为什么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呢？这是由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已经改正或者正在改正；几年来工作经验的积累，使我们逐渐认识了一些建设中的客观规律；农村情况已经开始好转，工业减产趋势已经基本停止；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开了盖子，破除了迷信，统一了认识，总结了经验。
既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而缺点错误又已经纠正或者正在纠正，为什么又说目前国民经济中的困难还相当严重呢？这是由于三年严重灾害的影响和许多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所造成的困难，还不能一下子就完全克服；工农业生产在某些方面遭到了部分的甚至是严重的破坏，经济情况的好转还刚刚开始，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回升，还需要一定时间。
应该说，周恩来在这里将中央对形势看似矛盾的估计讲透了。他实际上给全党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大有希望（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不过要知道还有严重的困难（还相当困难）。他把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判断辩证地、入情入理地一一向大家阐释，使人很难不信服。人说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左右手，毛泽东用口，周恩来用手。毛泽东说的话，要靠周恩来去完善、去落实。从这里，似可以看出周恩来在落实毛泽东的意图方面，确实有十分高超的艺术。难怪蒋介石曾十分羡慕毛泽东身边有个周恩来。
那么到底存在哪些具体的困难呢？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已经讲了不少，周恩来在讲话中，更加具体地一一罗列出来。他说：
当前的主要困难是，生产降低，物资不足。农产品很不足，人民的吃、穿、用都不够，市场供应相当紧张，工业、原料、材料、燃料不够，许多工厂处于半开的以至停工状态，约有三分之一的企业亏本赔钱。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反映在财政上，就是最近两年财政都有赤字……
周恩来强调，目前供应最紧张的是粮、棉、煤、木，其中最突出的是粮食。
因为粮食连年减产，全国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这几年各省市几乎天天向中央告急。1960年6月，国务院财贸办的一份报告谈到粮食情况说：北京的粮食只能销七天，天津只能销十天，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十个城市只能销八九天。这恐怕是建国以来，最让中央领导人心焦的事情了。倘若几个大城市的上百万市民排队购粮，而粮店则没有粮食可卖！将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啊！
周恩来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为了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恩来给各省市打电话，有时亲自前往，慢声细语，请求地方发扬风格支援中央；急了，也得声色俱厉地陈明利害关系；有时候，他还得用诙谐的态度，想办法“钓”出粮食。
有一次，周恩来来到江西，江西省委负责人请他吃饭。省长刘俊秀举杯向他敬酒，周恩来端起酒杯，却提出一个条件，干一杯酒，增加外调粮食一亿斤！连干三杯，增加三亿斤好不好？刘俊秀顿感为难起来。周恩来说：我有调查。江西老俵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三亿斤虽有困难，还是可以的。无奈，刘俊秀只好答应。①一杯酒，值一亿斤粮食。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最昂贵的一杯酒了。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周恩来用尽一切办法，在各省市之间腾挪周转，一国总理得了个“粮食调度总指挥”的雅号。
这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受粮食的困扰实在太大了。除了粮食，还是粮食，其他国家大事，几乎无暇顾及。那么多人因缺粮少吃而得了脬肿病，还有不少人被饿死，从毛泽东到周恩来，到党的各级干部，又如何能够心安？中国是一个有6亿人口的大国，基本的粮食问题不解决，其他的建设问题又从何谈起。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就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所以在大会上，周恩来强调了又强调的，就是粮食，想尽办法克服粮食危机。
当时中国严重的粮食危机，并没有向社会透露一丝一毫，报纸上一个字的报道也没有，国外对此也只能猜测—中国已经发生粮食危机。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给这些地方官员们交了实底，算了细账。他说：
第一个五年计划，平均每年生产的原粮，有3600亿斤左右，全国农民每年的年均口粮是400多斤原粮。1961年粮食总产量2800亿斤左右，全国农民平均口粮只有300斤左右原粮，多数的省、区在300斤以下。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三部分周恩来给地方官员透了实底，算了细账（3）
粮食在大量减少，而同粮食成反比的是：这几年城镇人口比1957年增加3000多万人，粮食销量增加100亿斤左右。尽管1961年精简城镇人口1000万人，1962年要养活现有的城镇人口，还差100亿斤左右的粮食没有着落。
与会者听到这里，个个屏声息气。过去他们考虑的是一个县、一个地区、一个省、一个大区的情况，现在听到的是全国的情况。看来全国形势真的不容乐观。只听周恩来继续谈到，如何解决粮食困难呢？
第一， 能不能向农民再多征购一些？看来不大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的征购比重很高了，……如果征购过头，势必增加今后农业恢复的困难，延长农业恢复的时间。可是，为了保证国家最低的需要，上面说的征购数字也不能再减少。邓小平同志说过，如果再减少，那只好解散城市，大家回乡。
第二， 能不能再降低城市的供应标准，我看也不能。目前城市人民的生活已经降低了，如果再降低，就很难维持下去。
第三， 能不能再增加粮食进口？1961年我们进口了500万吨粮食，已经很吃力。今年准备进口400万吨，粮食的来源和外汇都还没有完全落实。
这也不能，那也不能，到底什么是解决困难的主要办法呢？周恩来说：“还是刘少奇同志报告中所指出的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具体地说，周恩来提出了八项办法：
第一， 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1962年上半年要继续压缩城镇人口700万人，其中职工要减少500万人，在上半年精减的指标实现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