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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独有偶。中国共产党多灾多难，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也发生过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大的挫折和磨难，犯过两次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因而也召开了像遵义会议这样的会议，即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党的80多年历史上的又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也起了两个挽救的作用，一是挽救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二是挽救了社会主义制度。此后20多年，逐渐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因而也成熟起来，开始铸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辉煌。这在邓小平和江泽民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的著述中也是讲清楚了的。
这两个“生死攸关的转折”，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是异常重要的，都应当得到正确的反映和科学的阐释。
应当引为注意的是，对于怎么认识和反映这两个转折的中国共产党的曲折复杂的历史出现了两种倾向。这在北京能听到，在地方走走也能听到。
一种倾向是将历史曲折归结为领袖人品论。这在海外的一些著述中相当不少。“文革”时期的那种将领袖人物神圣化的情况，这在目前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但是，随着一些“历史内幕”的曝光，所谓领导人“黑匣子”的披露，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妖魔化”、“丑陋化”、“恩怨化”等，从而一部中国共产党史或领袖传记就不堪入目，玩权术、整对手、勾心斗角、争权夺位，什么理想追求、党的事业、人民利益等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历史已经前进到21世纪，用不着（也无济于事）再去神化什么，但是难道将党和党的领袖丑化一通，就是真实的历史？不可否认，我们的党还有不少弊端，制度还不健全，阴暗面的东西还存在，历史领袖的品格和心态也是复杂的，对造成这样那样的错误会产生影响。但是，造成历史曲折的基本方面是什么？如果我们这个党的领袖都是像那些著述所描绘的灵魂丑陋、品性卑劣，没有什么胸怀国家、心忧百姓这样的理念，那怎么能说明革命的胜利、困难的克服、民族的凝聚和国家的兴盛呢？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内还是有一批立党为公、心系人民、精忠报国、无私无畏的顶天立地的汉子的，这在普通党员里有，在党的领袖中也有；这在老共产党员中有，在年青一代中也有。这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中国共产党的脊梁，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忠良之士，是党的历史的主流。人民敬仰的领袖的品格的基本方面，可以说上不愧天，下不怍地。
还有一种倾向是将曲折历史直线化。夸大党的历史道路的曲折，极尽歪曲丑化之能事，这不可取。但是，不如实地将党的历史道路反映出来，让人民感到可信，这也不可取。比如，与遵义会议具有同等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党的历史的又一次伟大转折。何谓“转折”？即它不是直线发展的同一方向延伸，而是折了比如说90度的另一个方向的发展，有转有折，故谓“转折”。如果是直线式而不是直角式，哪还谈得上“转折”！只有按照小平同志说的将1957年以后20年的“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极左写清楚，才能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意义，才能说明它的两个挽救作用，才能说明它是新时期的伟大开端。否则，这个“转折”是凸显不出来的。这段历史不实事求是地讲清楚，以后还会折腾的。当然，讲这一次转折，也要作历史过程论的分析。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转折”的伟大标志来论述，可能更符合历史实际。
历史既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也值得我们深刻反思。进入不惑之年的毛泽东是推动党的历史实现第一次伟大转折的主角，随后成为领导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主要领袖。诚如小平同志说的，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这一伟大功绩已载入史册，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但是，谁曾想到，进入古稀之年的毛泽东却在探索的道路上栽了个大跟头，也犯了他曾经批判过的“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错误，一方面“沿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旧方法和旧经验”；另一方面又将马列“本本”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搞“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灾难。第二次伟大转折进行拨乱反正，就是既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又要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什么会发生毛泽东这样的历史现象呢？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如十六大所指出的，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既要反对经验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坚持海纳百川的政治文明，不搞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不搞重要领导职务的高龄化非常重要。小平同志认真地总结了这个教训，坚持实行退休制度，他本人带头退休。他多次说过：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这就容易犯错误。因此，“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这是邓小平的英明之举。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最主要的是靠有一个好的制度，而不仅仅是靠好的领袖个人。这是为历史经验，包括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土城之战和一渡赤水
由于不是像罗开富和索尔兹伯里那样专程走长征路，而是出差到相关省、县才去作那一段的考察，因而路线、时序与当年红军走的不完全一致。这次因是从叙永出发，就是先过赤水，后去土城，可以说是反向而行。
我有一个不那么好的习惯，每到一地，爱问一下历史地理沿革，了解地名、河名、山名的来历。有时得不到满意回答，影响气氛。好在这种情况极少。比如，为什么叫“赤水”？四川古蔺县委党史研究室何世鸿老主任讲出了原委。他说：赤水河流域多喀斯特地貌，以“每雨涨水，色深赤”得名。过去不叫这个名，汉朝称大涉水，晋称安乐水，唐名赤虺河。“虺”音“悔”，乃毒蛇之意；明清时才改称赤水。它发源于云南镇雄县境乌蒙山脉北麓，向北经滇东，流入川黔两省之间，有五分之三一段成为界河。在折入贵州后经赤水市流向四川泸州的合江汇入长江。这就是说，全长近900里的赤水河，上游为滇、黔、川三省，中游是黔、川两省的界河，下游则是四川的内河。
我们沿着赤水河走了一段。作为川黔两省界河，两岸群山陡峻重叠，河谷深切狭窄，宽处二三百米，窄处仅百多米，两岸悬崖高出河面在200米至400米之间。远处看，似条弯曲玉带；走到近处，岸坡达60度左右，无路下河，水流奔腾湍急。河域水能资源丰富，有优越的梯级开发条件。所谓赤水四渡不是一个渡口，而是分别在土城、元厚场、九溪口、太平渡、二郎滩、茅台等六个渡口过赤水。这六个渡口间相距200多里。
土城在赤水河中游东岸，是黔北入川的要冲，今属贵州习水县。在党史上，以土城战斗和一渡赤水而著名。土城镇党委书记介绍说：这里古称滋州，管辖现在的仁怀、赤水两县，是古盐道上驰名的水陆码头。盐商用木船将川盐通过长江运至这里，然后雇用农民工背着装满川盐的背篓，爬坡上坎，翻山越岭，运往黔北一带的县城或村镇。因此，清代诗人郑珍赋诗咏道：“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后一句就是指这里水运输盐的情况。土城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近些年，不断发掘明代军事屯堡等历史遗迹。古代繁荣已成历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里又开始焕发青春。我们将绿色资源与红色资源相结合，已建设成为习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部分。
镇党委书记也了解土城战斗情况。他介绍说：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原定经赤水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1935年1月下旬，红军分三路先后抵达土城地区。由于川军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县城，阻止红军北进，后面尾追的敌军又紧逼上来，毛主席主张在距土城镇西北五六里的青杠坡打一个阻击战，消灭尾追敌军。战斗在1月28日拂晓打响。这是毛主席“出山”后决策打的第一仗。这一仗没打好，也可以说是个败仗。为什么会如此呢？镇党委书记领着我们到了青杠坡战场遗址，观看当年的作战地形和双方的兵力部署态势。不看，说不清楚怎么没打好的原因。看了战场，像我这个不懂军事的“老外”也大体明白了。原来青杠坡是个狭谷地带，红军先利用公路附近的小山头包围了敌军，后来敌军增援部队又占领稍远的大山头，对红军进行了反包围。敌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又加优势装备，使作战形势立刻改变。因此，红军前半段打得顺利，后半段处境非常困难。当时决策的不周在于，一是对敌军兵力数目和战斗力状况，特别是增援部队加入战斗的情况估计不足；二是红军的部署没有占领大山头，控制制高点，作战地形极为不利。当敌军进逼到军委指挥部前沿时，为了扭转战斗局面，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自冲上前沿阵地，指挥军委干部团和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共同拼死奋战。当晚，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由赤水城北上渡江计划，立即突围撤出青杠坡，西渡赤水河，再相机行事；朱德、刘伯承继续指挥红军坚持战斗，周恩来负责指挥在天亮前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处理笨重物资。1月29日凌晨，红军大部队分左中右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两个地段的渡口西渡，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这就是一渡赤水。当追敌赶至河边时，见到已炸的浮桥及其他渡河器材顺水流淌，只能隔岸兴叹。
踏访“鸡鸣三省”地域（1）
踏访“鸡鸣三省”地域，寻找“鸡鸣三省”会址
“鸡鸣三省”会议，是一渡赤水之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但这个会议地址在哪里，一直是长征史研究的一个疑团，因而也使不少党史工作者对此有着研究兴趣。我既然在作“四渡赤水”考察，也希望对这个问题有所收获。
“鸡鸣三省”会议之说，源于周恩来的两篇报告。一是在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讲的。他说：遵义会议后，博古继续领导困难，再没有人服了。当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毛主席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二是1972年6月，周恩来作党的历史长篇报告，讲到遵义会议后，在“四渡赤水”过程中党的领导发生变化的情况说：土城战斗后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目前讲这段党史，都广泛引用了周恩来的这两个材料。
前些时，为查别的材料，翻阅《毛泽东文集》第8卷时，发现毛主席也讲过“鸡鸣三省”会议。他说：“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1｝这是毛主席在1962年5月讲填词《忆秦娥·娄山关》历史背景的一份文献。过去在文献研究室翻阅过这个材料，但这段话早忘光了。这对于研究长征，包括“鸡鸣三省”会议很有价值。
由于“鸡鸣三省”会议地处三省，目前这三省的党史部门和地方领导，都在论证这个会议是在本省的那个鸡鸣三省的庄子里开的。水潦就属于鸡鸣三省地段。去慰问特困群众，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