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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鸡鸣三省”会议地处三省，目前这三省的党史部门和地方领导，都在论证这个会议是在本省的那个鸡鸣三省的庄子里开的。水潦就属于鸡鸣三省地段。去慰问特困群众，正好考察这个问题。贵州毕节与四川叙永一河之隔。毕节地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正在作此考察。他们主要是了解在赤水河那边鸡鸣三省的庄子的红军活动、是否开会的情况。于是请他们过河来，同四川党史部门的同志一道考察四川这边鸡鸣三省地区的红军活动、是否开会的情况。本来还想请云南党史部门的同志来一起考察，但考虑昆明离此太远，跑来一趟不方便，再则两年前我从叙永去扎西，经过了云南那边的鸡鸣三省地段，不必再麻烦他们。因此，就没有与他们招呼。
2003年1月8日，我们一行去水潦。何谓“水潦（读“脑”音）”？“潦”字的音开始还读不准。叙永县委常委周主任说，这是彝语，意即“鱼需水养”。赤水河边的彝民，过去不少人下河捕鱼，这里崇山峻岭，每隔三五天才能赶一次集，只有活鱼才能卖得好价钱，故有此告诫。去水潦，要经过石厢子村，这是四川同志认为“鸡鸣三省”会议的那个庄子。
坚持“鸡鸣三省”会议在石厢子召开的说法，就我所接触的材料，当数前面提到的四川古蔺县委党史研究室何世鸿老主任。他在1986年曾写过《关于博古交权地址的考证》一文，参加在西安、延安召开的全国纪念红军长征5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次在古蔺，他也讲了他的考证。他是古蔺人，对那里的山山水水太熟悉了。他说：“所谓‘鸡鸣三省’，具体指的是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岔河。这里既是地名又是渡口，属于四川管辖。由于赤水河源头的倒流水截开川滇丛山，成为川滇两省的自然分界线，这是南北走向；还有一条渭河，则截开滇黔峻岭，呈东西向，成为川黔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因此，川滇黔三省在这里各形成张开的扇形山地，而岔河则是三面扇形的结合部。这里过去是三省边境一带群众往返必经的通道。90多年前，岔河的四川一侧岸边，曾居住过数十户人家，形成上下两条小街。后来这边只剩下一家姓赵的船工。在云南贵州那边，住户一直很少，长期只各住一户，红军来时都迁走了。分属三省的岔河三家，直线距离均为200米左右，任何一家鸡叫，三户皆闻。故有‘鸡鸣三省’之称。所以，真正的原本意义上的‘鸡鸣三省’，就是指岔河这个小范围。这是狭义的‘鸡鸣三省’。就狭义的讲，由于八九十年前就没有村庄了，云南、贵州的那两户人家早已迁走。因此，周恩来讲的‘鸡鸣三省’那个庄子不可能是岔河。事实上，当年敌军已在此设防，红军没来这里。现在对‘鸡鸣三省’采用比较广义的概念。当地老百姓把四川过去属古蔺县、现在划归叙永的水潦、石厢子一带、云南镇雄的坡头一带和贵州毕节的林口一带，统称为‘鸡鸣三省’地区｛1｝。这些地方都处在由岔河开始形成的三面扇形的高山区域。站在三省的任何一个山头，都可以看到岔河成的三面扇形高坡。”
踏访“鸡鸣三省”地域（2）
何世鸿不同意“鸡鸣三省”会议在云南威信县的水田寨、花房子、高坎等地的说法。他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些地方叫“鸡鸣三省”，它们在河边高山的背后，连岔河也见不到。如果硬要将这几个村庄拉进“鸡鸣三省”范围，就太牵强附会了。他论证“鸡鸣三省”会议在石厢子召开的理由有四：一是石厢子左濒赤水河，对岸是贵州，当年聚居有75户人家，400多口人，有一条山间小街，可以称得上“鸡鸣三省”的一个庄子。二是中央纵队在这里住了两三天，大致从2月3日下午直到5日上午10点左右，中央领导开会时间比较充裕，像“交权”这样重大的问题没有充裕的时间是不可能解决的。且敌军均在百里开外，开这样内容重大又需要时间解决的会，也要有安全保障。石厢子具备这个条件。三是中央纵队在5日行军，绕行崎岖小道，兼之道路泥泞，直到夜里二十三时半机要部门才赶到花房子一带宿营。即使中央领导人比这个时间早点到，要解决这样重大的问题时间短了也不行。如果认定会议时间为5日，与其说是长途跋涉、疲劳不堪，且时间仓促开会，还不如说5日在石厢子开完会，再出发更合情理。｛1｝四是花房子、高坎一带，当年没有村庄，只有零散农户。花房子只有一栋三间木房，百米左右尚有一屋。这里既不属“鸡鸣三省”地域，又没有庄子，因此，说“鸡鸣三省”会议在花房子、高坎一带召开难以成立。
我们的车子走在盘山公路上，看到通往石厢子的公路边，当地乡政府在一块像厢子的巨石上立着石制纪念碑，题写着两行字：边上一行小字为“中央红军长征纪念碑”；正中一行大字为“石厢子会议所在地”。站在纪念碑南望，在山口间的远处就是赤水河。我们进村看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住过的房屋遗址，并找到了当年为红军挑担由石厢子到花房子的郑绍林老人。老人年届90，头脑清楚，身体硬朗，还能下地干活。他说：“红军是腊月三十下午进村的，街上旮旯角角全住满了红军。前后10余里的村子都住有红军。其中好几个是坐滑竿的。那种滑竿很特别，白天抬着是滑竿，晚上放下摊开可作铺。在几家设的电台，发报的声音还听得见。第二天过春节，看到了女红军张贴署名李富春的布告。初二上午在审讯后枪毙了两个收税卡员才往云南方向进军。我为红军挑行李，水田寨驻有镇雄地方武装，红军为减少伤亡，没有进驻水田寨，绕道至花房子一带住宿。由水田到花房子只三里路，但很难走。到花房子已快到初三子时了。初四到云南大河滩，打了一仗，红军伤亡三四十人。在这里住了三天，部队又折回来，走原路，经石厢子到古蔺那边。我一共跟随红军九天就回家了。”
我们在水潦办完事后去“鸡鸣三省”的核心区岔河。没有车道，走着坡埂小路爬山近一个小时，才看到切开崇山峻岭来此汇流的岔河口。这里的地形如英文字母的大写“T”字。上面一横的右边是渭河，左边即是赤水河，一面的一竖是倒流水，即水往西边流。一横的对岸是贵州；以一竖的倒流水为界，右边是云南；左边是四川。我们站在四川这边山腰的崖边，低头看河如临万丈深渊，抬头看山全是陡峭绝壁。有恐高症，绝对不能来此险处。倒流水和渭河在这里成为川滇黔的自然分界线。三面张开的扇形山地对峙相望，形成的特殊自然景观一目了然。看两河的对岸两省，近在咫尺；但要到对岸去非常困难。因此，临河一带，住户不多。据说，目前正计划修建一座大桥，联结“鸡鸣三省”。到那时，这一带才能彻底脱贫，逐渐发展起来。看了这种地理环境，不难明白，只要敌军设有重防，红军确实来不了这里。因此，“鸡鸣三省”的那个庄子，不是岔河，绝对可以排除。
本来，倒流水那边是云南镇雄的坡头，再翻山就到了威信的花房子。但是，说走悬崖太危险，万一有闪失，谁也负不了这个责任，再则没有时间，30多里山路，没有五六个钟头走不到，只好不去花房子了。赤水河对岸，就是贵州毕节的林口。如果能见度好，在岔河崖边能清楚地看到对岸高山立起的“鸡鸣三省”纪念碑。这里没渡口，过不去，也只好作罢。
1月11日，我们绕道去林口；考察“鸡鸣三省”那个庄子在贵州那边的可能性。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吴主任一同前往。毕节地委党史研究室的谢主任讲了他们考察的情况。他们认为，“鸡鸣三省”那个庄子是林口迎丰村，“鸡鸣三省”会议在那里召开，其根据有三：一是这里的地理条件和群众条件最优。岔河在迎丰境内这边形成抱胯岩，站在岩顶，川滇两省亦尽收眼底。迎丰村就在岩上，原来就叫“鸡鸣三省”，解放后才改称迎丰。目前已恢复原名叫“鸡鸣三省”村。这完全符合周恩来讲的历史情况。二是邓颖超说到过林口。1979年召开全国妇代会，邓大姐接见与会代表，问到是林口人的毕节县妇联主席说：林口我知道，当年红军长征时到过你们林口。三是国防大学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说，“二月五日，在贵州的鸡鸣三省村，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
我们到抱胯岩顶，看到2001年纪念建党80周年时修建的纪念碑。“鸡鸣三省”四个字是萧克将军题写的。抱胯岩下是交汇的赤水与渭河，四周峰峦环绕，岩顶向河间外倾，超过了90度，极险极峻。站在岩顶比在四川那边看的位置高，因而三省的切割状态更清楚。中央纵队到这边来，以及从这里去扎西比在石厢子更加难以思议。3月在遵义开会，见到遵义市委傅书记，谈起“鸡鸣三省”会议。他向我们讲起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
——我当时是毕节地委书记，林口的那个纪念碑就是我去立的。立碑揭幕仪式在下午两点多钟。当时这边的鸡叫了，接着，四川、云南两边的鸡也叫起来。我们在现场真正体验了一次“鸡鸣三省”。这太难得了。当然，这不是说，“鸡鸣三省”会议就是在我们立碑的迎丰村开的。我知道，“鸡鸣三省”会议是党史上正在研究而没作结论的一个难题，因此怎么写碑名是有考虑的。我们请萧克同志只写了“鸡鸣三省”四个字，并未写“‘鸡鸣三省’会议”六个字。尽管我们有倾向，但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这要由你们专家去考证。
以上对“鸡鸣三省”的川黔两说作了现场考察。云南的花房子虽然没去成，但“花房子”说的材料看了一些。赞同“花房子”说的同志比较多。论证比较充分的，当数1985年10月中共昭通地委党史办等单位发表的联合调查报告。该报告称：当年红军通讯党校校长兼政委曾三回忆，“记得我们刚进入云南不久住了一晚上，中央在那里开会，说是那个地方叫‘鸡鸣三省’，说鸡在一个什么地方的山上叫，三个省都能听到”。还有当年军委一局作战科参谋吕黎平回忆：“‘鸡鸣三省’那个庄子，在我的记忆中它的地点不是在贵州、四川地界，而是已进入云南的管辖范围，也即是说扎西水田寨。”这是由两位亲历者提供的材料，不能不有较大影响。再就是张闻天研究专家程中原和云南昭通党史征研室翟昭明在他们的考辨文章中提出的项英来电问题，成为一个新的佐证。程文（《扎西会议考辨》）和翟文（《“鸡鸣三省”洛甫博古接交权时间地点考》）说：项英连来两电，2月4日是以项英名义，2月5日又以中央分局名义。中央要回电，成为提出“博洛交接”问题的一个直接动因。又说，吕黎平当时是随周恩来和朱德“走在一块，住在一起的”。这就增加了其回忆材料的分量。赞同此说者，在目前不仅居多数，而且占主导地位。
争论与研究，纪念与开发
以上我尽量做到客观介绍“鸡鸣三省”会议的川、黔、滇三说。毫无疑问，三方面都作了很大努力，走访了不少老同志，研究了许多文献材料。有的根据也很有影响力，比如曾三和吕黎平两人的回忆材料。但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三方面的论证还需要进一步充实。目前的材料都有不足，有的不足更明显，有的则不那么明显。
其一，史据还不够很充分。“川、黔、滇三说”都拿不出原始的档案文献根据或与会者的明确说法。目前最权威的还是周恩来的那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的不确定表述。凡所引述的领导人的直接回忆，包括陈云、杨尚昆等人的说法，没有一个指明就是某个村庄。这么多研究著述都是用的第二手间接资料，或根据相关档案、某些原始日记作的分析与推论。简言之，分析多于原始史据。不是说不可以作这样的分析与推论，否则就没法写文章了，而是说仅凭这些材料就像有的著述明确讲的“鸡鸣三省”会址只在这里，不在别处，恐怕难以令人完全信服。目前的结论或多或少有“先天不足”的缺陷。尽管川、黔、滇三说的有的同志都向我作了论证，但我至今认为还缺乏这样服人的论据。
其二，论理还不那么全面。“川、黔、滇三说”的有的文章的一个显著特点，“扬长避短”，对论证有利的一面讲的相当充足，对其不那么有利的一面或回避不谈、或语焉不详。
先看四川的“石厢子说”。对此说有利的，一是有电报说明中央纵队在那里住过两三天，离开那里是在5日上午，开会讨论这样重大的问题有比较充足的时间。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