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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渡长江的战略方针产生疑虑。为了使全军指战员明确新的作战行动的目的和任务，增强战斗信心，需要开展宣传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白沙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过去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所以当时决计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向长江边继续前进。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中央号召全体红军战士，“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中央要求全体红军战士，必须取得云贵川广大群众的拥护，发展与组织他们的斗争，号召他们加入红军、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党中央与中革军委号召全体同志鼓起百倍的勇气，提高作战决心，为消灭万恶的敌人，创造新的云贵川新苏区而斗争！”这个告示发布和传达后，广大指战员理解了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和战术行动的必要性，行军情绪顿时高涨起来。
2月18日，中央电令二渡赤水。至21日拂晓，中央红军各部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全部渡过赤水河。
2003年1月10日，我先后考察了太平渡、二郎滩两个渡口。太平渡在赤水东岸，这里水深，四季通航。清代在此设官渡通黔北，寓意太平过渡而命名。离渡口不远有街市，目前已发展为太平镇。街市依山临水而建，街面石梯非常陡峻，称为“梯子街”；即街长且高在200米以上。当年民居保留不少，许多户门楣上都贴有“红军住处”的牌子，据说贴有牌子的达120多家。因此被誉为“红军街”。当年的指挥机关就在半山腰的“红军街”上，毛主席渡过赤水在“红军街”的一家住户休息过，原物保存完好。这里目前建为“红军四渡赤水文物陈列馆”，还修筑了“太平渡口红军纪念塔”。在渡口遗址建有“太平渡渡口”纪念碑。从太平渡到二郎滩有60里，车子走了一个多小时。二郎滩是川盐入黔的口岸，过赤水，对岸就是贵州习水，与茅台遥遥相望。二郎滩这一带河道密布嶙石暗礁，不能通航，全靠人力背盐。地方军阀武装把持盐运，设有四大盐号。穷苦人靠背盐挣钱生活。广为流传一首民谣：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巴，餐餐糠菜饭。红军来后，打开地方军阀经营的盐仓，将囤积的五六十万斤食盐分给穷苦百姓。周围数十里老乡都赶来分盐，称道“红军先生好”，并积极帮助红军架设浮桥。这里的老街也是“梯子街”，红军住过的房屋和老盐号，都作为文物保存下来了。
贺子珍分娩白沙村
古蔺党史研究室老主任何世鸿陪同考察，给我讲了他作过考察的二渡赤水期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写道，“很可能在刚过赤水河以后，悲剧的遭遇再次降临到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身上来了。一天晚上九时，在傅连暲医生的看护下，她生下了一个女孩，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当时国民党正在追赶红军，毛和红军总部凌晨四时就要撤离，因此无法作出照料婴儿的安排，也不可能把孩子带着一起长征。孩子生下来几小时后就从贺子珍那里抱走。也没来得及给孩子起个名字，只用一块黑布把孩子裹着，连同十六到二十四块银元托付给一对农民夫妇抚养。这对夫妇保证照管好小孩。天亮前，毛、贺和红军又启程了，后面是紧追的敌人。以后再也没有打听到那个女孩的下落。这个故事是毛的警卫员吴吉清讲的，他当时照顾贺子珍。”｛1｝贺子珍生孩子的地方在哪里？吴吉清提到三个地方，其中一个是白沙。王行娟在《贺子珍的路》一书中也讲了此事，地点说是一个过去叫白山的山峰的地方。“贺子珍用虚弱的手，从身上掏出仅有的四个银元，交给钱希钧，说：‘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抚养孩子用吧。’担架员抬着贺子珍走了没多远，钱希钧抱着婴儿又追上来，对贺子珍说：‘你赶快给小孩子起个名字，或者留个什么东西，日后也好相认。’贺子珍摇了摇头，刚毅地说：‘不用了，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2｝
何世鸿说，根据这个线索，他们党史办作了反复调查核实，了解到贺子珍分娩就是在白沙。他说：红军部队是1935年2月15日开始进驻白沙的。毛主席住在鱼塘湾。部队在白沙休整，准备二渡赤水。在2月15日这天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有几个女战士扶着一个快要临产的女红军来到街上一户人家，提出要在他家借个地方生小孩。当天晚上，这个女红军生下了一个女孩。17日早晨，有个女干部带着负责休养连的董必武写的一封短信，说：老乡，我们是穷人的队伍。现在在行军中，有位女同志生下的小孩拜托你们抚养，希望她长大成人。这个女干部是毛泽民的爱人钱希钧。她请这户的老婆婆代为抚养。小女孩没有名字，老人给起了个名字，细心照料。但是，在红军走后三个月，贺子珍留下的这个女孩满身长毒疮没能活下来。老婆婆的外孙女当年15岁，跟着外婆过，亲身经历了这件事。她将小女孩当作亲妹妹照料。小妹不在后，她和外婆都哭了好些时，舍不得这个红军小妹。
何世鸿说：当年我们调查这个事，既不是要争什么，也没想到要图什么。一个早夭的女婴，有什么可图的。弄清这段史实，一是让人们进一步了解红军长征是多么艰难困苦，昭示后人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二是让贺子珍了却一桩心事。她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位坚强而又善良的老人，一生不幸。生了那么多孩子，活下来的只有一个。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做母亲的，谁不想念。我们查清楚了，老人在九泉之下也许会得到一点慰藉。这也算尽到了我们党史工作者的一份心。
贺子珍生的女孩的结局，很可能就是他们调查的这个情况。
扎西会议会址
白沙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旧址
116
太平渡的红军老街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住过的双沙镇崔家祠堂，他们在这里拟定了“二渡赤水河行动计划”。
｛1｝ 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11月27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1｝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31页。
｛1｝〔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75—176页。
｛2｝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页。
从苟坝会议到四渡赤水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即向敌人兵力空虚的桐梓地区急进。红军回师黔北成功，打乱了敌军部署。川军慌忙由扎西调头向东追击，黔军急冲冲地抽调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中央军由黔西、贵阳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遵义一带。红一、三军团在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在红五、九军团的配合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是重占桐梓、二取娄山关，继又再克遵义城。这样，从2月24日至28日的五天之内，共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红军的神速行军和运动作战所赢得的这一辉煌胜利，使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民党军对红军进行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于是，他气急败坏地而又杀气腾腾地带着参谋总长陈诚等飞抵重庆，部署对中央红军的新围攻。他调集川、黔、湘等军，采取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办法，妄图将红军歼灭于乌江以西、黔渝公路一带。
苟坝会议和毛泽东力排众议（1）
红军在取得遵义战役胜利后休整数日。针对蒋介石的部署，中革军委决定，将计就计，一面以部分兵力占据娄山关的有利地形，阻止敌军南进；一面在遵义鸭溪地区伪装徘徊，寻求在机动中歼灭敌军。为了粉碎蒋介石策划的新围攻，也为了加强作战指挥，3月4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敌军由于不断失地丧师，惊魂未定，不再贸然出动。红军多次求战不得。为引诱敌军出击，红军部队在3月上旬陆续撤离遵义，转移至西南以鸭溪为中心的地区活动。当时，国民党军有两个师摆在遵义西的打鼓新场一带。3月9日，中央纵队到达距离遵义和打鼓新场各百余里的苟坝。经过遵义大捷后，部队求战情绪更为高涨。10日凌晨一时，红一军团领导人提出攻打打鼓新场的守敌的建议。天亮后，张闻天主持召开党史上有名的苟坝会议。
在2003年3月考察遵义会议期间，我们一行四人同省委党史研究室吴主任一起，于27日到了今属遵义县枫香镇管辖的苟坝村。从县城出来，到这里一路颠簸。原以为苟坝在大山里，没想到它也是个坝子，四周有不太高的山，属于丘原地貌，村庄相当分散。这里是优质油菜种植地区，丘原种的油菜一片金黄。遵义县委负责人领着我们在苟坝村当年红军领导人住过的旧居转了一圈。我们先到马鬃岭脚下的“新房子”，即当年开苟坝会议的屋子和张闻天、毛泽东的住地考察。据说，此山形如鬣鬣马鬃，护卫着山下众生。毛泽东等住在这里后，国民党军派了五架飞机来轰炸，敌机从山后来，看不到山下的房子，无法投弹；从山前来，飞低了要撞崖。无可奈何，只好胡扔几颗炸弹就飞走了。开会的那个“新房子”现在早已不新了，历经68年沧桑，人换星移屋变旧。房屋格局虽保持着原样，但连当年房主卢家的儿子，现在都成了年过古稀的老人。房前立有镇党委和镇政府写的牌子，说明当年在这个屋子开会的情况，也可以说是苟坝会议的简介。遵义县党史办对苟坝会议情况作过研究。我们同老乡一起围坐在门前，听县党史办老朱同志讲述苟坝会议。他说：
——鉴于过去李德、博古专权，政治局不讨论重大军事决策，遵义会议作出决定，一切重大军事决策都要经过政治局讨论。这样，遵义会议后，红军的许多战斗行动都拿到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甚至有20多人参加的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所以，一渡赤水、二渡赤水期间的会特别多，而且往往是白天行军走路，夜间开会讨论问题。有的会七嘴八舌，意见不一，开的很长。苟坝会议就是这样。收到红一军团的“万急建议”电报后，张闻天当即召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刘伯承、张云逸、李富春、叶剑英等20多人，在这个屋子的堂屋，也就是现在说的客厅举行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同志回忆，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争论很激烈。从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看，对苟坝会议讲的比较具体的，还是周恩来1972年6月作的那个讲党的历史教训的报告。当时参加会议的红军高级将领同战斗员一样，巴不得以战争的胜利来创造云贵川三省地区根据地，求得生存再图发展，一致赞同进攻打鼓新场。会上，只有毛泽东一人不同意打，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张闻天见双方争得不可开交，毛泽东又以不当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努力抗争，但还是说服不了大家，很着急。这时，有人提议“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就搞了个民主表决，结果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表决掉了。此时，毛泽东就职前敌司令部政委刚刚七天。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11日晨下达。周恩来回到住处到深夜写好作战命令，刚准备休息，毛泽东提着马灯来了，要周恩来晚一点下达命令，还是再商量商量。毛泽东、周恩来连夜找到朱德，三位领导人认真分析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弊得失。毛泽东首先说服了周恩来和朱德两人。
——11日天亮后，周恩来提议继续召开会议，重新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经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