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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周恩来和朱德两人。
——11日天亮后，周恩来提议继续召开会议，重新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终于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一致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想法。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过去的“三人团”主观武断，弄得中央政治局啥也不知道不好。现在天天开20多人的会议讨论军事行动，争论不休、解决不了问题，又贻误战机，还是成立几个人的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对中央政治局负责。周恩来在遵义会议时就有将毛泽东推举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的想法。这天晚上，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提议向张闻天作了通报。张闻天不大懂军事，也与毛泽东有同感。当即同意次日召集会议，讨论成立三人小组问题。3月12日上午，还是在这个堂屋举行政治局会议。张闻天主持，提议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小组，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这个提议获得与会领导人的一致通过。这个三人小组又称“三人团”。
听了老朱同志的介绍，我想起毛泽东在1959年初努力纠正已发现的“大跃进”的一些“左”的错误的时候，讲到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谈到了苟坝会议这段历史。毛泽东说：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列宁那个时候有这种情况。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在“文革”期间的1967年的一次讲话中，他提及此事，也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这说明苟坝会议在毛泽东的脑子里是有相当分量的一次会议。
苟坝会议和毛泽东力排众议（2）
老朱同志论及苟坝会议的意义，讲了三条。他认为：
——第一，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使红军免遭一次重大挫折。红一军团在诱击那里的敌军时，蒋介石已令另一路敌军压来。盘踞在打鼓新场的黔军虽然战斗力不强，但打鼓新场城墙坚固，还筑有碉堡。红军远距离奔袭攻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手，久攻不下必然给敌军造成增援时间。打得不好，反而给敌军对红军构成合围之势，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
——第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地位，并进一步确立了在红军中的指挥地位。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虽然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并明确作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没有一个组织形式，其“帮助者”的地位和作用不明确。3月4日成立的前敌司令部，是当时的战争形势为诱歼敌军而特设的，局限性很大。苟坝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很孤立。第二天，形势才反转过来，大家接受了他的正确意见，从而也巩固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新“三人团”的成立，是继“鸡鸣三省”会议解决党内最高领导分工之后，再次解决了军事指挥的最高领导机构问题。它全权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有利于在敌情瞬息万变的复杂战争环境下，保证正确军事指挥的实施。这就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最高领导机构中的地位。
——第三，明确了毛泽东在红军领导中的职权，为实现他早已谋划的把“滇军调出来”、西出云南渡过金沙江入川的战略计划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他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也是希望从长计议，实施把“滇军调出来”的战略计划。新“三人团”的成立，有利于实施这一战略计划。后来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县党史办同志介绍完后，我们实地沿着毛泽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的路走了一趟。这是一条田埂小路，弯弯曲曲，坑坑洼洼，沟沟坎坎，还要翻一个山坡。大约有五里地，就是在白天都很难行走，我们走了半个多小时。更不必说在几十年前，这里的条件更差，且是深更半夜，提着马灯，摸着黑路，可能要走一个小时。周恩来同休养连的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三位老人和八位女红军住在一个坡上的房间比较多一点的大屋子里，门前有一条很窄的小路，若不小心，就会掉进旁边丈余深的沟坎里。毛泽东走这么远的路，又加上心绪不那么好，其行走之艰难情景可想而知。经过这番体验，我们不胜感慨：毛泽东的许多想法和做法，非同常人。他完全可以作另一种选择：意见讲了，辩论完了，职务撤了，以后的一切后果与他无关。他可以安心睡觉，那时就是缺睡眠。但是，中国革命的安危，红军的命运，使他难于苟且偷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驱使他还是要摸黑，走那么难走的崎岖小路，去找周恩来。如果没有此行，历史可能会另写。因此，我们不能不佩服一代伟人毛泽东。
考察之后，热情的苟坝人要我们像当年的中央红军一样，跟他们同吃一顿饭。盛情难却，客随主便。苟坝人用静静流淌的溪边生长的水灵灵的野芹菜、嫩嫩的柴胡、绒绒的清明草、尖尖芽的雀雀菜、脆脆的蕨根菜，还有自养的土鸡、自制的腊肉和自酿的包谷酒等，招待我们。方方正正的八仙桌，摆的全是没有污染的绿色菜肴。边吃边喝边说话，不仅味美无比，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体验了一次当年红军同老百姓的亲密关系。
三渡赤水过茅台（1）
根据苟坝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应向西南转移，控制赤水河上游的渡河点，求得在机动中消灭一部分敌军。在围攻赤水河附近的鲁班场不克的情况下，及时撤出战斗，向茅台地区转移。为了迷惑和调动敌军，特别是要将滇军调出来，以便奔袭金沙江，中革军委决定实行一次全军性的大佯动，再渡赤水。3月16日晨，红一、三军团主力经过在月色中秘密迅速的急行军，先后分别占领仁怀县城和茅台镇。
仁怀县东邻遵义和桐梓，在大娄山脉西段北侧，地处赤水河中游，与四川接壤。县城所在地中枢镇为清代雍正年间建置。红军突袭，国民党的县长闻风逃跑。按《红星》报载，老百姓以“肥猪烧酒”热烈欢迎红军。茅台离县城不到30里路。红军在到茅台之后，老百姓更是酒肉慰劳。但是，红军纪律严明，所用之物都要付款。
过去从未到过茅台，2003年1月考察四渡赤水时去过一次，3月在遵义开会时带着会议代表又去了一次。茅台的名气在那里，经他们反复介绍，知道的情况也就多一些。
茅台镇位于县西的赤水河东岸。镇名的由来，根据民间流传，可以顾名思义，说是最早的茅台村建于赤水河畔的台地上，古时这里茅草遍地，故名之。在知识界则讲究“典”出何处？说是古时的土著居民濮人常在这种茅草台地上祭祀，久之名曰“茅台”。前述土城时，镇党委书记所引清代诗人郑珍赋诗“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可能写的就是茅台。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始凿这里的赤水河道通舟楫。四川自流井盐经赤水河运入，经过元厚、土城、淋滩、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至此起岸（这些大多是红军经过的渡口，最近的二郎滩渡口距此120里），因而成为川盐入黔的主要渡口之一。由于水路陆路畅通，四面八方商旅云集，运盐马帮和船只络绎不绝，市场繁荣，成为黔西北物资集散地。故又有清代诗词：“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
在茅台，是先有盐市，后有酒肆。不来此不知道此说。由于盐业大兴，无论商贾还是盐夫，对酒都有需求。赤水河在此称为茅台河。两岸发育着紫色砂页岩和紫色土壤，这里将紫色俗称酱色。在酱色土壤上种植的高粱和小麦，其外形也是酱色的。因之，成为酱香型酒的原料。我们参观了酿酒车间，酒曲、酒醅、酒槽是酱色的，盛酒的坛子等也是酱色的。这才体会到茅台酒的“形”的特色。茅台酒的“味”也有助于来此的人适应水土。这就刺激了酿酒业的发达和酿酒技术的提高。在乾隆晚年的18世纪后期，这里已有商号销售烧酒。到了嘉庆年间，“茅台村酒，全黔第一”。至道光年间，这里已是“村店人声沸，茅台一宿过，家唯储酒卖，船上载盐多”的闹市景象了。经过清末战乱之后，民国初年得到复兴。1915年，茅台两家酒房生产的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被评为世界名酒，荣获奖状和奖牌，从此，名声大振，誉满全球。
说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我们去参观的许多人都以为博览会是在中南美洲的巴拿马召开的。没想到此言差之远矣，又冒了一次“傻气”。对世界博览会历史有研究的同志讲：会址是在美国的旧金山。所以冠以“巴拿马”名称，是因为美国人从1903年至1915年，用了十几年时间凿通巴拿马运河，将太平洋同大西洋贯通。自此，世界三大洋、四大洋都连成一片了。美国人既受益又自豪，决定在遭受过大地震而又正在重建的旧金山召开“庆祝巴拿马运河开航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一般简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故造成许多人理解的错误。茅台酒夺冠也有一段故事。包装简陋的茅台酒在展会前中期并未引起注意，眼看快结束了，贵州参展人员急中生智，拿起一瓶茅台佯装失手，酒瓶掷地，顿时香溢全展会，醉煞万国人。浓郁的酒香使评委们对茅台赞赏不已，最后一举夺金，与法国科涅克白兰地、英国苏格兰威士忌共誉世界三大蒸馏名酒。
中央红军再渡赤水，就是经茅台由黔北折回川南的。3月16日傍晚，中革军委在离开县城前往茅台途中，下达三渡赤水命令，要求“于今十六日晚和明十七日十二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根据这个计划，红军主力迅速摆脱敌军重防阵地，向茅台地域集结。红一军团进抵茅台后，在上中下渡口架起浮桥三座。红军各部于16日18时开始依次渡河，于18日晨，数万大军秩序井然地全部渡完。
目前，在河东岸毛泽东等领导人三渡赤水处立有一座小碑，记载了当年渡河的情景。在西岸河边当年下渡口的小土台上，立有“茅台渡口”纪念碑。在高坡山上修建了一座由江泽民题写的“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塔”。这座纪念塔高25000毫米，表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塔身由四片形似浪柱的建筑依次错位而成，突出纪念塔的主题——四渡赤水。塔的顶部形似赤水河掀起的冲天浪花，与塔身前中上部的四个不锈钢球融为一体，象征革命洪流势不可挡。塔座为船形，寓意毛泽东掌舵乘风破浪。顶部四个半圆孔内设置航标灯，标志毛泽东思想是指引革命航船前进的指路明灯。整个塔面用朱砂色红花岗板材贴面，通体赭红，与茅台朱砂堡土壤颜色一致，表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在红军四渡赤水的几个渡口中，纪念建筑比较高大的，也比较多些的，就数太平渡和茅台渡。江泽民题写塔名的这个纪念塔堪称第一。
在茅台，红军是否用酒洗澡洗脚呢？这个说法流传很广，不少人到此后都要提出这个问题。厂党委同志告诉我们，这纯粹是以讹传讹的无稽之谈。他说：我们茅台，无论哪家烧房酒厂，都是用高齐肩头的大肚小口的陶制坛子贮存酒，从未有酒池之类。要在大酒缸里洗脚，这里没有那么高的板凳，人的腿也没有那么长，怎么伸进去？更不必说要钻进酒坛子里去洗澡，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何况又是战争年代，后面有敌军在追赶。红军在这里是路过，不是作长时间休整，去从容干一些事。再则，红军还有严格纪律规定，不可能做那种事。他们在酒厂门口，首先贴上“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布告，任何人不准擅入，只能善价而沽。就我们看到的材料，周总理品尝过。聂帅在回忆录中讲过他和罗瑞卿两个四川人，叫警卫员去买酒来品尝过这早已出名的好酒。但是酒刚买回来，敌人的飞机就来了，赶快渡河要紧，因而还没来得及坐下来品味。杨成武的回忆讲了下面官兵的情况。他们从敌军重兵防守的鲁班场赶来茅台后，将土豪家里的盛满茅台酒的坛坛罐罐，以及其他财物和粮食统统没收，除部队留了一些外，全部分给了群众。指战员中会喝酒的，都过足了瘾，不会喝的，也都装上一壶，留下来擦脚活血，舒舒筋骨。杨成武讲的这样的事是有的。这合乎情理。
三渡赤水过茅台（2）
厂党委同志说：对于红军过茅台的传闻，我们的国酒文化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