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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能指挥北进，这是中央的事。’彭德怀便回绝了林彪。会理会议还根据刘少奇与杨尚昆共同署名给中央的一封电报中所反映的意见，批评彭德怀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和右倾情绪的反映’。指责他不在这封由刘少奇起草的电报上署名，是有意向中央隐瞒情况。”｛2｝
以上回忆材料，在个别细节上可能有点出入，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它说明了开会理会议的缘由和必要性。
在我看来，为什么要开会理会议？还有一点，就是要确定过金沙江后的行军方向，要不要过彝民区，前往大渡河？过了金沙江，摆脱敌兵追击只是暂时的。蒋介石还会派川军前堵后追，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被动局面。会理会议讨论了红军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上，越过大渡河，实现在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目的。这不仅是会理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实际上也是决定召开会理会议的一个重要原因。随后，决定两个四川人打先锋，即刘伯承任先遣司令，聂荣臻任先遣队政委，运用刘伯承在川军中的声望和他们两人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率领先遣队，担负为全军开路的重任。
对于会理会议的召开，过去比较多地强调前者，很少指出后者。只有同时分析这两个方面，对会理会议的积极的历史作用才有比较全面、完整的认识。
历史之谜：会理会议为什么要批彭德怀
会理会议批评林彪在情理之中，是他挑起的事端，批评他，人们不会有异议。经过对会理会议的研究，不难发现，毛泽东对始作俑者林彪的批评并不重，只是一句：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显然，这是呵护之词。对彭德怀的批评却非常重，认为林彪的信是他鼓动起来的，因此，会议似乎成了主要是冲着彭德怀的。按照《杨尚昆回忆录》，聂荣臻在会上说明情况，作了证。为什么在这以后还揪住不放，多次进行错误的批评呢？对这个问题，我始终不得其解。
《彭德怀传》写道：“对于会议的批评，彭德怀觉得突如其来，且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大敌当前，他感到应以团结为重，当时在三军团指战员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怀疑、埋怨情绪，遂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还表示：‘坚决拥护新领导，继续北上，与四方面军靠近。’他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提出我更不适当。’同时声明：‘这封信，事先我不知道。’”｛1｝这里，主要是陈述事实，表明了彭德怀的坦荡胸襟。
《彭德怀自述》回忆道：林彪写给中央军委的信是在会议时看到的。当时未介意。毛主席在会上指出：林彪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当时我想，电报与信和我完全无关，竟落到自己头上，今后可要注意些，可是事一临头，就忘记了。”｛1｝
《杨尚昆回忆录》比较多地分析了这个问题。尚昆同志写道：毛主席在会理会议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呢？林彪给彭总打电话这件事，彭总本人已经说清楚，聂总又给作了证，并且说左权等都可以作证，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对彭总、甚至张闻天同志这样不满呢？这件事我很长时间不理解，又不好打问。直到延安整风时才逐渐弄明白。原来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发生过几件事，使毛主席内心很不平静。尚昆同志主要讲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土城战斗没有得手，博古便嘲讽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第二件是苟坝会议的第一天会上，毛主席的主张遭拒绝，张闻天决定由彭总取代毛主席任前敌负责人。这件事间接地牵涉到彭德怀，而彭本人当时可能还不知道。
——第三件是红军过北盘江前，中央讨论派一位负责同志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并设法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张闻天曾自告奋勇愿意去，大家没有同意。后来，派了陈云去。｛2｝
尚昆同志说：“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刚出来担负重任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将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人，这确实是相当严重的事情。毛主席所以恼火是可以理解的。”尚昆同志还说：“毛主席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错断，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煽动起来的，因而迁怒于彭总。对张闻天，毛主席虽然没有明说张到三军团和彭结合起来反对自己，但话中已流露出这种意思，并且说了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因此彼此心存芥蒂，长期存在着误解。”｛1｝这里的解释，有助于理解会理会议上批彭德怀的原因。
但是，为什么在此后直至1959年庐山会议，还要继续讲此事呢？尚昆同志是这样解释的：“到1959年为止的24年中，毛主席对这件事提到过四次。彭总在《自述》中说，他‘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只有在1945年1月七中全会主席团的一次座谈会议上，毛主席诚恳征求意见。彭总说了两点意见：一是富田事变的处理方式不妥，基本上是地方干部与军队的隔阂，客观上不都是AB团；二是会理会议上对彭成见很深。但也没有多作说明。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这件事竟又被当作彭‘反党’的历史依据。那时，林彪表示：那封信和彭德怀无关。‘文革’期间，彭总遗憾地在《自述》中写道：‘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该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1｝尚昆同志的回忆不在回答此问题，只能谈到这个地步。
关于这个问题，没有更多的文献材料，有些具体情节不可能弄清楚。目前只能论及至此，因而这是个历史之谜。
会理县城
会理会议遗址
156
｛1｝《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136页。
｛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
｛2｝据《张闻天年谱》上卷载，在3月上旬红军二进遵义时，中央已决定派陈云和潘汉年去上海，张闻天找潘汉年谈话已说明此事，并让潘先走。参见《年谱》上卷第244页。这样，此事的时间和地点还可进一步研究。——引者
｛1｝《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37页。
｛1｝《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134页。
｛2｝《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1｝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52—253页。
｛1｝见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0—71页。
传奇的彝海结盟
还是回到当年红军过大凉山彝族区的历史上来吧。
正当中央红军围攻会理期间，国民党“追剿”军已赶到金沙江南岸。5月中旬，蒋介石飞抵昆明，判断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可能向大渡河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便制定了一个企图将中央红军彻底消灭于大渡河以南的作战计划。他调集中央军和川军10余万人，继续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他令在滇进行“追剿”的中央军迅速过金沙江，在川军的配合下，围歼红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同时令在川各军务必固守会理、西昌，沿大渡河北岸赶筑碉堡，严防红军北进；同时沿雅砻江西岸筑碉防守，阻止红军西进；“追剿”军与川军各部连成封锁线，严堵红军南返。并致电各军称：“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1｝。
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又一个紧要关头。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龚自德对这段历史很有研究，他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写过《彝海结盟》一书，沿途不断跟我们摆“龙门阵”。他说：对于蒋介石的军事部署，中央早已察觉。根据上述敌情，中央军委按照会理会议决定，于5月14日撤出对会理的围攻，主力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通过彝民居住地区，抢渡大渡河，以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南的企图。中央派红军先遣队的任务，就是想尽各种办法，排除一切困难，迅速通过彝民居住地区，抢渡大渡河天险。刘伯承率红军先遣队于16日抵达西昌南的德昌。守备德昌的川军旅长在顺沪起义时是刘伯承部下的团长。刘伯承写一亲笔信，追述旧谊，晓以大义，促其勿与红军为敌，让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该旅长见信后，令守军略示抵抗后即撤退。次日，红军先遣队占领德昌。随后，刘伯承又写信给前来加强西昌防守的川军彝务指挥官，说明红军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民打枪我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川军彝务指挥官见信后，为刘伯承的声望所慑，在红军通过时未予阻击。这样，先遣队于20日到达泸沽地区。
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东路，由西昌至雅安的大道；另一条是西路，经冕宁县到安顺场。这是条崎岖险峻的山路，特别是还要通过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敌军判定红军不会走西边小道山路，要通过彝族聚居区太困难了，因此将走东路大道。于是，敌军将主要兵力置于东路，作为防守重点。据此情况，刘、聂电告中央军委，红军主力部队以走西路，经冕宁到安顺场过大渡河为宜，同时以少量部队走东路大道，以迷惑并钳制正面之敌。军委批准了这个建议。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次通过彝族区的军事行动。还在会理出发时，毛泽东就嘱咐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21日，刘伯承向部队作动员报告：今天我们到冕宁，这里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动统治者赶到山上去了。过了冕宁，就是彝族聚居区了。过去传说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个地区，至今还有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实行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彝人的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极其贫困，对汉人疑忌很深；彼此语言又不通，民族隔阂很深。他们会射箭打枪，但他们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龚自德说：为了顺利通过彝族区，红军广大指战员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反复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主张，到处张贴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这个布告鲜明生动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红军各部，除普遍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外，还特别要求广大指战员务必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5月22日，先遣队开始进入大凉山彝族聚居区。这里的彝族主要有三支：罗洪、倮伍、沽鸡（果基）。他们之间时要“打冤家”，但遇到汉人马上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当红军到彝海地区时，遭到正在械斗的这几支彝族的围阻，有的还将红军战士的衣物剥去，抢走一些器材。红军一面向彝族群众宣传，一面派代表同他们的首领谈判。同时，布置自卫阵地。在了解各家支的情况后，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采取不同的政策。沽基家支的首领小叶丹懂汉话，对红军表示友好，要见刘伯承司令员，大家讲和不打。刘伯承已在彝海边等候。小叶丹见到刘伯承后，主动表示：打你们的不是我，你们主张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