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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圩,位于灌阳县西北部,距湘江渡口七八十里,是桂军到湘江的必经之地。28日晨,红五师阵地刚部署完毕,桂军七个团沿着通向江边公路向五师阵地扑来。敌方凭借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展开猛烈进攻。天上敌机低空扫射,地面敌炮连珠轰击,敌步兵作集团式轮番冲锋,但红五师无所畏惧,顽强阻击。头一天,桂军只占领几个小山头。以“小诸葛”著称的白崇禧大骂部属指挥无能。部属实告:红军部队是彭德怀的三军团第五师,从师长李天佑到团营连长,很多官兵都是广西人,对这一带很熟悉,有的原来是我们部下。他们很能打,难攻克。于是,桂军又投入新的兵力,加派飞机参战。29日和30日,战斗更加激烈。红五师指战员拼死坚守阵地,与敌军反复争夺山头,进行白刃战,击退敌数十次进攻。战至30日下午,完成阻击任务后才奉命撤离。红五师浴血奋战三昼夜,不仅师参谋长牺牲了,两个团的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非伤即亡。全师3000多人,损失达2000多人。
李天佑回忆新圩阻击战,写道:30日下午,我们已整整抗击了两天,中央纵队还在过江。师参谋长牺牲了,两个团的团长、政委也已牺牲或负伤了,营连指挥员也剩得不多,负伤的战士们还不断地被抬下来。但是,我们是红军,是打不散、攻不垮的。我们的战士在“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圩”这个铁的意志下团结得更紧。伤亡的指挥员有人自动代理,带伤坚持战斗的同志越来越多。我们以拼死的战斗,坚持着更险恶的局面,阵地仍然是我们的。敌人被拦在这几平方公里的山头面前,不能前进!四点多钟,接到军团电报,命令我们迅速过江。我把来电仔细地看了两遍,轻轻地吐了一口气,紧紧握住钟政委的手:“中央纵队总算安全地渡江,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最后,李天佑深情地说: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仍然不能磨灭我对于这次战斗的深刻印象。我不能忘记,那些为了革命胜利而牺牲的烈士们,他们以自己的胸膛阻住敌人,保存了革命的力量{1}。
湘江之战的三个主要战场(2)
——二是11月29日打响的兴安界首光华铺阻击战。
光华铺距湘江主要渡口之一界首,只有六里路。我作考察时,到这个当年的战场遗址去实地看过。这里为一片宽广的丘陵地,坡度不大,视野还是开阔的,打仗不宜选作防守阵地。但是,担任前卫的红三军团红四师不能作别的选择。为了阻击由全州打过来的湘军和由灌阳追过来的桂军,保证中央纵队顺利过江,只有在这里背水一战。在这里承担阻击任务的,只有红四师一个团,要迎击桂军四个团的猛烈进攻。为此,彭德怀将军团指挥部设在湘江西岸离界首渡口仅200多米、且靠近江边的一座叫三官堂的祠堂里。这里虽无任何隐蔽物,但地势稍高,能观察渡口情况。他亲自指挥这场关系重大、异常严酷的阻击战,有三天三夜没合过眼。
29日晚,桂军四个团全部出动,凭借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企图对红军进行夜袭。擅长夜战的桂军突破红军在光华铺的阵地,直插界首渡口。红军守团发现敌人后,命令时任三营营长的张震率部堵击,坚决截住。
1994年9月,已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重来这里,凭吊60年前牺牲的战友,讲述了当年激战的情景。他说:当年打阻击战的是我们红十团。11月29日深夜,敌军偷袭我们阵地,并迂回到我们身后,向界首渡口奔去。我们三营奉命追赶,同敌军短兵相接。夜里漆黑,展开混战。30日拂晓,我们虽已消灭大部敌人,但界首渡口西岸失守。此时,中央第一纵队即将抵达东岸准备渡江,情况万分危急。团长沈述清率领一、二营直奔渡口,经过多次冲杀争夺,最后消灭了敌军,夺回渡口,加强守备力量,巩固了周围阵地。但在继续争夺的战斗中,沈团长和代理他的师参谋长杜中美同志都中弹身亡。到了中午,敌军两个团在被我们打得尸横遍野后才占领光华铺;敌军另一个团沿江东岸向界首渡口进逼。这时,彭老总一方面紧急调四师两个团来接应我们十团,另一方面又令五师一个团迅速打击东岸立足未稳之敌。黄昏后,中央第二纵队开始过江,我们全师向处在高处的光华铺之敌发动反攻,经过又一夜艰苦战斗,终于守住了我们阵地的第二道阻击线。天亮,已是12月1日。完成新圩阻击战任务的红五师主力赶来,与我们一道阻击住了敌军数十次连续进攻。直到中午时分,中央纵队安全过江,穿越桂黄公路后,我们才奉命撤离。张震在回忆录中写道:“湘江一战,我们团共伤亡400多人,几乎接近全团人员的一半,两任团长牺牲在这里。他们中间,有我的老上级,有我的好战友,他们的热血染红了湘江,我深深为之痛惜,时常念及他们。”{1}张震专程前往光华铺战场遗址,向掩埋无数烈士遗骇的墓地,表达了思念当年的首长和战友之情。
——三是11月29日开始的全州觉山铺{2}阻击战。这是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血战。
觉山铺北距全州30里,南离界首50多里,是敌军抢占湘江主要渡口的咽喉要冲。作为保护中央纵队右翼前锋的红一军团在27日过江后,红二师在觉山铺一线阻击从北面全州县城开来的湘军三个师。急于南下封锁湘江的湘军,在29日清晨向红军阵地发动猛烈攻势。数十门大炮和数架飞机狂轰滥炸,将红军阵地前的松树林炸得只剩下一根根树桩。次日凌晨,红一师两个团在湖南潇水完成阻敌任务后,急速赶来投入战斗。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这场阻击战写道:30日凌晨,我一师赶到,部队非常疲劳,有些战士站在那里就睡着了。但军情紧急,不得不立即动员,仓促调整部署,进入阵地。这一天的阻击战进入高潮。敌人第一次冲锋很快被打垮,丢下了几十具尸体,又组织第二次冲锋。随着敌冲锋次数的增多和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大,阵地上硝烟弥漫。我们利用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敌军尸体越来越多。战至下午,敌人从三面向我进攻,我军多处阵地失守,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军端着刺刀上来了,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向他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决不当俘虏的誓言。四团政委杨成武同志也负了重伤。但经过一天拼杀,我军还是守住了主要阵地。{3}
12月1日这天,对于中央红军生死攸关。因为三分之二的部队还未过江,而敌军已疯狂逼进,不惜一切代价与我前锋部队抢夺渡口。凌晨一时半,中革军委向全军下达紧急作战命令{1}。两小时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又联署保证执行军委命令的政治指令: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程,退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政治部,应该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任务的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冲去!{2}
在军史上,为了打一仗,像这样既下军事命令又下政治指令的情况,太罕见了。在政治指令中,将战斗的严重性说到如此地步,也太罕见了。仅此,即可见当时的危急程度。那时掌握全局的中央的这个感觉是如此,历史也证明确系如此: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在这一天,战争空前激烈。国民党各军向红军各部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实现蒋介石下达的“务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之目的。在觉山铺的战斗已白热化。面对如狼似虎的敌人,红军将士以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与之展开肉搏厮杀。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指挥员顶上去,前仆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屏障,为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过江争取更多的时间。后面的部队不分白天黑夜,不顾饥饿疲劳,争分夺秒,急奔湘江渡口。浮桥炸断了,会水的战士泅渡,不会水的战士拉着接长的背包绳过江。敌机疯狂向江中人群扫射,敌弹在抢渡的部队中炸开。倒下的红军不计其数,殷红的鲜血将碧绿的湘江变成了“赤水河”,烈士的尸体和遗物浮满江面,顺流而淌。此战之酷,惨不忍睹。
至1日中午,湘江东岸八个师的红军有六个师在付出巨大牺牲后过了江。下午,敌军占领全部渡口,严密封锁了湘江两岸。打掩护的包括三个军团的红军后卫部队无法过江,或被击散,或被围歼。其中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与桂军三个师激战两昼夜,奋力掩护红八军团过江后,被桂军分割包围,在宁远陈家背地区与数十倍于己的敌军作战,大部壮烈牺牲。六师的另两个团也伤亡很大,全师基本上不成建制。作为红军西征转移的最后的总后卫队——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冲破桂军包围,急行赶到湘江而不能渡河后,师长陈树湘又率部回征湘南,转战江永、江华、道县,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被敌人截击、包围,最后所剩无几。陈师长本人在道县负重伤被捕,敌人用担架抬着他去邀功。他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而牺牲,年仅29岁。丧心病狂的敌人没能得到活供,竟将他的头颅割下,先后吊在道县城头和他的家乡长沙的城墙上示众。在湘南打游击的该师余部100多人,最后也没摆脱厄运。
湘江之战,从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到12月3日中央红军后卫部队被歼,共经历了九天血战。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拼死斗争,表现了伟大的献身精神,在党史、军史、战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而又惨烈的一页。红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回忆说:我们在湘江南岸靠近山麓布防,与桂军打了一场恶战。界首一战,中央红军遭到的伤亡是空前的。自开始长征以来,中央红军沿途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迭遭损失,其中以通过广西的损失为最大,而界首一战,则是在广西境内作战中损失最大的一次。中央红军主力付出巨大代价,才粉碎蒋介石的围歼计划,突破了其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1}
湘江一战折损三万多的惨烈探析(1)
经过湘江之战,中央红军折损3万多人(过去史书很少这样明确指出)。加上突破前三道封锁线的损失,由最初出发时的8?郾7万多人锐减至3?郾5万人左右{1}。中央红军为什么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湘江之战为什么打的这么惨烈?要走走长征路,不能不研究这个问题。我去凭吊湘江战场遗址,不能不考察这个问题。
到界首镇,我首先去了渡口,可以说是“迫不及待”地要看看68年前几乎葬送了红军和共产党一代英豪的湘江。到了这里,才知道它是兴安的尽头,与全州交界之首,故名界首。湘江就在街边。在我脑海中,原以为它是长沙那样宽阔的江面。哪知,乃一条小河也!现在,江上建起了公路桥,我们过桥丈量了湘江东西两岸,宽不足百米,水流当然较急。我明白了,这里是上游。彭老总的指挥部三官堂,紧挨江边,离桥不远。我们也进去看了看,不大,门前立有小碑,刻有说明文字。这里的湘江比红军出发过的于都河,窄多了。
那么,湘江之战为什么这么难打呢?兴安县城南面的纪念馆,对此有些说明。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西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一书,对纪念馆陈列的湘江战役的史料作了比较翔实的介绍,有助于思考上述问题。
第一,湘江战役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是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选择错误的转移方向的恶果。博古、李德顽固坚持错误路线,已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遭受严重挫折。但他们仍执迷不悟,在作战略转移时,不顾军事形势的变化,一心要去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理论上这不失为一种徐图发展的方略,但在当时的现实状况下很难行得通。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西征,在1934年9月初能快速渡过湘江,一是因为桂军为图自保,兵力部署失当,有利于红六军团快速抵达湘江。二是因为红六军团机动灵活的战术,避实就虚,巧妙地调动敌人,使数十公里的湘江无一兵一卒防守。但在红六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