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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还训练学生主持会议，控制会场，指定发言，公众演讲等多种技能，以适应将来从事各种反共工作的需要。军事训练，就是将学员生活纳人军事管理之中，并进行军校学生所必须进行的训练，培养学员的军事素质和所谓的“军人魂”，即蒋介石所提倡的仁、智、勇的精神。
1928年6月，中央党务学校的第一期学员，在陈果夫的精心培育下，有274名被认为成绩“合格”，准予毕业。其他学员则因对蒋介石不够忠诚，反共思想不坚决等未能毕业。
1929年6月，蒋介石为了培养更多的训政人才，把中央党务学校改名为“中央政治学校”，学制四年，主要培养国民党训政时期的党务和训政人才。蒋介石续任校长，丁惟汾任教育长。学校增设校务委员，陈氏二兄弟均担任校务委员。后来教育长也由陈果夫接任，实际中央政治学校大权仍握在二陈手中。
1929年吕月，第一期录取67名新生，在开学典礼上，陈果夫说，“中国旧思想难祛除。现在普通人民，其思想与在专制时代，并无二致。”因此他要求学员学成后去做教育人民的工作。所以今后“如果有一个人不明白三民主义，那就是我们的责任”。这就是说，要利用国民党的思想来钳制人民的思想。
二陈为了使中央政治学校能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培养国民党干部的基地，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在学校的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招生原则、科系设置等方面做了硬性规定，使这所学校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杂烩。同时每年二陈还从毕业生中选派三至五名学生出国留学深造。
二陈对学员们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学员稍有越轨行为，特别是政治思想上有进步表现，即行处置或开除。
有一次，学校内有三名学生在闲谈，对国民党“围剿”红军、压迫民众的政策有微辞，很快为学生中的奸细告诉校方。校方二话没说，即以“共产党”罪名予以开除。有位具有正义感的教师觉得处理太重，便找到陈果夫，向他说情，希望校方能宽恕这三名学生。但陈果夫毫不通情。他冷冷地回答：“学生好比一筐广柑，这三个学生好比是三个烂广柑。烂广柑一定得拿掉，否则就会影响别的。”这位老师再三恳求，陈果夫漠然不理。
有时即使只是违背了校纪，陈果夫不问青红皂白，也予以重罚。中央政治学校所在的南京，有“火炉”之称，一到夏天，便酷热异常，令人难以人睡。有一年夏天，一名学生在宿舍难以人眠，便忘了校方要求午睡的规定，出了宿舍，信步走人了大礼堂，觉得里面十分凉爽，就在礼堂的长凳上睡着了。校方发现后，把他叫到军训总队部，进行严厉批评，说他在礼堂睡觉是违犯纪律，有伤风化。这个学生不服气，认为大礼堂躺了一下，无伤大雅，便与总队部人争吵起来。陈果夫知道后，勃然大怒，训斥该生：“学生在中央政校即是学生，也是士兵，谁要不守纪律，要按军法处置。”随后指示校方，以“目无长官”的罪名将这名学生开除。正是在陈果夫的“严格”要求下，中央政治学校的历届毕业生，都成了陈果夫的效忠者。当时社会上就普遍流传：“中央政治学校出来的学生，脑门都刻着‘孝忠’两个字。”
4．从此“蒋家天下陈家党”
丁惟汾凭本身的势力无法抵抗党内任何一派，所以蒋丁合作非常亲密，一时出现了“蒋家天下丁家党”局面。丁惟汾指示大同盟分子发动学潮反蒋遭痛击之后，陈果夫指挥人马趁机大打出手，使丁家党土崩瓦解。
国民党的党务，在孙中山逝世以前，可以说是由孙中山一手包办。党内无论何人何派，都不能和孙中山对抗。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立即呈现出分裂状态。在上海，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即使在广州，国民党也分成了汪精卫、胡汉民、孙科、丁惟汾等派别。
由于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许崇智被迫离开广州，胡派势力被赶出国民党中央：“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下野出国，汪派势力也失去核心；孙科之所以能形成一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孙中山的威望，孙科自己没有主见，他派中支持他的人也没有主见，孙派形不成气候。所以在“中山舰事件”后，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中，只还存在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青年部长丁惟汾为首的丁惟汾派和新近崛起的蒋介石、陈果夫为首的蒋介石派。事实上，这时的蒋介石派并不能成为派，蒋介石长期不曾染指党务，在党务系统没有势力，在陈果夫到达广州之前，他只是光杆一人。张静江、戴季陶支持蒋介石，但这两个人都是特立独行之士，他们支持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的行为得到了他们的赞赏，而不是他们追随蒋介石，他们更像是蒋介石的主子。
陈果夫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主管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以后，其职权实际上只能在组织部内部行使。各省党部的工作，都由丁惟汾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名义一手包揽，陈果夫不能染指。对于国民党的“清党”及以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宁汉之争，丁惟汾都支持蒋介石，因为丁惟汾反共，而汪精卫一直以国民党的正统领袖自居，为掌握党权的丁惟汾所不能接受。所以这时了惟汾和蒋介石、陈果夫尚能合作。
丁惟汾控制国民党党务，主要依靠的是他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时的一批人。而丁惟汾本人游移于蒋、胡、汪之间，虽然在1926年蒋介石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大多支持蒋介石，但也不是事事听命。因为这时蒋介石自己身边没有管理党务的人才，他又要插手党务，丁惟汾的地位、名望都不足以和汪精卫、胡汉民以及西山会议派相比，蒋介石在党务方面支持丁惟汾，等于拆汪、胡的台；而丁惟汾也只有获得蒋介石的支持，方可维持了惟汾派在国民党中的势力和地位，丁惟汾凭本身的本钱无力抵抗汪精卫、胡汉民、孙科、西山会议派中的任何一派。所以蒋介石丁惟汾合作一度非常亲密，在1927年1928年左右，出现了“蒋家天下丁家党”的局面。可见，丁惟汾这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是非常显赫的。
蒋介石和丁惟汾在党务问题上合作得最好的时间是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这之前，蒋介石、陈果夫在党务问题上和丁惟汾合作，先后挤垮了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和汪精卫派，加上蒋介石刚刚复职不久，需要表现出一种宽容大度的姿态。所以在会议结束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常委中，了惟汾赫然在选。但在这次会议上，也为蒋了冲突埋下了伏笔，蒋介石重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由陈果夫代理部务。在此次会议中，蒋介石决心把整个国民党都纳人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再次决定整理各地党务。按照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规定：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行停让活动，听候国民党中央派人整理，各地党员一律重新登记；凡参加过其它政团者必须切实声明，与该团体脱离关系；各省及相当于省的党部，由中央派党务指导委员7人至9人，组成党务指导委员会，负责办理该省党务及办理党员登记事宜，在整理期间代行执委会职权。
蒋了马上出现裂痕，二届四中全会结束不久，蒋介石解散了国民党中央青年部，调丁惟汾为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长。表面看去，丁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国民党中央青年部是管青年干部组织、人事工作的，丁惟汾丢掉青年部，等于不能再过问国民党的组织人事大权，这些权力当然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接收。这使丁的权力大为缩小。
1928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此时蒋桂冯阎合作的第二次北伐刚刚结束，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他乘战胜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之余威，开始向国民党内的其他派别开刀。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的目标主要是三个：对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手握重兵的新军阀，他倡议裁兵；对有独立王国姿态的各地政府分会，他主张取消；对国民党党权，他要求独揽。
国民党五中全会激化了蒋介石、陈果夫和丁惟汾的矛盾。会后不久，胡汉民从国外回国，倡导实行孙中山提倡的“五权宪法”，利用五权分离的办法和孙中山这顶大帽子，压蒋介石让权。和以前了支持蒋介石反胡汉民的做法不同，这次丁惟汾坐山观虎斗，既不反蒋，也不反胡，而是对他有利的议案，无论是谁提出的，他都支持；对他不利的议案，他都反对。和蒋介石、胡汉民既互相利用、勾结；也互相指责、争斗。
丁惟汾和蒋介石、陈果夫在党权上的争斗，一直在或明或暗地进行，但公开爆发在1929年3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
为了保证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自己的意旨下进行，早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开会时，蒋介石即为此做准备。二届四中全会后，陈果夫、陈立夫把持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选派大批他们认为忠实可靠的人员，委任为整理委员，派往各地，组织当地的党务整理委员会，负责党员的重新登记和建立新党部工作。
本来建立新党部，排挤原有党部人员，已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可是建立新党部时，陈果夫、陈立夫一时找不到那么多完全可靠的人员派往各地，于是饥不择食，一些看来可靠但实际上反蒋的人员也被派了出去。这些人到了各省，与当地的反蒋分子串通一气，就使陈果夫、陈立夫整理地方党部的成绩大大地打一个折扣。整理各地党部本是想换上自己的人，但一些地方不仅没换上，得罪了原有党部的人不说，换上的还是蒋介石的敌人。
整理地方党部没有达到目标，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如期举行。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采取了圈定与指派国民党三大代表的办法。
按照国民党中央第187次常会通过的国民党三大代表产生办法，圈定是由国民党中央事先规定某一地方党部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当地党部按规定人数的一倍向中央上报代表名单，再由中央组织部圈定其中的一半作为代表。指派适用于那些尚未成立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地区，由于这些地方没有党部，不能提供圈定名单，所以干脆由国民党中央指派某人为某地代表。
1928年9月，胡汉民回国后，和孙科一起到南京，被增补为国民党中央常委。胡汉民、孙科在国民党内名望、地位都比较高，而此时蒋介石又和汪精卫斗得不可开交，对胡汉民。孙科比较迁就。胡汉民、孙科知道他们在圈定，指派代表时不会吃亏，也就支持了蒋介石的圈定、指派办法，这就苦了汪精卫的改组派、酉山会议派和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
在党务问题上，丁惟汾和陈果夫早有争斗，但以前要共同对付汪精卫和胡汉民，所以双方都比较节制。这次蒋介石、胡汉民合作，胡汉民的能量要比丁惟汾大得多。蒋介石要在三全大会上占较多的代表名额，胡汉民、孙科也得占便宜，代表名额就那么多，僧多粥少，吃亏的也就只能是丁惟汾了。
圈定、指派代表的办法立即遭到各地党部的强烈反对。一些派系不仅发表文章公开指责，而且有的地方公开闹事，这迫使蒋介石和胡汉民不得不考虑修改代表产生办法。
1929年2月ZI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第199次常会，对原定的圈定，指派办法进行修改，便产生了一种新的规定。
普通党部：包括38个省市，用四种方式产生代表，南京。上海、广州、广东代表由选举产生；江苏、浙江、湖北、汉口、天津、山西、广西、甘肃的代表选出加倍人数由中央圈定；北平、陕西、河南、山东、安徽、湖南、四川、福建、江西、云南、贵州、河北、哈尔滨、察哈尔、绥远、热河、黑龙江、吉林、辽宁，由中央指派；西康、外蒙古、内蒙古、新疆、宁夏、青海、西藏、由中央指派列席代表。
铁路及海员特别党部：用三种方式产生代表。沪宁、沪杭雨、津浦三局，由中央圈定代表；平汉、粤汉、海员党部，由中央指派代表；平绥、平奉两路，由中央指派列席代表。
军队特别党部代表单独产生。
海外华侨代表产生办法另定。
蒋介石和胡汉民的这个代表产生办法用意很明确，他们能够确实保证自己选举获胜的地方，就选举如蒋介石在南京、上海，胡汉民在广州、广东，否则就指派或圈定。
代表很快就产生了出来，共406人，其中指派表211人，圈定代表122人，两项共333人，占代表总数的81．2％。其它代表由选举产生。指派、圈定的代表当然主要是蒋派、胡派或孙科的人。这些指派或圈定的代表，有的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