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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指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掌管“中央党部”的大权，国民党的改造运动正大张旗鼓地进行，陈立夫逍遥政坛之后，蒋经国的三青团和军方领导人陈诚两次“组阁”，奠定了强大的政治基础。CC派残余力量在失去二陈的不利形势下，节节败退，无力回天，逐渐分化瓦解。
看来，台湾是不能回了，陈立夫想。
陈立夫只有随遇而安。
既然随遇而安，就要安居乐业，首先要维持生活。
陈立夫买来了6500只鸡，雇佣了几名工人，精心喂养。
他开始看养鸡类的书，学会给鸡打针、吃药、喂食、捡蛋等活计，干得很投入，很开心。
起初，由于没有任何基础，等于白手起家，给鸡买饲料，上街卖鸡蛋，全由陈立夫肩挑背扛，可想而知，一个从学校门口直接进入政坛的陈立夫，怎么受过这种洋罪，体力上哪能吃得消。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经营，渐渐有了点家底，陈立夫便先买了辆破车，他很快学会了驾驶，于是，他就每天开着它到镇上买饲料、卖鸡蛋，可谓不亦乐乎。
在陈立夫的苦心经营下，农场竟顺利运转起来，第一年的收入，除去工人的工资以外还有所盈利。
想到从事经济竟比搞政治更得心应手，见效也快，陈立夫十分开心，精神也为此振奋，开始从“郁郁苦不展，羽融困低昂”的苦闷情绪中解脱出来。
闲下来的时候，陈捧着一本《易经》啃读，记得当时离开台湾时，宋美龄曾送他一本《圣经》，他没有收下，还冲了宋美龄几句．当时觉得很解气。他知道宋美龄的用心是好的，但他却接受不了这种好意，他在政坛上一落千丈，蒋介石一脚把他踢得老远，不是耶稣能安慰的
然而，时到如今，清心寡欲的百姓生活，却使陈立夫格外喜欢起《易经》来，这部马成于殷周之际的书，对陈立夫此时此地的心境产生了很大影响。
陈立夫一边读，一边琢磨一边记笔记。
易系辞云：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数五：一、三、五、七、九；
地数五：二、四、六。八。十。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数二十有五。
地数三十。
几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陈立夫点点头，格外心领神会起来。
接着他又认真研究《易经》变挂法：
第一类：六爻皆为可变之，爻或皆为不可变之交者。
第二类：有可变也有不可变之爻。”
《易经》中观物取象的观念，万物交替的意识，发展变化的观点，似乎与他的经历有息息相通之处。
特别书中所强调的“无平不破，无往不复”这种对立统一的原则，正巧印证了他在国民党执政中从泰到否由兴到衰，从登峰造极到一落千丈的必然归宿。
陈立夫孜孜不倦地读《易经》，并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反复研究，终于写成了《四书道贯》。
美国出版商对《四书道贯》颇感兴趣，买去了出版权，出版后，竟十分畅销，在美国一版再版，共销了3万册。
这使陈立夫感到万般高兴，他总算寻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
陈立夫经过大起大落的宦海沉浮，心境慢慢有所变化，读书写作成了他的主要业余爱好，再也不为政坛上的失意而耿耿于怀了。
在美国果久了，一些新闻界的记者们便趋之若骛，对他这位政坛上的活跃分子突然过起隐居生活，颇感兴趣，都想得到有价值的新闻。
一些作家还找陈立夫采访，觉得他的人生经历很有文学价值，要给他写一部传记。
失意中的陈立夫对文人墨客的来访当然十分欢迎，而谈起来却十分谨慎，他最不愿意有人问他关于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情况。
他不用“无可奉告”的成语打发来访者，而是换了一个稍客气的词“一言蔽之”。
有时被问得没办法了，他就简单地回答说：“过去国民党是我一手搞的，过去的党打败了，打败了就打败了，败军之将不可言勇，有什么好谈的？”
孙禄卿接过来说：“我觉得立夫未必总为此事自怨自艾，远离政坛，也可能是我们后半生的一大福分。”
记者对孙禄卿的话很感兴趣：“夫人感觉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如何？”
孙禄卿说：“别看我们现在这么忙，我倒觉得是人的生活，过去在南京，哪里是人的生活呢？”
陈立夫接过来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易经》上也讲万事万物都在发展变化之中，我们当今落此光景，也是自然规律。”
记者问陈立夫：“那你现在的心境如何？”
陈立夫笑笑说：“自得其乐，乐此不疲。”
记者又问：“假如有一天，台湾政府又邀请你，你会不会重返政坛？”
陈立夫不假思索地道：“我会婉言谢绝。”
在美国住留不久，因为他原来的地位和名气，便有人请他到大学讲讲课，且答应报酬颇为丰厚。
对此陈立夫犹豫了半天，还是拒绝了。
从经济条件来看，他确实需要增加额外收入，除了实业上的需要以外，还要供养孙子上学，还要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但是他不想什么样的钱都去挣。
陈立夫当年自己是留学美国学矿冶工程的，如今年代已久，早已忘却，至于中国文化可以讲，但这是在美国的大学，讲得必须十分慎重，而且还要长时间备课，想想还是不去讲为好。君子谋财，取之有道吧。他还是集中精力办自己的养鸡场。
陈立夫发现养鸡也很有学问，比研究政治更容易发生兴趣。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福祸。
正在陈立夫一心扑在养鸡事业的时候，1961年，他的父亲陈其业在台中病危。
陈其业乃陈其美长兄，蒋介石对他十分尊重，这次不得不亲自向远在美国的陈立夫发了电报：
“尊翁病危，盼即返国。”
陈立夫接到电报以后，百感交集，可以说是既难过又难受，半晌没有说话。
10年前，因为政治原因，他离开80高龄的父亲，远走异国他乡，当时，果夫卧病在床，病人膏盲，但他还是义无返顾地走了。
他离开台湾的第二年，陈果夫去世，台湾拍来电报，让他回去参加葬礼，同胞兄弟在政坛上风雨同舟几十载，何不想回去见兄长一面，但当时刚刚离开台湾，蒋介石正集中精力整肃CC派，他不敢回去。
不敢回去，又为失去情同手足的兄长万分哀痛，于是，他伏在案头整整哭了一天。
他想起了离台前跟陈果夫告别的情景，想起了陈果夫那张痛苦的脸和那些令人伤感的话，谁知道，那匆匆的一面竟是诀别。
失去果夫兄，确实让他柔肠寸断，肝胆欲裂，痛不欲生，因为他们不仅是同胞兄弟，还有共同的使命把他们连在一起。
国民党“改造”以后，封赠陈立大“国策顾问”、“总统府资政”等虚衔，陈立夫不敢回去。
国民党“八大”时，又把陈立夫增选为“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陈立夫仍未回去。
1958年以后，蒋介石曾几次托人捎话，让陈立夫回台湾看看，他也谢绝了。
现在，年逾九旬的老父亲就要去世了，回不回去呢？
陈立夫陷入痛苦的思考之中。
要说不想回去看一眼病危中的父亲，对于倡导中国文化，提倡重整道德的陈立夫那是不可能的。当年离台出走，对父亲便是一个打击，10年了，生未能尽孝，死了还不为老人送终吗？这简直是天理难容。
可是，回去又怎么样？
家里的摊子谁来经管？还有，台湾政界是什么样的态度，蒋介石对自己是什么态度，回到台湾，会见到一张张什么样的面孔？
孙禄卿很理解丈夫的心境，安慰他道：“不管怎么说，老人病危了，我们也应该回去，不然于天于地于良心都说不过去。我们回去是看望父亲的，不问政治就是了吗？有什么值得为难的？”
陈立夫觉得夫人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便下了回台湾的决心。
2。奔父丧重返台湾
1961年2月24日，台北松山机场。
通往机场的公路上，自下午2时起，新式轿车、吉普车、旅行车川流不息，源源不断。
各式各样的男女从汽车上走下来，挤往机场会客厅。
新闻界的记者们也潮水般地涌向机场。
3时整，忽然下起了雨，雨水冲刷着机场，冲刷着车辆，冲刷着拥挤着的人们。
3点5分，一位身材矮胖穿藏青色中山服的人从通道机场转弯处下车，他的两手插裤袋，沉思地穿人行道，冒雨踱步踏人机场接待厅。
他是蒋经国，他到机场是欢迎从美国飞来的一个重要人物。
欢迎的人群中，除了较年轻的记者外，大都是50岁以上的人，至少也是45岁以上的人，他们都是国民党的政界人物，其中“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较多，大都是CC派的人。
这些人中，一部分是从外县市赶来的，他们冒雨等待一个熟悉而陌生的人物到来。
一个很有经验的记者说：“这是正宗的政治新闻。”
这些人是欢迎陈立夫的。
泰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快要驶上跑道了，能够获得机场人场证的人都进了机场。
剩下的人仍在会客厅等候。
3时15分，机门打开，第一个走下飞机的是陈立夫的夫人孙禄卿。
接着走下飞机的便是白发银丝的陈立夫。
在欢迎人群面前，陈立夫挥着帽子向大家招呼致意。
下机5分钟后，陈立夫夫妇便离开检查室，可是他们夫妇两位寸步难行，从检查室到门口贵宾室，平日最多一分钟可以到达，这天却被挤了10几分钟才到达。
陈立夫夫妇一进贵宾室，门就被关上了。
“副总统”陈诚正在贵宾室等候陈立夫夫妇。
陈立夫激动地伸出双手：“谢谢陈副总统前来迎接。”
陈诚也热情地道：“久违了，别来无恙吧？”
记者们在门口等得焦急，力图挤进贵宾室，拍下这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真实镜头，却被警察挡住。
两分钟以后，陈诚陪着陈立夫夫妇走出贵宾室，人潮又涌了上来。
蒋经国、朱家驿、李石曾、莫德惠。陈启天、孙亚夫、黄国书等人抢上前去，和陈立夫夫妇握手问候。
陈立夫的孙女温梦营迎上前去，向陈立夫夫妇献上一束鲜花。
陈立夫高兴地把孙女抱了起来。
机场上响起一片欢呼声。
面对这个人声鼎沸的场面，陈立夫激动地流下眼泪。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自己是在政治上失意之时离开台湾，在美10年，一直过着隐居生活，清心寡欲，不问政治，而一朝回台后，却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真有受宠若惊之感。
然而，无论如何这些人是要来欢迎他的。
除了国民党元老人物不计以外，当时在“立法院”、“监察院”、“行政院”、“国大代表”中，有不少人是陈立夫亲手提拔起来的旧部。因此，当他们听到陈立夫返台的消息以后，没有一个不争先恐后地到机场来欢迎他，于是，便造成了机场上一个空前的热烈场面。
陈立夫回到台北寓所后，曾向记者发表了如下书面谈话：“立夫出国年逾十载，退思补过，蛰居美国乡间，绝不耳闻政治。
“在此之间，对于留在国内之家父，未克稍尽侍奉之责，愧作殊深，幸承总统暨诸亲友同志多方照顾，各位主治医师悉心诊疗，深情厚谊，永铭肺腑。
“家父身体素健，兴趣甚佳，年逾九旬，尚能出席各种会议，此番病起仓猝，曾一度十分危险，消息传来，为之寝饮难安，正拟设法赶归侍疾，乃蒙总统先赐电召，当即尊命兼程返国，下机后欣悉家父病况尚未恶化，但仍在危险时期。
“惟望此番归来，有助于家父病体之康复，则余愿已足。
“内子禄卿除偕归侍疾外，以其继母今年已七十七岁，亦思归省，故亦同返。
“如家父病体幸得告痊，仍拟与内子即行返美。因离美时匆遽成行，各事均暂托友人代为照料，日久则困难殊多。
“今日下机时，承陈副总统与诸亲友远道冒雨而接，不胜感激。因急于探视老父病况，未及…一谢捆，尤深歉疚，唯祈祷予厚谢！”
陈立夫的书面讲话，确实是抵达台北以后才写的，虽然该话稿并非他本人手笔，但其内容却为陈立夫口述。
这一书面谈话中最引人注意的一段是对自己来台以后的去留问题作了答复。
在台湾，曾有人认为陈立夫的这段话虽然是本人口述，但听起来有些言不由衷，即使他有意留在台湾，也不能自己直接道来，需经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