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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轩在信中鼓励赛珍珠继续写作，愿意为她出版小说，甚至可以替她介绍美国的出版商，并以自己在美国取得成功作为例子。
俨然一副文学导师的模样。
想想以后即便自己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也可以说自己培养出来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似乎后者给人的感觉更嚣张一些。
当然，在获得赛珍珠感激的同时，如果能收获高额的回报就更好了。
在南京金陵大学一幢单门独院的小楼内，赛珍珠看着手中的信件，陷入沉思。
这几年来，她过的并不容易，她的丈夫性格严肃，是一位研究农业的专家，埋首研究从而忽视了家庭。
她的女儿身患重病，在去年，她的母亲也因病离世。
接连的打击让她不堪重负。
看到林子轩的鼓励，她觉得或许自己应该写一本小说来纪念她的母亲和她这些年在中国的岁月，同时也让自己有个抒发情感的渠道。
于是，带有自传色彩的《异邦客》就这样问世了，从此开启了赛珍珠的写作之路。
她在心里自然是感激林子轩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男主人公总带有一丝林子轩的影子。
经过一年的市场培养，流行歌曲逐渐在全国铺展开来，其他的唱片公司也开始尝试制作。
但一些小型的唱片公司只是翻唱百代的唱片，曲调歌词都一样，仅仅换了一个人演唱。
在中国，流行歌曲是新鲜事物，还没有音乐方面的版权保护，根本没办法追究，翻唱和盗版屡见不鲜。
而且这样的唱片价格低廉，这严重影响到正版唱片的销量。
一般来说，新唱片出来半个月内就会有盗版，这是因为在这个年代制作唱片需要这么长的周期，这不是后世的影碟，直接刻录，分分钟搞定。
所以，新唱片的销量就看前半个月的数据了，一旦盗版出来，销量会急剧下降。
一个月后就差不多可以下架了，只有较为偏远的地方还有市场。
这不是林子轩能够预料的，他从唱片中抽取提成的做法恐怕行不通了，除非唱片的销量能够逆天。
随着明月歌舞团的火爆，各地的剧团也开始竞相模仿起来，抢占本地的市场。
不过因为他们没有孟晓冬坐镇，没有炫丽的舞台设计，没有精心排练的舞蹈，所以在名气上无法和明月歌舞团相比。
然而，明月歌舞团不能只有一个孟晓冬，还需要有其他的歌唱明星。
此时的孟晓冬早已没有了生活的压力，随着名气的增加，变得更为霸气起来，要求也更加多了，林子轩觉得当初给她的抽成太高了。
这个小姑娘别看只有十五岁，可久在戏班生活，心性成熟，知道如何给自己争取更好的利益，心思很重。
在林子轩面前，她还是很听话，但在歌舞团里，就是大姐大一样的人物。
这在戏班里很常见，那些名角们都有特殊的待遇，地位分明，就算是戏班班主，对名角们也是颇为恭敬。
在梨园行，这就是规矩。
孟晓冬把这个规矩带到了歌舞团里来，此时的歌舞团早已不是当初的八个人了，而是有几十号人。
人越多，矛盾就越突出。
黎锦挥作为歌舞团的负责人，提议要培养更多的歌星，让她们良性竞争，避免一家独大。
他本身就是作曲家，这些日子也写了不少曲风轻快的歌曲，适合少女们演唱。
第一个推出来的是黎锦挥的女儿，黎铭晖。
这个小姑娘有一张娃娃脸，长的天真烂漫，很适合唱一些欢快的歌曲。
林子轩为她写了《童年》和《世上只有妈妈好》。
《童年》是后世耳熟能详的歌曲，曲调轻松明快，只是要把其中的歌词稍微改动一点。
《世上只有妈妈好》则是一颗催泪弹，曲调简单，歌词易懂，唱出了对母亲的深情厚爱，无限依恋。
这是林子轩在做实验，如果这首歌受到了欢迎，那他就会把《妈妈再爱我一次》这部电影在民国时代翻拍出来，而且故事情节和这个时代并不违和。
可以想见，到时候影院内会是一片哭泣之声。
黎锦挥对《世上只有妈妈好》大加赞赏，认为这首歌比那些靡靡之音更有教育意义。
和郑证秋一样，他们这一代人之所以搞音乐和话剧，都有一种使命感，认为可以教化民众，救国救民。
看起来很理想主义，但他们内心里真是这么想的，而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林子轩其实是准备打造不同类型的歌星，有专门唱抒情情歌的，有唱民族类的，有唱欢快舞曲的，这样才能百花齐放，良性竞争。
至于合作对象，还是上海百代唱片公司。
不过他已经打算成立自己的唱片公司了，等到万象书局在全国各地打开发行渠道，就在上海建造唱片制造厂。
总之，还是那句话，林子轩需要大笔的资金。
第八十九章一个有益于中国电影事业的人
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筹备多时的《津门大侠霍元甲》终于开机了。
总导演是郑证秋，还有两名副导演，分别是李平倩和顾肯福，说是副导演，其实就是帮着郑证秋打杂的。
因为郑证秋还要同时筹备《大闹天宫》，没有太多时间花费在这部电影上，而且默片拍摄并不困难，只要摆好摄像机的位置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中国的电影导演怎么拍摄电影呢？
“导演的技巧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前面做戏，各种的表情和动作，连续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镜头的地位是永不变动的，永远是一个远景……”
这是张时川后来对民国初年电影拍摄的回忆。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中国导演处于毫无经验的状态。
郑证秋去了一趟美国，在好莱坞片场观摩了几天，才恍然大悟，原来镜头还分为远景和近景，人物还有面部表情的特写，摄像机还能放在小车上跟着演员跑动。
虽然以前看外国电影杂志，了解一些名词，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有亲眼看到才能明白摄像机是怎么拍摄的。
他在好莱坞大开眼界。
还有一个演员的使用问题，在没去美国之前，郑证秋坚持拍摄电影使用以前文明戏的演员，因为这些人有舞台表演经验。
但电影和话剧有很大不同。
话剧演员无论是声调还是形体都较为夸张，也就是所说的话剧腔。
给人的感觉就是脱离生活，过于机械化，拿腔拿调，不够自然，而拍摄电影需要自然和生活化，一个演员想要自如的转换并不容易。
在好莱坞也经常使用从百老汇剧院出来的演员，可这些演员在拍摄电影的时候一定要把舞台表演上的技巧给忘掉。
现在的郑证秋已经不再坚持使用话剧演员了，而是从演戏学校里挑人。
明星演戏学校算是中国第一所教人演电影的学校，不仅招收演员，也招收和电影相关的专业人才，比如摄影和剧务等。
李平倩就是这样进入明星演戏学校的。
他是浙江杭州人，刚刚20岁，在上海沪江大学上学，不过没能毕业，喜好电影和摄像，看到明星电影公司招工，想也不想的就进来了。
郑证秋考察了他，觉得他对摄像很有想法，又有文化，加上正好缺人，就带在身边。
这个时候演戏学校的教学大都不是在课堂上，而是现场实习，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
顾肯福是林子轩从中国影戏研究社挖过来的。
中国影戏研究社是在1920年由陈寿治、邵棚、施彬远等集资创办，是上海市电影爱好者团体，《阎瑞生》就是他们拍摄的。
不过由于《阎瑞生》这部片子受到上海社会舆论的抨击，这个研究社的日子并不好过，接近破产的边缘。
林子轩挖顾肯福是因为此人在1921年12月创办了一份电影杂志，叫做《影戏杂志》，也是中国第一份电影杂志。
这份杂志介绍了国内外电影市场的动态，还有一些对中国电影现状的分析文章。
这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林子轩原本想办一份《明星周刊》，和《影戏杂志》类似，所以他直接把《影戏杂志》收购了过来，同时也把顾肯福拉进了明星电影公司。
顾肯福毕业于江苏东吴第二中学。早年研究法律，曾建律师事务所，执行律师业务。
于是，此人就成了明星电影公司的法律顾问，兼职布景管理和后期剪辑，还有电影杂志的出版发行，可谓是能者多劳。
在刚建成不久的摄影棚里，拍摄正在进行。
拍摄《津门大侠霍元甲》不能真的到天津去，只能在摄影棚里搭建布景，这座摄影棚建在法租界的杜美路上，距离明星电影公司不远，可以容纳两个剧组同时拍摄。
一般来说，大型的摄影棚应该像但杜予的上海影戏公司一样建在闸北区。
因为那里不属于租界，是华区，所以地价低廉，水陆交通便捷，是建设厂房的首选。
不过华区里势力比较复杂，非常混乱，林子轩不想招惹是非，在法租界，有冯敬尧撑着，没有社会势力敢来找麻烦。
此时拍摄的是一段武术，也就是霍家的迷踪拳，扮演霍元甲的是一位梨园行的武生。
拍电影不需要真功夫，只要花架子就可以了，戏曲表演同样如此，这位武生外表英武，一看就是正派人物，还有武术功底，最重要的是薪酬便宜。
在旁边，精武体育会派了一个人来进行武术指导。
虽然林子轩和精武体育会达成了默契，不过精武体育会不会不闻不问，否则拍出来不像样子，有损霍元甲的形象。
特别是武术方面，如果霍元甲不会打迷踪拳，反而打出了螳螂拳，那还不成了武术界的笑柄了。
林子轩对此抱着欢迎的态度，影片质量越好将来越卖座。
不过在一些商业元素上他可不会让步，这部片子的宗旨就是热血和痛快，没有任何不爽的地方。
在摄像机后面掌镜的是道格拉斯希拉，这个美国人对中国武术很感兴趣。
郑证秋则站在一旁，指导李平倩和顾肯福，看看外国人是怎么拍摄的。
因为是默片，不需要录制声音，现场可以说话。
他们说的是中文，道格拉斯希拉完全听不懂。
“在拍摄期间，你们要紧盯着这家伙，不仅是拍摄技术，还有布景和灯光，包括化妆和后期的洗印。”郑证秋交代道，“不懂就直接问，一定要把他知道的技术都掏出来，这可是咱们花大价钱请来的，不能轻易放过他。”
这就是中国电影的现状。
电影毕竟是舶来品，想要学会新技术，就要付出代价，如果是外国电影公司的技术人员，还会进行保密。
好在道格拉斯希拉不属于电影公司的职员，所以还是很好相处的，而且他对做导演颇有兴趣，大家算是共同讨论，一起解决各种拍摄过程中的难题。
林子轩觉得这个外国小伙很有国际主义精神。
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中国电影事业的人。
第九十章两种不同的道路
1922年5月12日，林子轩来到了复旦大学，他要在下午讲课。
眼前的情景让他有些错愕，和后世复旦大学的宏伟气派不同，此时的复旦大学显得过于寒酸，和教会办的上海沪江大学没有可比性。
复旦大学位于上海虹口区的江湾镇。
1918年，复旦大学校长李登绘先生去南洋集资15万，在江湾买了块地。
1920年冬在江湾建造校舍，至1922年落成。
计有教室楼一座，名简公堂，办公楼一座，名奕柱堂，第一学生宿舍一座，教师宿舍一栋，此时建设工程尚未完工，显得较为杂乱。
1921年，复旦学生为482人，教职员34人，设有文、理、商三科。
这就是林子轩看到的情景，和后世上万人的大学相比，规模实在是太小了。
学生人数少是这个时代大学的普遍现象，在民国时期能够上的起大学的学生并不多，从各个大学的学费就可以看出端倪。
北京大学一个学年的学费是六十块大洋，清华大学只需要四十块，复旦大学是一百块，同济大学则高达两百块大洋。
教会学校和医科大学的学费是最高的，收费项目也很多。
设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每学年学费高达两百块大洋。
此外，还要收取二十块大洋的书籍费、十块大洋的校服费，学生去实验室做试验，还要缴纳二十四块大洋的试验费，去图书馆查阅图书，也要花十块大洋办一张借阅卡。
当然，教会学校收费虽高，校园环境和教学质量也相当优越。
比如，北大的学生六个人一间宿舍，宿舍楼里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冬天没有热水供应，学生冻得瑟瑟发抖。
而教会学校燕京大学，两个人一间宿舍，每间宿舍都配备了浴缸、饮水器和洗衣设备，学校不间断供应热水，每个楼层都有一个小厨房。
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