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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是杠杆原理，杆儿下半部一按，那头儿就起来了，这鬼就腾空而起了。
还有神话剧《剑侠传》里的妖怪山魈，书中描述的是一个起码有六个人身、凶悍威猛、叫声如雷的巨兽。
那么在台上呢，山魈用两只爪子抓起侠女，往嘴里送。
看起来很真实，实质上这个山魈只有半个身子，窝在布景里头，山魈的双爪有钢丝操控，可以活动。
右爪的掌上安了一个吊环，当左爪移向胸前，右爪去抓人的时候，侠女就拉住这个吊环随着右手活动，吊到山魈的嘴里，当人进口中之时落幕。
它这个嘴也是可以活动的，里边都是线绳儿，张开、闭合都是可操控的，口腔里再安装上扩音喇叭。
本来巨大的怪兽就很可怕了，又拼命大吼，张开血盆大口，抓人、吃人，整个舞台氛围把那些假的、虚的东西都被观众主观地掩盖掉了。
这和后世好莱坞制作恐龙模型是一个道理。
机关布景说破了，都没什么花招，也就是用了化学、物理等一些基础知识。
主要还是戏曲从业人员紧跟潮流的创新精神，编演了这些安排有无数繁难机关布景的连台本戏，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特效技巧。
机关布景戏兴起于民国初年，在二十年代获得长足发展，三四十年代极为兴盛，到了五十年代就被禁止演出了。
一方面是因为演出的内容不好，都是武侠神怪之类，另一方面是滥用机关布景，弱化了表演艺术。
这也是后世在京剧舞台上看不到机关布景戏的主要原因。
在三四十年代里，《西游记》是演出最多的一出连台本戏。
孙悟空腾云驾雾，七十二变，最适合利用魔术中的机关道具大变活人。
在这些神话剧中，正确地运用布景、灯光特技，可以创造出种种优美而又神奇的景象。
在此时的上海，机关布景戏的行家是上海新舞台。
新舞台的老板是梨园行的潘约樵，这是郑证秋的老朋友了，和林子轩也是相熟，上次欧阳予仟编排的《雷雨》就是在新舞台首演。
林子轩还把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洪慎介绍到了新舞台，和欧阳予仟合作，排演《日出》。
新舞台设有机械转台、灯光、布景，为国人自建的第一座仿欧洲、日本的新式剧场。
曾经上演时装新戏《新茶花女》，共演20大本，采用光学机关布景，久演不衰，卖座最盛，其后还排演了《济公活佛》等神话剧，轰动一时，获利颇丰。
林子轩想要从新舞台借走一批设计机关布景的技术人员。
大家都是朋友，谈不上挖角，谈好薪酬即可。
新舞台这些年的发展不大顺利，虽然凭着《雷雨》火爆了一把，但整个话剧市场都不景气，只能勉强度日而已。
《大闹天宫》这部电影分为石猴出世、水帘洞、拜师学艺、闹龙宫、闯地府、弼马温、蟠桃会、大战二郎神、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等诸多剧情。
这和海派京剧中的《西游记》大抵相似。
想要吸引观众，必须要在武打场景和机关布景上下功夫，因为拍摄场地不局限于舞台之上，让技术人员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比如孙悟空可变大变小，小的孙悟空就可以用剪纸来代替，这是从皮影戏里得到的启发。
只要把剪纸拍出立体的感觉就可以了，孙悟空腾云驾雾的场景，也可以同样处理。
在后世，86版的《西游记》，里面的特效同样不好，一旦人物飞起来，拍出来的人物有纸片的感觉，不够立体。
还有演员身上绳子的问题，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不能人工抹去绳子的痕迹，那就给绳子上色，让绳子和背景同一个颜色，看起来较为透明，不易被发现。
神话剧中最关键的是烟雾。
在这个时代不要想着液氮或者干冰，舞台上一般用的是锯末和硫磺在干燥的环境下燃烧，产生二氧化碳，制造大量的烟雾。
第九十五章女性文学的启蒙者
在林子轩筹备新电影的时候，上海的报纸上开始了一股讨论这个时代爱情观的热潮。
起因就是他的那本武侠小说《白马啸西风》。
林子轩把稿子交给严独贺后就没有注意，这毕竟只是一部中篇小说，还不到七万字。
严独贺看完之后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特别的怪异。
第一个怪异在于这是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武侠小说。
在《白马啸西风》里，最重要的人物当然便是李文秀这个女孩子。
全篇故事都是围绕着她发展，她目中所见，心中所思，全成为故事的情节。
在中国这种男尊女卑的大环境下，不能说没有以女性角色为主的文学作品，但极为少见。
在戏曲上有《杨门女将》，诗歌上有《木兰辞》，更有无数描述闺怨的词作。
也出现过如李清照和朱淑真这类词坛名家。
但女性文学从来都不是文学创作的主流，甚至是偏的不能再偏的冷门。
在十里洋场，有些末流的作者为了勾起男性读者的好奇心，特意用女性的视角和语气写艳情小说，这在文坛属于不入流的手段。
严独贺不相信林子轩会采取这种方式来吸引读者，他想到了林子轩的《乱世佳人》，也是以女性的视角来讲述故事。
这难道是小说未来的创作趋势？
他不知道的是，自从民国开始，西学东渐、兴办女学、大学开女禁，女子能够入学，甚至是到国外留学，这让女子增进了学识，开阔了视野。
由此培养了一批思想独立的女性文学家。
她们以女性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以细腻而温婉的笔触写出自己心中的所思所想。
女性文学逐渐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潮流。
女性文学和女性解放是相伴而生的。
早期的女作家，如庐音、石评眉、冯沅珺的作品里那种浓得化不开的迷惘、徘徊、悲凉之气，便源于这种女性解放的理想与封建古国沉闷落后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后来的张爱灵和萧虹，更多的是对自我的生活，对社会的探寻。
至于后世的女性文学，更是触及到了心灵和身体的层面，争取彻底的解放。
林子轩的《乱世佳人》和《白马啸西风》恰巧出现在了这个时间点上，又恰巧以女性为主角，可以说是一种巧合，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必然。
这是中国女性文学萌芽和觉醒的阶段。
林子轩一不小心扮演了女性文学启蒙者的角色。
当然，就算没有林子轩，也会有其他人扮演这个角色，女性文学的觉醒是时代大环境造成的，正如白话文的出现一样。
胡拾和鲁讯也只是时代的选择。
这两部小说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特别是在女性群体中，她们喜欢思嘉身上西方女人的直爽，也喜欢李文秀身上东方女人的含蓄。
她们从这两个女人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希望。
思嘉和李文秀一样，都是有独立思想的女人，不过对于得不到的爱情，思嘉选择了争取，李文秀则选择了放手。
这就是西方女性和东方女性的区别。
上海的女人更容易接触到西方文化，更为大胆，有些女人甚至给林子轩写信，想要和他谈谈人生和理想。
这其中不乏上海交际圈子里的名媛们。
这些名媛们的生活较为丰富，但内心颇为空虚，她们把林子轩当成了知音，认为他最懂得女人的心，否则写不出如此让人动情的人物来。
这些信件成了林晓玲和冯程程取笑林子轩的证据。
在冯程程看来，林子轩真不怎么懂得女人的心思，在和女人的交往中，有时候甚至是有些笨拙，不知道怎么应付。
这和上海滩那些周游在美女圈子里的公子哥们截然不同。
这也是让冯程程放心的地方。
不过她不知道，林子轩只是继承了后世的性格特点，骨子里想入非非，表面上道貌岸然，典型的有贼心没贼胆。
严独贺认为第二个怪异之处在于《白马啸西风》不像是武侠小说，更像是言情小说，而且是那种虐主的言情小说。
因为它提到了一个命题。
如果你爱的人不爱你，你该怎么办？
这就是引发上海报纸大讨论的主题，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爱情观。
在这个时代，包办婚姻还是主流，能够追求自由婚姻的毕竟是少数。
在民国时期，法律上规定了是一夫一妻制度，想要再娶，必须要和原来的妻子离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代很多名人都有离婚的历史，比如鲁讯和徐至摩。
同样也能看到很多女性勇敢的追求自己的幸福。
这是一个思想解放而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旧思想和新思想进行着激烈的碰撞，从而造就了无数人的悲剧。
那么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是小心的维护旧有的婚姻，还是追求自己的幸福。
这里要说明一下，虽然民国时期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度，但执行起来比较困难。
因为很多男人都有妾室，后来法律做出补充，取消“妾”这种说法，把“妾”算成是男人的亲属，所以就有了姨太太这种称呼。
说起来是掩耳盗铃的做法，但在民国时期非常的普遍。
《白马啸西风》在《快活林》上连载了一个月。
读者们原本非常期待武侠大师金勇的新小说，可真正见到了却惊讶不已。
这是一个没有朝代背景，发生在遥远大漠的一个女孩子的故事，和《射雕英雄传》这种大气豪迈的武侠小说不同，这更像是一部爱情小说。
尤其是最后李文秀放手离开大漠，孤零零的一个人返回江南，更是让人揪心不已。
于是，有人看的憋闷，就在报纸上发文讨论李文秀的选择，对待爱情，要不要放手？
接着就有人说起包办婚姻的问题，在包办婚姻之下，我们根本没有选择爱情的权利。
还有人对当下离婚的人做出批判，认为是抛弃糟糠之妻，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
此时报纸上的讨论已经远远超过小说的范围，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不少学者参与其中，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讨论爱情和婚姻的话题。
第九十六章这个时代的饮食男女
说实话，这种争论和林子轩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旧思想和新思潮的矛盾积累到了需要爆发的时候，他的小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引子罢了。
这是青年人对于包办婚姻的抗争，老年人对于自身权威的维护。
如果没有一方退让，这场争取婚姻自由的浪潮就不会停歇。
为此，有记者向林子轩询问了他对于婚姻的看法。
面对记者，作为留学归来的有为青年，林子轩自然要支持婚姻自由，这是社会的大趋势，当然他也劝说青年人要有理、有据、有节的和家人进行沟通，不能鲁莽行事。
这是较为稳妥的回答，不保守，也不激进。
说起来，他和冯程程也是包办婚姻，连婚期都已经定下了，不过两人的相处还算融洽，没有太多的矛盾。
或许是因为还没有住在一起的缘故，繁琐的日常生活是婚姻的大杀器。
林子轩在后世看多了男女们在婚姻上随便的态度，闪婚和离婚都是常有的事情，所以他对民国时代的人如此激烈的讨论婚姻没什么代入感。
过不下去离婚就是。
但在这个时代离婚对女性而言是一种巨大的伤害，这和休妻是一个意思。
就算在后世，生活在农村中的人也极少有离婚的。
这让他想起了一本书，叫做《围城》。
里面有句话很有意思：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这真是婚姻的最佳写照，或许可以把这本书写出来，给这次婚姻大讨论做一个注脚，不过围城的时代背景在三十年代，需要略作修改。
不少人不是说他不写关注国内生活的小说么，那《围城》恐怕要再次打脸了。
结束了记者的采访，林子轩都在考虑要不要低调一点，因为这些日子以来，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成为记者眼中的新闻人物。
1922年5月14日，胡拾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
林子轩在上面有署名，这份政治主张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不仅是因为下面署名的人名气大，而是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下，知识分子阶层第一次发出了变革的声音。
为此，林子轩没少被记者采访。
他的小说引发了社会热点，他在复旦大学讲授的《红楼梦》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
胡拾在北平发文支持林子轩对红学的研究，认为用科学的方法系统的研究红学，将是红学的一次重大革新，是对旧红学有力的反击。
很明显，这是他们两人在互相吹捧。
在文坛就是这样，大家你捧我，我捧你，花花轿子人抬人，如此名气就上去了。
一时间，林子轩的“新文学三杰”的名号似乎越来越被认可了。
在红学界甚至有“南林北胡”的叫法。
这些因素叠加起来造成了他声名大增，俨然是社会名流的感觉，以前他出现在上流社会，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