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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给他写封信问问嘛，有什么大不了的。”汪月琪怂恿道。
“还不知道是不是他写的，或许是花钱雇人写的呢。”冯程程没好气的说道。
“那正好，你一问就露陷了，他以后就不会再纠缠你了。”汪月琪建议道。
“那你以后也看不到新诗了。”冯程程取笑道。
“对啊！那还是不要揭穿他好了。”汪月琪郁闷道。
两个小女生说笑着走在校园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不如这样吧，你考验一下他。”没过多久，汪月琪出了一个主意，“学校正好要排演一出话剧，林少爷不是有才华么，你写信让林少爷写一出话剧，顺便说说诗作刊载的事情，这样就不会显得太刻意了。”
“他是懂得写诗，又不是全才。”冯程程拒绝道。
“啊，你是在帮他说话么？”汪月琪诧异道，“你不是讨厌他么？程程，你变心了。”
“不和你说了。”冯程程快走几步，不让汪月琪看到她羞涩的模样。
当天晚上，冯程程拿着笔在灯下写信。
信中说学校要排演话剧，需要剧本，不知道林子轩能不能写一出话剧，自己不胜感激，最后又说北平文坛的大家周作仁先生欣赏林子轩的新诗，询问林子轩愿不愿意发表。
整封信语言平淡，说的都是正经事，没有一句牵涉到儿女私情。
冯程程把信读了几遍，确信没有半句会引起误解，才把信装到信封里，准备明日寄出。
数日后，她收到一个邮包，里面有一份稿子，稿子上写着两个字：《雷雨》。
第十八章《雷雨》
话剧这种艺术形式是舶来品，以对话和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戏剧。
欧洲各国通称戏剧，在中国话剧最早被称为新剧或者文明戏。
1906年冬天，受日本“新派”剧启示，中国留日学生曾孝孤、李叔桐等人在东京组织建立一个以戏剧为主的综合性艺术团体——春柳社。
同一年，王钟生等人在上海组织“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
这标志着中国话剧的奠基和发端。
1907以后至1917年间，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武汉先后出现文艺新剧场、进化团、南开新剧团、新剧同志会等一批新剧团体，演出《热血》、《共和万岁》、《社会钟》等剧目，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然而在辛亥革命之后，文明戏逐渐沉寂下来。
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表演形式的问题，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文明戏的形态成为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不新不旧，亦新亦旧，杂揉混合的过渡形态”。
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从而失去了生存的根基。
其次，一些商人见演文明戏有利可图，便一拥而上，一时间新剧团林立而起，所谓新剧目也纷纷出台。
看似新剧从业人员增多，表面上壮大了队伍，实际上鱼龙混杂，降低了素质。
剧社只顾赚钱，曲意媚俗，使本来就没有站稳脚跟的文明戏艺术质量急剧下降，最终，反倒失去了观众。
最后，文明戏的底蕴不足，思想贫乏。
很多剧社演出前没有完整的剧本，只是根据大致情节在台上让演员自己发挥，甚至是插浑打科，恶俗逗趣，根本无法保证质量。
在五四运动之后，爱美剧走上了历史舞台。
所谓爱美剧不是后世的美剧，而是一种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非职业戏剧，先后成立了民众剧社、辛酉剧社、南国社等戏剧团体。
爱美剧注重社会问题，推崇易卜生的话剧，比如《玩偶之家》。
这种话剧深受年轻人的喜欢，在这个时代属于时尚，他们自己创作剧本，自己演出，不考虑赚钱，只想表达自己的观点。
由于胡拾、陈独绣等人的推荐，在青年学生中引发风潮。
学校里大多都组织有话剧社，青年人拥有无比的热情，他们根本不需要一个大舞台，在教室里，在街头都可以演出。
当然如此创作出来的剧本良莠不齐，很多剧本只想喊出口号，缺少深刻的内涵。
这是中国话剧方兴未艾之时。
在1921年五月份的一天，《雷雨》的稿子出现在了北平的一所女校之中。
冯程程端坐在教室里，翻看着《雷雨》。
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看的是一部伟大的话剧，她只是被剧中的情节所吸引，根本没有听到讲台上的老师在讲什么。
《雷雨》有四幕，集中在两个场景中，剧中情节发展不到二十四小时，却展现出了周鲁两家三十年的恩怨情仇。
随着剧情的展开，冯程程觉得越来越压抑。
周朴园的专制、冷酷和伪善；周冲的热情和单纯；以及繁漪对爱情的深挚乃至略显变态的执着；痛悔着罪孽却又不自知地犯下更大罪孽的软弱的周萍；被侮辱的被捉弄的悲苦的鲁妈……
还有家庭的秘密，身世的秘密，所有这一切在一个雷雨夜爆发。
有错的、有罪的，无错的、无辜的人，竟然一起走向了毁灭。
《雷雨》所展示的是一幕人生大悲剧，是不平等的社会里，命运对人残忍的捉弄。
作者以极端的雷雨般狂飙恣肆的方式，发泄被抑压的愤懑，毁谤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此时的冯程程还不能完全理解《雷雨》所要表达的内涵，只是觉得故事怎么能这样悲惨，怎么能这么压抑。
她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想要到教室外边大口的呼吸。
这和她以往接触的话剧完全不同。
作为文艺积极分子，在学校里，她也排演话剧，比如反抗家庭的包办婚姻，争取独立自由，或者是来自欧洲的著名戏剧。
她第一次觉得以前排演的话剧是如此的肤浅，故事情节是如此可笑。
她没想到自己只是随口一提，林子轩竟然给了她这样一个剧本，这根本不是中学里的学生能够演出的，只有正规的剧团才行。
冯程程慢慢静下心来，继续翻看林子轩的信件。
后面是林子轩的叮嘱，他对刊载诗词没有意见，可以用真名，不过《雷雨》若是刊载就不能用真名了。
他本身出自一个大家庭，《雷雨》的故事也是如此。
如果被人知道《雷雨》是出自林家少爷之手，难免会引起联想，甚至是影射。
林家是他的根基，他可不想惹麻烦，被逐出家门，说到底他和这个年代的青年并不相同。
正因为如此，冯程程觉得林子轩缺少胆气。
她身处北平，五四运动的中心，感受到这里青年的狂热，整日里被一些热血的口号感染，好像不和封建家庭决裂就不是新青年一样。
她也幻想着毕业后有一份职业，可以独立自主。
绝不能像《玩偶之家》之中的娜拉一样为了丈夫而活，成为生活的玩偶，最后被丈夫抛弃，才幡然悔悟，离家出走。
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了，眼下她要考虑的是如何处理《雷雨》。
冯程程决定把那些诗作和《雷雨》交给周作仁先生，刊载到报纸上，让更多的人看到。
两天后，她在北京大学见到了周作仁。
她从诗作中挑选出了十六首，这十六首新诗都是极少涉及情爱的，她可不想把那些略微出格的诗作刊载到报纸上。
其实以后世的眼光来看，并不算出格，只是在这个时代很难被接受而已。
周作仁翻看着诗作，心中感慨不已。
他也是有才学的人，自认不比别人差，不过在诗歌上却不及这位林子轩。
听说林子轩是美国归来的留学生，他暗暗点了点头，只有接触了欧美文学的人才能写出如此优美的新诗，很多诗作中明显是借鉴了外国诗歌的写法。
接下来，他看到了《雷雨》。
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仁一直沉浸在《雷雨》的故事里。
他内心里激动不已，和冯程程不同，他可是看出了《雷雨》的价值。
他一向主张文学为人生，注重现实主义写作，认为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才是真文学，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痛苦及新旧两代思想上的冲突。
《雷雨》毫无疑问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
第十九章新诗兴起之日
鲁讯自然也成了《雷雨》的读者。
“好一场大雷雨，洗去一切丑恶，也洗去一切希望，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是一场人生的大悲剧。”他如此评价道。
他决定写一篇文学评论来推荐《雷雨》，然后一起邮寄到《晨报》的副刊上。
有了鲁讯的推荐，《晨报》想必不会拒绝。
至于那十六首新诗，由于数量过多，报纸不是诗刊，所以周作仁决定刊载到《新潮》文学杂志上去。
《新潮》相当于北京大学内部的刊物，是北京大学新潮社所编，周作仁是主任编辑。
当周作仁把新诗稿子拿到《新潮》编辑部的时候，编辑部沸腾了。
此时的《新潮》杂志是新诗发表的重要阵地，刊载过包括康白清、俞平波、叶绍均、朱自青、刘半侬等人的新诗作品。
新诗的争论大多在这里进行。
林子轩的新诗风格多样，每一篇都是成熟的作品，而非刻意模仿之作。
这正是让他们惊讶的地方，当他们还在争论新诗该怎么写的时候，有人已经用白话文写出了经典的诗歌。
这里面有浪漫主义，也有现实主义，还有象征主义。
一个诗人的风格怎么能够如此多变？
他们甚至怀疑这是许多诗人一起创作出来的。
周作仁又把那个故事讲了一遍，这只是作者追求女孩子的游戏之作，所以风格变化也不难理解，没人规定诗人只能写一种诗风。
做人的差距啊！
他们发出和平禁亚一样的感慨，不过这些人心中是兴奋的。
这些诗作给新诗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
新诗不是不好写，也不是没有价值，而是要突破旧体诗的枷锁，寻找新的出路。
《新潮》杂志是月刊，可一众编辑迫切的想要把这些新诗刊载出来，和读者分享，所以他们决定加印一份诗歌增刊。
增刊不仅要刊载这些诗歌，还要请北京大学的教授进行点评，并撰文讨论新诗的未来。
有十几位名家教授参与其中，共同讨论新诗的发展，可谓是诗坛的一大盛事。
鲁讯为《一代人》做了深度点评，周作仁解析了《雨巷》的美学内涵，顾颉钢阐述了《断章》的深层意义……
这份临时起意的诗歌增刊后来被称为新诗的《圣经》，奠定了新诗在新文学中的地位，在新诗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它影响了后来的湖畔派、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等众多新诗流派。
好在林子轩的这些新诗在这个时候段内发表了，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了。
今年可是新诗突飞猛进的一年。
1921年6月8日，在郁达浮的寓所，即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二改盛馆，创造社正式宣告成立了，成员包括郭沫偌、成仿伍、张资评等人。
创造社到秋天的时候会在上海出版《创造社丛书》，其中就包括了郭沫偌的诗集《女神》。
《女神》是自由诗体的代表作，堪称为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的作品。
《女神》的想象之丰富奇特，抒情之豪放热烈堪称诗界一绝。
其中的浪漫主义精神，喷发式宣泄的表达方式，奇特的想象和夸张，个人英雄主义等等，都影响了一代青年人。
颇有一种《女神》一出，谁与争锋的气魄。
而湖畔派的代表诗人汪静知的《惠的风》也即将出版。
其中对人生价值，大自然的探索与追求，对爱情的渴望等等也为新诗打开了一扇门窗。
还有林子轩的好室友徐至摩，同样在这一年加入了创作新诗的行列，新月派由此而生。
也就是说，即便没有林子轩，新诗还是会照常发展下去。
不过现在林子轩占据了时间优势，成了新诗的奠基者，别看只提前了几个月，这就是开创者和追随者的区别。
如果说胡拾的《尝试集》分开了旧体诗和新诗的界限，那么林子轩的诗作就给新诗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并指明了未来的方向。
《新潮》诗歌增刊一出，北平诗坛瞬间就喧嚣起来。
学生们都在谈论着这些新诗，热切的争论着，教授们也在交流，新诗成了一种潮流。
这还解决了白话文写作的困境，事实证明，用白话文也能写出优美的诗作，为文言文和白话文的争论增添了证据。
在这些读者中，有一位女孩子较为特殊。
她就是在北平上中学的林徽茵，看到《新潮》杂志上的那些诗篇，那个名字，她的记忆回到了去年的冬天，在英国伦敦的时光。
她从日记中拿出那篇《再见，康桥》，默默地读着。
这首诗不比《新潮》杂志上的诗作差，反而更为优美，这是他送给她的。
看着那些文坛大家对林子轩诗作的解读和赞誉，女孩不由得露出了笑容，她不准备把《再见，康桥》拿出来，这是她的一个小秘密。
有些秘密需要分享，有些秘密只能自己一个人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