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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无法控制后退的速度。早有叛心的朱序喊道“秦兵败啦！”一句话把悲剧推到顶峰。
与苻坚的“投鞭断流”、“疾风之扫秋叶”的伟大想象相比，历史让他与另一个有名的
成语联系在了一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一个失败者的数量级想像仍然很有趣。在发生兵溃之前，他的心理就失败了－－把八公山的草木都当成晋军了。草木有多少？是一个什么数量级？
在溃逃的过程中，伟大的失败英雄心理彻底崩溃了，听到风声与鹤叫都以为是晋军的
行军声和号角在响…
对于曹操、诸葛亮、苻坚、范仲淹这些厉行大话主义的政治家来说，失败是很悲壮的，他们的失败史可称为悲剧。而对那些唯恐自己被埋没的低层社会的精英来说，大话主义导致失败几近闹剧。大话主义不是政治家的“富贵病”，而是普通人也能患上的“流行病”，它深刻地反应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在文化遗传上的伟大缺憾。
而且，这种伟大的缺憾随着专制主义的强化而愈呈多样化，明清两代这类发生在草根社会的“狂悖案件”比以往历代的总和还要多，而有清一代，此类案件竟然层出不穷；而所谓康乾盛世的乾隆年间此类案件的发生率，高居中国历史之首。
乾隆十六年（1751年），原籍直隶（今河北省）平乡的穷书生王肇基流寓山西介休，想借皇太后生辰庆典日（称为“万寿节”）发表一番政治大话，已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至少改变一下目前的生存状况。思定之后，便把祝寿的诗篇还有对联献给汾州府同知衙门，没想到却招来山西巡抚的反感，阿思哈写给皇上的奏折称：“该人妄议国家大事，指斥国家重臣，诽谤圣贤，罪大恶极。”
王肇基本人不这么认为：“这讲了一番大话，无非是让皇上注意我，求个官做。”皇上判决的结果令他绝望，也是不曾料到的－－乱棍打死！
稍后，又发生了乾隆十八年（1793年）七十岁老学生刘震宇献策案，他的一套大话（“新策”）多系抄袭之言，迂阔难行。结果，被判处斩刑。
在绝对平庸又绝对高压的年代里，这些事件也算无可奈何中的一点新奇吧。
平民因大话求官，结果丢了性命，在那个时代也情有可原。而这种闹剧演出热情又远非止于草根社会的精英－－那些读书人们，大凡经过读书获得一定地位但又不满足的人往往更热衷于演出这种闹剧，并且这种高于底层精英的表演往往又是后者的一个不自觉的模本。
身陷大话君不悟
谁不希望一言获幸呢？既然一言获幸的机会总是存在，那么一言获诛（或贬）的成本也可不予考虑了。大话主义在此中已经与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近新结婚了，并生生不息地繁殖下去。
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胡旦歌颂抗洪救灾事件，可算是从诸葛亮到王肇基的一个必要的过度，一个穿越历史时空的隧道。诸葛亮有权、有位、有名，而这权、位、名皆来自一篇叫《隆中对》的大话主义表白－－成霸业、复兴室；王肇基无权、无位、无名，他要通过更简洁的形式获得诸葛亮的一切，至少不再当连家乡也回不了的穷书生。
胡旦处在小于诸葛亮、大于王肇基的生存水平上，他要往前进，借一篇大话（颂词）来达到诸葛亮水平，但他却从此下跌了。虽然还致于如后来的王肇基一样丢了性命，但朝堂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夏天，黄河决口，朝廷经全力赴灾，及时堵住决口，避免了一场大灾。于是，右补阙胡旦写了一篇《河平颂》，献给皇帝。诗中有言：“逆逊远投，奸普屏外。圣道如堤，崇崇海内。”逆逊指卢多逊，位至兵部尚书，因违制交往藩王而被流放，死于流放地。此论尚合乎实情。但是说到“奸”即赵普的失位，则伤及宋太宗的内心了，分明说新君对两朝重臣行不义。结果是因颂（大话的一种形式）得祸，被贬为商州副团练。
被压抑者的大话闹剧，固然是由于他们的病态人格所致。这种病态人格虽以个案表现出来，但更是一种历史社会学现象。西汉强盛，知识分子全以进入主流为荣，但毕竟主流容纳力是有限的，所以竞争又相当激烈。激烈的竞争必然导致沉重的压抑，而沉重的压抑往往又迫使被压抑者不择手段。王莽时代，这种压抑变成了一种社会转型动力，寄希望于在新体制中实现。因此，才出现哀章献铜匮的事件。哀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缩影。王莽初兴之时，为他歌功颂德的上书人达到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其中不少人不是没看透王莽，而是无论如何也要找一个突破压抑的机会。
刘秀胜利后，深知压抑的后果，所以不强迫他的老同学严光入仕，为养一代风俗。这种想法绝非是宋代的统治者们所想到的，赵宋家之用陈抟建议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罢了。
东汉一代，大隐还有除严光之外的梁鸿、高风等数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状态发展到了最顶峰时期。著名知识分子或是“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或是在朝立论、抗拒腐朽。
自东汉以后，知识分子人格受社会环境影响，骤然衰败。曹魏以篡位而立，无法讲究风节，提倡无赖精神，摧抑独立人格。至隋初，国家稍见稳定，皇以集团便推行了整肃文风的运动，制造了比焚书坑儒更奇怪的景观。
隋文帝杨坚接受李谔的建议提倡所谓重实的文风，主张“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把整个思想表达体系都应用文化。隋代没出过任何一个文学与思想流派，也没出过一个文学大家，不是由于它的国祚短暂所致，而是思想表达的应用文化。为了控制文风乃至创作体裁，使用御史台监察文人的写作。泗州刺吏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竟被交付治罪。此案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中国古代文字狱案件之多，但因创作风格获罪的仅止一例！
这种极端化的思想资源控制到了明代达到了一个新高潮，读书人不出仕也成了罪恶。一句话：不允许他们游离于体制外。清代的文字狱接继隋明二代的残酷风格，所以，被压抑者的闹剧特别多！
无权者使用暗器的权力
国家将亡或将出现重大变故，总是鬼话迭出。这几乎成了亡国的一个必要条件。压抑的社会没有正常表达的途径，借助鬼怪说话便成了一种政治抗争与破坏的技巧。鬼话有时也是人话，那就是一经传出就遍地流行的谶谣。
再强大的镇制力量要想消灭鬼话几乎总是徒穷无益！秦朝强大无比，把天下的兵器都敛在一起，熔化后铸成金人（即铜像）；法律也严苛无比，一帮戍卒如果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就要统统被斩首。但是，一句鬼话就让给这个强大帝国下了病危通知，接下来便是死亡。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七月，朝廷征发九百名贫苦百姓去戍渔阳（今北京密云），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集结。阳城（今河南登封）人陈胜、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吴广在被征发的人当中。两素怀雄心，不愿生活在残暴的奴役之下。这次远戍渔阳，两个被选为屯长，负责集结与途中庶务。正值秋天，是多雨的季节。也是暴秦该亡，大雨冲毁了道路，也改变了戍卒们的命运。两人私下一合计：“造反吧！这么大的雨，道路冲毁了，按期不达就被处斩；造反大不了也是个死，一样的死为什么不干大事呢？”
陈胜对吴广说：咱们就借扶苏与项燕的名义吧。
扶苏与项燕早已作鬼了。一个是秦始皇的大儿子，因不满始皇暴政，遭贬黜，领兵在外；始皇一死，胡亥矫诏逼他自杀了。项燕是楚国名将，特别爱护士卒，深得人心。
陈胜因有政治雄心，比平常百姓关心时政，他知道扶苏自杀、项燕已死，而平常百姓却不知道扶苏自杀的事情，也更不关心项燕是死了还是在楚被秦灭后逃亡了。
第一步让鬼说话，图谋就序，用扶苏的正统性来打击胡亥继位的非法性，用项燕仁爱的资源来动员底层。两个本不相干的死人，被两位素怀雄心的“野心家”给盗版了。
第二步，要把鬼话做得有声有色。
给二人算卦的人知道他们的打算，也顺情说好话：“你们的事能成，但该问问鬼才好。”（－－其实，这是一个暗示），陈吴二人便喜不自胜地问起鬼来。问鬼之后，付诸实践：用朱砂在帛上写上“陈胜王”三个字，并把它塞进人捕的鱼的肚子中。买鱼吃的人自然就见到了布帛，更是大为奇怪。吴广趁夜色到树林里的小庙中点上“鬼火”，学着狐狸的叫声，间或喊一声“大楚兴，陈胜王。”屯集在一起戍卒惊恐不已，加上日间从鱼腹中得到的有字帛书，便产生了群体效应，大家纷纷议论。
吴广故意用刺激性语挑逗押送他们的军官，说：“不行，跑了算啦！”岂知军官也心里有火，押送人员误了期也要受处分。借着酒劲，他用竹板子打吴广，吴广平时里特别爱护照顾大伙儿，大伙对军官的行为看不惯了。军官一看阵势不对，要拔剑，吴广上去抢过剑来，把军官杀了；陈胜也在同一时机杀了另一名军官。
鬼话转变成了现实的动员令，陈胜对大伙儿说：“现在是按期到不了啦，误期了，死路一条。就算到了不杀咱，戍卒的日子也不好过，十个有六七个要死。反了吧！闹它个大名鼎鼎！！王侯将相不是天生的，我们拼死一决，也会成为王侯将相的！！
大家一致同意：造反。
天下人受压抑已久，有陈吴这么一带头儿，各地野心家遍地野草般地出现了。这场造反结束了残暴且强大的秦朝的国运，让一个乡间无赖踏进了长安、坐上了皇帝宝座。
巨大的反差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刺激；一个无赖尚能借机成为皇帝，那手握重兵或财产丰厚的人看准时机不也一样吗？
此后，大帝国的英雄们无一不在算计这样一个时机。东汉的刘秀一个口头宣称只想做皇室高级侍卫官（执金吾）的没落贵族，也成了皇帝，而在他之前赤眉的英雄们哪个不想一试身手呢？唐帝国的开国者李渊父子手握重兵，当然比刘秀来得方便；北宋开国者赵氏也易如反掌地利用了兵权夺位；大明开国皇帝起初的地位比陈吴二人还要低，不过一个要饭的穷和尚…
陈吴二人的鬼话打破了一个天命的神话，从此以后，中国人从本质再也不相信什么“天授”了。只有写刘邦历史的人（司马迁与班固）还编神话，说什么刘邦是赤帝之子。从刘邦以后多数人讲究以三种要素得天下了：天时、地利、人和，最后只简化为赤裸裸的武力了。五代的真正的野心家们从来就不讲什么天命，只讲究实力，于是丛林规则起作用的一场场政治资源争夺战，几乎每个重要环节上都一样。
从陈胜吴广之后，“让鬼说话”也成了野心家们的共同知识模式，不过是鬼话的表现方式更加精巧而已。
王莽篡汉以后，失去了当初的无形资产，再加上执政过于理想化，屡出重大战略失误。民间不满情绪在酝酿。无凤二年（公元15年），也就是王莽称帝的第九个年头，民间突然传说：“黄龙被摔死了！”
莫明其妙。黄龙指什么？谁又看见了？据说，这个谣传是针对王莽的，因为王莽自称黄帝之后。等赤眉【注5】之乱起后，“鬼话”变得明晰了。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夏四月，王莽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讨伐樊崇，十万精兵所过之处非抢既夺，政府军成了人民最痛恨的对象。那一年，关东地区（非今天的东北三省，而指陕西以东地区）由于上年发生了大饥荒，到来年春天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百姓明唱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从黄龙摔死到这个歌谣盛传，经过七年的发酵过程。民间在制造“鬼话”的同时，也乐意传播奇异事件的发生，这成了对执政集团表示不满的一个手段。
无权者使用暗器的权力
王莽试图以代汉救时弊，无奈流弊源长，已经积重难返了。早在孝成帝时就发过类似黄龙摔死的谣言，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秋，长安下了四十天大雨，京师在老百姓都谣传发大水。在奔逃中自相践踏，年老体弱的人呼天喊地，长安城中一片混乱。大将军王凤决定：让太后和皇上及后宫的人们上船以避水，百姓后上城墙。左将军王商感到事情不
【注5】此时樊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