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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侍尧办案也多施巧夺之计，如案中写明赃物六百两黄金，李侍尧大笔一挥改为六十两。结了案，五百四十两黄金就成了他自己的了。
为稳定自己的位置，他还百般回护自己的下级，如在先后在两广总督任上包庇总兵李星垣。
李侍尧终于因贪渎而犯罪，由于涉案面广、数额巨大，大大震惊了乾隆皇帝，感叹道：“今李侍尧既有此等败露之案，天下督抚又何能让朕深信乎？”因此在乾隆四十五年判了李侍尧死刑，等秋后处决。但是，乾隆经多方权衡，决心释放李侍尧，让他赴任陕甘总督，稍后又转任闽浙总督。乾隆宽贷并重用他的原因有三：其一，李侍尧祖上为清家开国功臣，不宜对功臣之后采取过重的惩罚，否则被认为无恩；其二，李侍尧勤干有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其三，若以罪身免刑，遇国家紧急之时，他会效死力，这叫“收买人心”。
果然，李侍尧在转任闽浙总督后，对台湾“乱民”林文爽武装暴动事件进行了血腥的镇压。由于这一功绩，李待尧被乾隆皇帝赐“袭伯爵”，并在台湾建了生祠，再入二十功臣表，图像挂入紫光阁。
台湾民变直接原因是台湾总兵柴大纪、知府孙景燧一批贪官任贪赎、剥夺人民所致，间接的原因是他包庇柴孙二人所致。为了保住自己，他与前来督军的协办大学士福安康推出柴大纪，以柴“声名狼藉、纵兵激变”为名，将柴处弃市之刑，以谢台湾人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岛内紧张局势。可见，贪官也善使蒙蔽与虐杀之术！此时，孙景燧已被“乱民”打死，否则他的头也会被李侍尧借来一用的。
中国历史有一个奇怪的回归圈：历代政府都高喊反贪，但最终又皆因腐败而导致政治效率低下以致于亡国。究其原因的三：其一，官僚集团之间的互保；其二，皇帝循情用人；三是，官吏基数庞大，重禄养廉不起作用。其中第二项尤为重要，使腐败成为一个“包庇链”。
谁比谁也傻不哪里去
中国人讨论人际关系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谁比谁也傻不哪里去，只是有个好不好意思！”
此话颇有道理，且屡经史实验证明。强力集团以为百姓傻，让老百姓“由之”而不“知之”；而百姓在历史口头相传的经验中也逐渐积累成对付假话的系统。比方说，陈胜可以利用“狐鸣呼曰：大楚日兴陈胜王”的表达方式，刘福通可以利用“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表达方式，来聚集资源。但这些还不具有直接向上分利的性质，远不如五代的藩镇割据以实力加假话对上表演蒙蔽之术。这就是中国俗语所说“乱世出英雄”的社会机制。在高压镇制的社会，你不说假话也得说假话，否则牢狱、杀戮随之而来；而一旦镇制渐失效力，利己的假话便大力盛行。这种假话几乎不用面对百姓，面对权力资源才是最合适的。所以，后人总结道“老不看《三国》”，以防愈老愈奸，而《三国》（话本与演义）把权力体系外的假话系统发展到了顶峰，并冠以美名，曰：谋略。孙坚匿藏玉玺潜逃回江东的理由，编得是美丽的假话；刘备为了号召随从，可以把自己说成是“帝室之胄”；曹操早以保护皇帝安全为由，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势利范围内。
尤其曹操，还可唐而皇之发布一道文告（实际上是给皇上的威胁信），说：我不要封地，只要兵权，因为天下没有我，不知道几个要称王称霸了。皇帝被这一套假话给蒙住了！
五代期间，远非三国几股势力之状，概因相对于“三国”的后来人学得了向上蒙蔽的本领，并将它发展成一种“学问”。这门“学问”不是曹操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了，而是农民和无业游民出身的社会底层人士。形象地说，是一个高干子弟孙权驾驭着一帮社会流氓刘备及其同类。
中国五代时，军士擅立主帅，以致于逼主帅为他们当皇帝也非“游心骇耳”之事，所以，赵匡胤当上皇帝后仍惴惴不安，怕有人重复昨天的故事。在赵匡胤之前，已经发过四次类似的事情。
藩帅是个比皇帝更能提供现实利益的源泉。史学家总结为“藩帅劫财之风，甚于盗贼；强夺枉杀，无复人理。”
李匡俦被晋军打败，逃向沧州去躲难，随行的妓妾奴仆很多，更随运大批财宝、器械，沧州刺史卢彦威未等李匡俦到沧州，先杀奔景州，尽劫其财，并杀了李…
高允权是延州令，他妻子是巨富刘景岩的孙女。但这并不能成为刘家自保的理由，高允权一心吞并刘家财产，就诬称刘家谋反，杀了岳祖父…
此类大案时有发生，士兵掠夺的小事更不可胜数了。
最厉害的还不是以上所述，而是士兵擅行废立之权－－下层社会对上层的蒙蔽于此也最为“精彩”。藩镇越横暴，皇帝越迁就；皇帝越迁就，藩镇则更横行无忌。藩镇的权力名义来源是朝廷，实则来自士兵；没有兵，则无以称武力。最后这个政治食物链越加发达，竟至于天子即位，须由军士擁立。被士兵擁立为帝的（最后成败暂不论），先后有李嗣源【注8】、王从珂、郭威、石敬瑭、杨光远、符彦饶、赵匡胤，至于被擁立为藩帅的，人数更多。
一位叫赵在礼的将领，被军士皇甫晖所逼迫，据邺城造反。后唐庄宗派遣大将李嗣源讨伐，刚想下令攻城，军吏（排长级级军官）张某忽然在自己队伍里点火并嚎叫。李嗣派训斥他（不敢明称刑罚），张却反驳说：“城中人有什么罪过，只是想回家不被批准而急了眼。今天我们该和城中合为一股，让庄宗在（漳）河南称帝，将军你在（漳）河北称帝。”李连怕带急地说：“使不得，使不得”士兵们随即大叫：“你不干，有人干；我们这些人如狼似虎，怕什么！”在安重诲、霍彦威等人部将的劝说下，李无可奈何地与叛将赵在礼合为一处，并当了皇帝。
平叛者成为反叛者，显示出以底层社会对付权力阶层的力量。蒙蔽的力量掌握在实力阶层，便发挥着无穷的政治威力。李嗣源若不从，遭虐杀是毫无疑问的。
此前的黄巢之乱时，就发生过军士自推节度使的事件。唐朝武宁节度使支详派遣部将时薄率军同黄巢作战，没料到士兵大呼造反，趁乱赶走了支详，共推时薄为留后。名将王师范为青州节度使王敬武之子，敬武死，军士公推师范为留后。到了五代，这种推举成了
【注8】李嗣源（866或867－933年）五代后唐皇帝。公元926－933年在位。沙陀部人，原名邈吉烈。李克用养子。以战功官至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同光元年（923），领兵取汴梁，灭后梁。四年，后唐庄宗在兵变中被杀，入洛阳监国。好位后改名亶，改元天成。尝杀酷吏也谦，褒廉吏，罢官人、伶官，废内库，注意民间疾苦，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但因文盲君临朝廷，无驾驭能力。又兼用人不明，姑息藩镇，权臣安重诲跋扈，次子李从荣骄纵，以致变乱迭起。弥留之际，从荣举兵反，饮恨而死。葬徽陵，谥圣德和武皇帝，庙号明宗。
军事民主的一种通用法则或“学问”。
仅从政治文明的角度讲，中国五代之乱象当是传统文化中意识形态“挂羊头，卖狗肉”之两说法的最高成本期。“天命不僭”的那套说法再也不起作用了，“天命不于常”倒成了常态。朝廷何以迁就藩镇，概因两乎皮的意识形态欺骗法已完全失灵，一切均凭最现实的力量来说话。没有了文明秩序，也就不需要意识形态；一切凭实力说话，再好的说教也带不来利益。相反，由力量发出的命令体系起了作用，军士推举什么人作帅，朝廷只有追加认可的义务而没更改或训斥的权力。至于军士推出皇帝来，不是旧帝分割江山便是取而代之。
谁比谁也傻不哪里去
一切都颠倒过来了，军士对皇帝及名义上的权力集团的法则或“学问”是：“君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君可以与之乐成，不可以与之虑始”。干起来再说，绝不计较他们听不听、愿不愿意。
下层给上层的心理威慑是巨大的。仍以赵在礼被逼而反为例：
军士皇甫晖在因戍兵思归之时，首先劫持了一名杨姓中级军官，杨不从，皇甫晖便杀了他。皇甫晖不死心，找了一名小校，小校不从，又杀之。随后，他提着两颗人头去找赵在礼，就一句话：“不干，就跟他二人一样！”赵在礼已听见皇甫晖闹事儿的消息，但他不敢出去制止，只盼别找到自己头上。结果，怕事儿躲不了事儿。一个军士改变了他的命运。
乱世与帝国末世也是文人倒霉的世道，东汉末的党锢之祸、明末的东林之难当是史书最具代表意义的。而唐之末，其迫害规模虽不如前后两者，但惨烈程度又高于两者，称之为“虐杀”再贴切不过！
唐昭宣帝天祐二年（公元905年）夏四月，天空出现慧星，慧星贯穿天空。朱温的得力助手柳璨请人占卜，结果是：“群臣都得遭灾，应杀人以应天意。”
柳就将自己一向不喜欢的人（多数是文人）列了个名单交给朱，说：“这一帮人都对您心怀不满，该杀，以止天灾。”李振【注9】也说：“您想成大业，就得杀这帮人。这些人浮薄难制，不如现在全部除掉！”
朱温（此时已名全忠）同意柳李的建议。
第一步是将名单的人如独孤损、裴枢等先贬官，看一下反应。结果，贵族们吓坏了，科举出身的人也同样胆怯。柳李二人更加猖狂，凡是有人以名节自居，必遭贬斥。
第二步是集中杀戮。到了六月初一，将裴枢等三十人召集在一起，一夜间全部杀掉并将尸体全部投入黄河。李振说：“这些人平时自诩为清流，这回我把他们全扔进黄泥滚滚的大河，让他们永为浊流！”
朱大笑，赏识李的手腕。
李振当年也是文人，想走科举的路子，不过几次考试未中，所以，对科举出身的官员特别憎恨。
每当一个稳定的历史时期出现后，特别是权力阶层过上长期的享乐生活之后，所谓以史为鉴的古训便成了无用之物。所以，中国历史往往以复制为变化特征，而不会出现真正的革命。满情入关后，陶醉在汉化的成功中。因为他们大收康熙时代尊崇儒学（教）的成果，并借着在儒学（教）伦理中取得的文化合法化，大肆杀戮顺民中精英分子－－那些被他们认定的有反叛意识的文人。
从康熙八年（1669）的被称为“入关以来的创典”的祭孔，到五十一年（1712）提高朱熹的政治待遇－－配享孔庙，四十三年之间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化实属不易。伴随着文化合法化的确立，蒙蔽与虐杀的习性再度成为历史性张扬的景观。
【注9】李振（？－923年）唐河西（治今甘肃武威）人，字兴绪。潞州节度使李抱真曾孙。唐末为金吾卫将军，依附朱温，辟为郓州节度副使。唐昭宗被宦官刘季述等所废，他劝朱温扶昭宗复位以立功，为朱温所倚重。遂恃势狂妄专横，每至京师，必贬降朝官，被人视为“鸱枭”。天复四年（904），奉朱温命，使朱友恭等弑昭宗。又建议朱温归罪朱友恭等而杀之。因累举进士不第，尤忌士人。后梁建国，官户部尚书、崇政院使。后唐来后梁，被杀。
整个所谓的康乾盛世成中国有史以来文字狱发生率最高的时期。从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朱方旦案到乾隆四十六年尹嘉铨（1781）案，刚刚不到一百年（99年），平均不到十年就发生一起重大的文字狱。
严酷的精神迫害，使社会的精神生活向三方面转化：其一，知识分子在公开层面下进行活动，（针对此点，乾隆三十九年即1774年，公布聚众结盟罪）；其二，无涉政治的文字消遣的兴盛，（康熙五十三年即1714年，下谕，禁市售淫乱小说）；其三，秘密宗教的兴起。
清家接续历史上的蒙蔽与虐杀政策，收到了效果，二百六十七年的统治，有一百年是用文化杀戮－－更直接的蒙蔽与虐杀手段统治的。这使整个统治集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以为自己永远是主流即“天命不僭”。尤其镇压了来自体制的变革即“戊戌变法”之后，统治心理更加骄固。其实，这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已经大变了。以其力禁的书籍为例，有了相当的复活力，在光绪中期，姚瑾元就印出了传世禁书目录，并借“方今圣人在上，稽古右文，百无忌讳”的保护流行起来…
公元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革命党排满的学说震动了清廷，清廷发布上谕说：“今有不逞之徒，制造革命排满学说，远近扇惑，淆乱是非。考查他们的行为，实为假党派，暗行他们叛逆的阴谋。若不剀切宣布，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