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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陈抟入朝并不是第一次。在赵光义（后改炅）即位之前，就应召入见，受到了优厚的待遇。此次入见，则是主动的，从而冲淡了赵廷美之死带来的政治阴霾。赵炅对大臣们说：陈抟先生独善其身，不干权禄，是超世高人。陈抟对皇上的表彰也投桃报李，在大臣们请教修炼之法时，答非所问，因为一帮愚蠢的体制内官僚（学者）并不明白这是一场交易。陈抟说：“抟出野之人，于世无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养生之理非方术可传。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世！今圣上龙颜秀异，有天日之表，博达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之主也。正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
很明白，这是一篇裹赞现实政治的布道精品。它巧妙地回避了形而上的问题，与孔儒着力关注形而下问题达成高度一致。对官僚（兼学者）们是一场及时雨般的形势与任务的教育。陈抟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比唐代的卢臧用目标更优化，不谋求政治地位；又以道（隐）的身份效仿儒家先祖“不谈”之道。孔丘不谈神（形而上），陈抟则避道谈政（形而下）。赵炅听了关于陈抟布道的汇报，更为器重他，赐号希夷先生。此行是陈抟最终政治关怀的表白，因为他回到华山不久后就去世了。
不幸的是，赵炅刚刚得到了来自陈抟布道的政治收获，次年又发生了皇族权力之争。他的长子赵元佐因与他意见不合，被废为庶人（赵元佐在赵廷美事件上，试图救助赵廷美，并因此后赵廷美之死而发了狂疾）。赵炅的统治实在不算怎么好，在位二十一年间（976－997），共发动了三次针对皇族政治力量的打击，受迫害的三人分别是侄子、弟弟、长子，所幸每次牵涉的人不多，还算有“明智”可言。至于爆发的王小波暴乱事件，因早被主流传统“贼化”，此不细论。
陈抟入对，成为宋朝太宗时代的一个政治（道治）的奇观，无形之中也成了后世君王所艳羡的典故，并发展成极端。比如明朝初期将不为朝廷所征召的知识分子视为“敌对势力”，并以剥夺生命相胁。更后来的历史何尝不是如此，大名鼎鼎的柳亚子先生竟然吟起“说项依刘我大难”来，而对方如答则是“牢骚太盛防断肠”。
陈抟的故事之于后世，倒也像一脉时明时暗的河流，但不管是地上的流动还是地下的潜行，都无法与政治强势的方向相违背。只要你乐意作新版的陈抟，你完全可以稍微改进表演之技，去获取你想从政治强势那里得到的优厚待遇或赐号。
之于位处下层社会的知识分子，陈抟仍然是一个理想的榜样，而且榜样的力量促使下层知识分子以更强烈的文字寄托，来表示明知无法实现理念：别看今天处于下层（或干脆是“贼”），有朝一日会公车征召（或是接受招安）。《水浒传》里，这种理想得到了总结性反映。在《引首》（开篇）时，施先生虽云“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表现出超然的胸襟，但一说及由“魔”代“圣”的天道渊源时，则将陈抟的故事改写成了更演义化的版本。这固然有写作技巧需要的因素，但毕竟《水浒》不是“现场报道”或纪实、写真，而是经过了许多他人的“先期创作”，于真实事件发生后的不同朝代背景下综合而成的。
陈抟：赵宋的优秀“愤青”
施先生写道：
那时西岳华山有个陈抟处士，是个道高有德之人，能辨风云气色。一日骑驴下山，向华阴道中正行之间，听得客人传说：“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那陈抟先生听得，心中欢喜，以手加额，在驴背上大笑，颠下驴来。人问其故，那先生道：“天下从此定矣。”正应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
陈抟先生是否真的从驴上掉下来，无从再予细考。但是，他不管多么地洞悉天人之变，也猜不出登基后的赵检点并没他那么心情舒畅的实情。赵检点虽成了皇帝，但他怕别人也效仿陈桥兵变，苦思冥想并经智囊团参议，得出个杯酒释兵权的对策来，消弥了潜在的反对势力。既便是在座稳的皇帝位置之后，还受制于势力强大的弟弟即后来的接班人。夺权十六年后，他打算将首都西迁至洛阳，并等时机成熟之后以长安为最后据点。作为军事家，他知道据山河形胜，可以节省常备军的数目。但赵光义一句：“安天下在于德不在于地势之险”，拒绝执行他的政策。于是皇帝感叹道：不出百年，天下才力有竭。作为一个战略家，宋太祖的预言有道理。至神宗（赵顼）后期天下已经无法复振（王安石改革注定要失败），何况这时候程氏之学又占了主流呢。依此而论，徽钦二帝亡于五十年之后，也是国家力量衰退的必然结局，根本不是陈抟这类善于投机的高级知识分子所能预见到的。如果他真地可预见到，就不是笑着颠下驴背来，而是惊得掉下来了。
赵炅称不上是个杰出的政治家，但堪称一位权术大师。在收到陈抟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体制外做体制内的事功之后，于六年后，再次发动一场政治运动，让全国人民学习陈氏家族的共产主义风尚。于淳化元年（公元990年），下诏令给江州义门陈兢粟米。
陈兢是南朝时期旧贵族的后代，他的直系祖先陈叔明是陈后主陈叔宝（583至587年在位）的六弟。
皇帝为什么要下诏令给一个已亡国四百年了的旧贵族后代粟米呢？原因是陈兢一家，九世同居，年长年幼共七百口。陈家不畜奴仆姬妾，上下和睦，没有人发表不满言论。吃饭时，七百余人同在一起开饭。陈家养有看家犬一百余只，共在一个食槽里吃食。若有一只犬没到，其它的犬就都不吃食，等待那只缺席的犬。犬通人性，陈家治家严谨有序无形之中为犬提供了秩序样本。唐朝晚期，也给过陈家旌表，表彰他们家族的团结。宋朝确立，第一代皇帝在执政末期给陈家免除了徭役。到了陈兢主持家务时，因为人口增加，家境日渐困难，常为没有足够的食物而发愁。为了保住这块道德教化的牌子，江州知州上奏朝廷，陈述陈兢家族所遇到的困难。皇帝的回复是，令江州每年给予粟米二千石。
整个历史真实事件，从情义上很感人。家族上下不用奴仆，男人不养姬妾，道德品质属上等无疑。但是，从经济效绩上，这个神话就破产了。为什么？七百口人不能自食其力，不但要政府免除了他们的税赋，还得让地方财政负担一家人的口粮差额。也就是说，这个家族的道德性贡献是由国家和地方两级财政补贴换来的。
这样一个家族可以，若一个州全如此，国家可能就感到负担重了；若全国有1／3的家庭靠救济过日子，那么经济肯定要崩溃。
用体制外的襄赞来宣示体制内政治合法性是北宋前期的重大政治战略构造。这一活动，历经太宗发起、真宗继承、仁宗的追加，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
早在咸平、景德（公元998年至1007年）间，真宗赵桓就听说了大隐士林逋的行节，一心想见他，由于政事外事繁忙使他无睱以顾，但他还是诏告地方官，要好生对待林先生。林逋致力于学问，善于写诗，不追求功名，隐居西湖孤山二十年，以种梅养鹤以自消遣，称此行举为“梅妻鹤子”。到了大中祥符年间，朝廷政治运行基本平稳并且与契丹的战事也以订立盟约而结束，赵再把注意力转向了体制外。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五月，赵下诏赐给林粮匹、布匹。
从咸平至大中祥符，杭州地方官凡到任者大多专程拜访林。朝廷高官如钱昌、范仲淹、梅尧臣、陈尧佐，都与林有诗词往来。如此看来，林并非一个完全超脱的隐士，尤其与钱范梅陈的诗歌往来，钱范梅陈的目的首先不在于交流写作技巧和思想，而是自动自发地把皇帝政治造势的意愿深化、细化。到了仁宗时代，林虽未得到如以往的那样高规格经济待遇，但是他的谥名却是最大的政治礼遇－－他死于仁宗（赵祯）天圣六年（1028年），仁宗谥号为“靖和先生”。
优待体制外知识分子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治术，在林死后的第二年，天圣七年（1029）二月，赵祯下诏恢复制举诸科：恢复贤良方正六科，接待在京朝官中被举荐及应选者；增设书判拔萃科，接待选人中的应书者；特意设立“高蹈丘国”、“沉轮草泽”、“茂材异”选拔平民中被举荐者；又置武举，容收天下武艺并智谋超人之士。
一派开放的政治景象，大有唐太宗李世民开科举称：“天下英雄都进了我的体制”的气派。－－这也是宋初体制外知识分子襄赞体制内的一大硕果，赵宋统治的合法性完全得以确立。
那些不和谐的政治杂音在开明的政治景象出现之前就悄然而逝了，历史也开始了一个新的记忆时段。天圣五年（1027），也就是林逋死的头一年，一位被从体制内驱逐出来的政治能量分子赵元佐死了。他死的悄无声息；无人关注。同样，他的政治诉求也如长江中的一个小小的波浪，无人注意。他是皇帝嫡派，纯粹的体制内，只因为楚王赵廷美受迫害一案鸣不平而被废为庶人。赵元佐是宋太宗的长子，当初大有希望继承帝位。但他没为权力而沉默，在叔叔赵廷美遭到父亲赵光义迫害时，别人一片哑然，唯有他敢站出来喊冤。赵廷美被谪迁房州并死在那里，以致于赵元佐因正义难伸而积郁成疾。后又因礼节上的不满，一怒之下烧了自己的宫殿，结果被废为庶人，远迁到均州安置。多亏宋琪等百余名高官上书保奏，才得以回京。真宗继位后，给他办了一个“不完全平反”－－封为楚王（原为卫王）又陆续给了天策上将军、兴元牧等虚衔，但终未对他所抗议的赵廷美冤案置一词。
陈抟：赵宋的优秀“愤青”
一场抗议以一个人失去获得最高权力的机会而告终。
一个正直的体制内的人因承担正义而被逐出体制。
一个人的死，因另一场造势而变得无所谓！
割江而治的明代破产版
在林逋死后近四百年，历史上又出一位杰出文人，他叫方孝孺。他几乎就是明代版的陈抟，只不过捍卫正统的方式不同而已！
方孝孺是一位典型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因为博学有才，得以从“有问题”的子女被“召为翰林待讲，迁侍讲学士，更定官制后改文学博士”。方博士还是位历史学家（或称当代史学家），总裁《太祖实录》即负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伟人传记”编定工作。按现行的官阶（官价）来论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专家，或许更高一些。因为他是新皇帝（朱元璋之孙朱允炆）的老师，皇帝的家乱确实给身为高官的他带来许多难题。其他高官何尝不如此呢？多少人为拥立的押宝，丢了身家牲命；又有多少人“一言获幸”而鸡犬升天。游戏规则很简单，但程序却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太多。接受这样的历史教训，既便比较混蛋的君主也讲“一言丧邦”，让参与废立或有此心的投机者们慎重。而聪明且霸道的君主则说：“这本来是我们家里的事，你搅和什么？”－－朱棣对方孝孺就是这么说的。
如果单取一个镜头即死不写诏的细节，显然能把方氏神化为英雄。其实他不过较早地投资（机）到了新皇帝那里去了，在不可预见因素（燕王夺位）干扰下无法转化投资风险。很显然，在当初，投资于建文帝既正统又安全－－不确定性因素很少。
在燕王朱棣与侄子建文帝的利益冲突中，方孝孺毫不动摇地站在正统一边。他与黄子澄、齐泰一起，是建文帝的智囊团，不同的是黄齐二人以削藩导致内乱，而方则一力主战。从建文元年（1399）秋七月朱棣发动叛乱到建文三年（1041）夏四月，经过三年的交战，北方取得了明显的军事优势。建文帝有意和解，接到朱棣请求南方撤兵的信件，便派薛岩去面谈。薛岩回来后，方孝孺先于皇帝探听了北方的实情，但又不相信，还是决计主战。在与皇帝见面的三人会谈中，建文帝有所反省：“如果薛岩说的是真的，那么理亏在朝廷，齐泰与黄子澄可是误我了。”
至此，方仍坚持已见，反而诬陷薛岩，说：“他是在为燕王游说。”
然而，方内心知道薛说的是实话，遂准备消解北方实力的办法，使用离奸计来制造朱棣的父子不和。
方孝孺门人林嘉猷曾居住在北平燕王府邸中，知道朱高煦、朱高燧对世子朱高炽不太恭敬，宦官黄俨向来奸险，正委曲奉侍朱高燧。朱高燧与世子朱高炽共同守卫北平，朱高煦随燕王在军中，时时在燕王跟前中伤世子。而此时南军出师河北，久而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