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ㄋ固芈薜木佑帧昂廖藿プ髡骄椤保虼苏庑┟拦硕宰髡叫卸粢郧嵝模惶巴枷砝帧Ｆ渲幸蝗烁胰说男胖兴担蟛糠质奔涫桥萦斡境兀绕【疲幸馑嫉氖牵鹊氖枪虐推【啤！�
在华盛顿，距离“萨帕塔行动”预定开始时间仅两周时，肯尼迪总统收到了著名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写的长达4000字的备忘录。这使得他重新思考自己批准“萨帕塔行动”是否妥当。富布赖特当时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他强烈反对由于政治原因而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他指出，美国的参与是无法掩盖的；倘若入侵遇到了抵抗，或者未能引起一场反对卡斯特罗的民众起义，那时美国就会被迫公开使用武力支援入侵。他说，假如我们走到那一地步，即便是找到文字上的合法借口，也仍然会毁掉我们30年来为稳定拉丁美洲局势所做的工作。富布赖特建议总统最好是寻求一种外交解决方案。
在中情局的行动计划和富布赖特主张的外交解决方案这二者之间，肯尼迪举棋不定，于是请富布赖特到白宫，当面向总统及其顾问们陈述他的意见。这时离预定的开始空袭的日期只有10天了。富布赖特慷慨激昂地讲述了他为什么反对向古巴动武。他发言完毕坐下后，全场鸦雀无声。总统问大家：“你们意见如何？行还是不行？”没有人回答。除了肯尼迪焦急地用指头敲击桌面的声音以外，会场静悄悄的。最后，一位自从罗斯福时代起一直在对外政策班子里工作的人打破了沉寂，他说：“跟卡斯特罗的对抗只是早晚的事，所以……我主张动手干吧！”有了这位长者带头，顾问们才纷纷表示赞成采取行动。
亚瑟·施莱辛格是肯尼迪的多年好友，这时担任肯尼迪的特别顾问，他在会上一言未发，会后急忙写了一个备忘录交给了总统，指出中情局的计划只有在集中对付古巴而不管别的地方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但考虑到整个西半球和其余地区时，反对这一决策的理由就开始显得有力了。”他指出美国的参与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它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引起的反响将是严重的。世界各地对美国新政府的好感本来在上升，但一实施对古巴的入侵，好感就会消失。施莱辛格直率地指出：“这一行动是一个糟糕的主意。”
肯尼迪这时感到左右为难。距离“萨帕塔行动”的预定开始日期只有一个星期了，杜勒斯看到总统拿不定主意，就施加更大的压力。他告诉总统，若取消入侵计划，就还会有一个善后处理问题，需要把那些人从危地马拉接出来，转移到美国，他们就会到处乱逛，到处宣扬他们在危地马拉干了些什么。他还表示出一副男子汉大丈夫气概，说不能让人看到美国胆小怕事。肯尼迪不希望让人记住他是一个软弱的总统，竟然不能把艾森豪威尔留下的计划贯彻实施。因此，他决定采纳杜勒斯这位有经验的中情局长的意见，而把富布赖特、施莱辛格和国务院的意见撇到一边。他决心批准“萨帕塔行动”。
艾伦·杜勒斯认为向古巴进军从军事上来说“易于反掌”，在入侵开始前的周末他自己离开华盛顿，到波多黎各一家不向公众开放的俱乐部度假了。
“萨帕塔行动”于4月15日开始，一切按计划进行。一批老式的B…26轰炸机从尼加拉瓜起飞，袭击了卡斯特罗的空军。华盛顿接到的报告说袭击成功，已摧毁卡斯特罗空军80％的实力。中情局认为卡斯特罗已经没有飞机可用，就取消了“2506旅”滩头登陆时的空中掩护。
第十五章 失败者是一个孤儿（4）
两天后，4月17日午夜刚过，中情局训练出来的“2506旅”乘船驶向古巴。但是，当他们驶近登陆地点时，发现那里并不是中情局所说的只有几座空的房舍，而是亮着灯，有人居住。该旅的领导立即决定一上岸就首先抓捕那里的人。但这时又出现了中情局另一情报失误：他们的船撞上了事先不知道的暗礁和珊瑚礁，有两艘船撞破了，一艘正在下沉，大家只好跳下水，又湿又累地奔到滩头。到了滩头，又发现卡斯特罗的侦察兵刚刚来过这里，滩上有一台无线电报话机还是热的。显然，卡斯特罗已经预先有所防备了。
卡斯特罗于4月17日，星期一，凌晨3时15分，收到了来自猪湾的报警信号，这丝毫没有让他感到惊奇。正如肯尼迪所估计到的，卡斯特罗利用美国报刊披露的信息，已经采取了反入侵的防备措施。几个月来，他反复告诫古巴民众说“侵略”在即，在电视上播放预先录制的录像带，教导民众如何对付入侵。连古巴儿童玩的游戏也由“牛仔捉印第安人”变成了“古巴人捉美国佬入侵者”。更糟的是，猪湾并不是中情局所说的已无人居住的荒滩，相反，它是卡斯特罗经常光临的钓鱼之地。卡斯特罗早已开始对他的军队进行反入侵战的训练，对海滩地形都研究透了。
古巴代表在联合国指责是美国发起了无端的袭击，美国的大使史蒂文森则竭力为自己的国家辩护。与此同时，卡斯特罗亲自出马指挥猪湾的防御战。与中情局的情报估计相反，预先的空袭仅仅炸毁了卡斯特罗的很小一部分飞机，而大部分飞机这时都出动了。“2506旅”虽然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又受到敌机轰炸扫射而无空中掩护。当地的古巴民众并未起义，而且站在了抗击入侵的一边。卡斯特罗还事先采取了措施，把被怀疑有可能叛逆的几千人关进了监狱。
这时在华盛顿，肯尼迪和他手下的人对外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在白宫墙里面，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对这次行动处处出毛病感到痛心不已。显然，入侵正在失败。更加烦人的是消息也不畅通，中情局为了保密，只给“2506旅”配备了简陋的通信器材，从登陆滩头发出的信息要通过几条渠道才能转到华盛顿，往往都成了几个钟头之前的旧闻。不管怎样，传来的都是坏消息。
但总统还得装出一切正常的样子，照常保持对外的活动。那个晚上，总统夫妇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在白宫招待了400来位尊贵的男士和女士，肯尼迪显得跟平常一样心情愉快，风度翩翩。然而，午夜后，等最后一批客人一走，肯尼迪和他的重要顾问们顾不上更换衣服，就马上走进内阁，那里一直聚集着中情局、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些官员。
室内的气氛是阴沉的。谁也不明白这一入侵行动怎么会弄得这么糟。世界上力量最强大的人居然对付不了一个第三世界的小岛国。肯尼迪后来回忆这个晚上的感受时写道：“力量的限度和窘境，以及力量与人的命运的关系，从来不曾像这次一样表现得如此明显，如此刻骨铭心。”肯尼迪和他的一班人对当时的形势无能为力，只能等候那一桩桩迟到的坏消息传到他们这里。
海军作战部长阿利·伯克海军上将非常着急，想要挽救这次入侵和挽救“2506旅”。他在房间里踱步，嘴里不停地骂脏话。
“我能派航空兵进行空袭吗？”伯克问总统。
“不行。”
“我们能派去几架飞机吗？”
“不行。别人会认出是美国的。”
“我们能发射点东西吗？”
“不行。”
“如果你让我派两艘驱逐舰去，就可以提供炮火支援，牢牢占领那滩头阵地。”
“不行。”
“一艘行吗？总统先生？”
“不行。”
那天早些时候，肯尼迪收到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信，赫鲁晓夫威胁说，如果美国加剧对古巴的武装干涉，苏联将在军事上做出反应。他说：“我希望美国政府将考虑我们的观点，不要采取有可能导致军事灾难的步骤。”肯尼迪对这一威胁不能不认真对待。他已经在入侵一事上赌博，赌输了，如果再加大赌注而把苏联牵扯进来，那赌本就太高了。但是他总不能对陷在海滩上的那些人坐视不救。大家最后达成了妥协，肯尼迪批准给他们提供一个小时的空中支援。
中情局一个特工人员联系上了佩佩·圣罗曼，佩佩这时刚刚看见卡斯特罗的一辆坦克轧死了他的一个才16岁的战士。
佩佩在报话机上喊叫：“你们这些婊子养的，都猫在什么地方了？怎么抛弃我们了？”
中情局特工说：“你有你的难处，我也有我的难处啊。我们今天晚上会过来的。”
“你昨天就这么说了，”佩佩喊道，“可是没有来啊。”
第十五章 失败者是一个孤儿（5）
肯尼迪批准出动的6架战斗机从尼加拉瓜起飞，可是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错误：居然谁也没有想起华盛顿与尼加拉瓜有一个小时的时差。等到这6架飞机飞到猪湾上空时，地面上的战事已经完结了。“2506旅”的人在沼泽里看到太阳升起时，肯尼迪在自己卧室里哭泣。他只好让这批人听天由命，或是死，或是当俘虏了。
肯尼迪对于这几百人的绝境深感内疚，又感受到苏联人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同时又发现他手下资历最长的顾问竟然是既无能又工作马虎，他认识到，现在该由他自己做出决策了。
在那天晚些时候会见记者时，肯尼迪回避了记者们追问谁应当对这次失败负责的问题。他对到会的大批记者说：“有一句谚语说得好：胜利有一百个父亲，失败是一个孤儿。重要的只有一个事实，即本人是这届政府的负责官员。”肯尼迪总统明白了，在白宫能做决策的只有他自己。从今往后，他决心承担起决策的责任。
艾伦·杜勒斯从休假地返回巴尔的摩时，中情局一个官员向他汇报了“萨帕塔行动”惨败的情形。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喝威士忌，直到第二天下午才给总统打电话。比斯尔则检讨说，这次在古巴失败都“怪我对准军事行动缺乏经验，让中情局陷得太深太急”。肯尼迪却不需要给自己找借口，他也不再需要像这样的人。总统免除了杜勒斯和比斯尔两人的职务。
肯尼迪把他最信任的朋友和工作人员安排在对外政策的职位上。这是一个新政治时代的开始，肯尼迪打算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外交方面，而不是单边军事行动方面。为此，肯尼迪就需要他的顾问们有理智和有能力，而不是像中情局原领导人那样自以为什么都懂而趾高气扬。
一年后，肯尼迪自己的班子就遇到了他们的头一次重大考验。猪湾事件以后，卡斯特罗出于对美国的恐惧而正式与苏联结盟。苏联人为保卫这个新盟友而将核导弹运进了古巴。赫鲁晓夫公然向美国挑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摩拳擦掌，主张一战。
在13个紧张的日日夜夜，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古巴导弹危机的发展。肯尼迪总统顶住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赫鲁晓夫两方面的好战压力。他立即下令对古巴岛实施海军封锁，但随后将主要精力放在外交活动上，而不是放在军事行动上。他在向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中指出：“我们的目标不是以武力取胜，而是要伸张正义；不是以损害自由为代价求和平，而是既要和平也要自由。”最后，他镇定而又自信地通过谈判处理了这一微妙局势，既保持了自由又保持了和平。
1986年，即猪湾事件25年后，经过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的斡旋，最后一名被囚禁在哈瓦那的“2506旅”成员拉蒙·孔特·埃尔南德斯获释了。此时他已57岁，身体衰弱，但依然立志要推翻卡斯特罗。他说：“我不认为战斗已经结束。古巴仍不自由……我将继续作为一名战士为自由奋斗。”他在他82岁的母亲的陪同下，从古巴飞到了迈阿密。
1962年，肯尼迪总统通过中间人做工作，与古巴当局做了一笔交易：以价值5300万美元的食品和药品换取“2506旅”被俘人员的释放，但其中有9人当时未能回到美国。
埃尔南德斯是他们当中最后的一个。他在迈阿密说：“我感谢美国人所做的一切。在这里以及在任何地方，我都依然是一名自由战士。”
附录
约翰·肯尼迪总统 1961年4月20日
在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讲话
卡特勒奇先生，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会员们，女士们和先生们：
我国这样一个伟大民主国家的总统，以及你们的报纸这样一些伟大报纸的主编们，都对人民负有一项共同的义务，这就是要说明事实，而且要采取坦诚的态度，说明事实的前因后果。正是记住了这一义务，我在过去24小时内决定趁此机会简明扼要地谈谈最近在古巴发生的事件。
在那个不幸的岛屿上，如同其他许多尚在为争取自由而奋斗的地方一样，情况不是好转而是恶化了。我原先已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