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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最早对皇太子胤礽产生不满，就是因为在生病时，年少的胤礽不懂得对皇父示孝。胤禛则学习皇父康熙帝对孝庄太皇太后之孝，对皇父始终是“诚”与“孝”，最终得到了回应。
第四，友爱兄弟。胤禛知道，处理好兄弟之间的关系，是仅次于诚孝皇父的重要事情。胤禛的34个兄弟中，其时最主要的是年满20岁以上的11位兄弟。他在处理兄弟之间关系时，主要原则是“不结党”、“不结怨”。在康熙帝第一次、第二次废太子之后，有一定强势的皇子都结成不同的朋党。诸兄弟之间，结党必结怨。胤禛没有参加皇太子党，也没有参加皇长子党，更没有参加皇八子党。他超然于兄弟们的朋党之外。或者说，他在兄弟角逐皇储时，采取一种不附不和、不排不斥的中庸态度。这种态度，使他躲避开来自皇父与兄弟两方面的矢镞，而安然无恙。最后在众兄弟被或废黜、或囚禁、或疏离、或厌倦的情况下，胤禛登上宝座，成为大清第五任皇帝。
除了不结党、不结怨之外，胤禛还友爱兄弟。他在随驾出京途中，作《早起寄都中诸弟》诗说：“一雁孤鸣惊旅梦，千峰攒（zǎn）立动诗思。凤城诸弟应相忆，好对黄花泛酒卮（zhī）。”表明他愿做群雁而不做孤雁的心意。再如皇太子第一次被废，胤禛非但没有落井下石，而且给以关照。胤礽初被幽禁在上驷院旁所设的毡帷里，皇长子胤禔和皇四子胤禛看守。胤礽说皇父所斥“弑逆”一事，实为乌有，请代奏明。胤禔不答应。胤禛说：“你不奏，我就奏。”胤禔只好代奏。康熙帝听了后说奏得对，命将胤礽身上的锁链去掉。后来，康熙帝曾说：“前拘禁胤礽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胤禛的几位弟弟胤禟、胤祹、胤等封为贝子时，他启奏说，愿意降低自己的爵位，以提高弟弟们的世爵。胤禛这种乖巧的做法，既博得皇父的欢欣，也讨得诸弟的好感。
第五，勤慎敬业。胤禛尽量避开皇储争夺的矛盾，极力表现自己不仅诚孝皇父、友爱兄弟，而且勤勉敬业。他结婚之后，多次受皇父之命，参与重大政治与祭祀活动。胤禛的足迹所至，遍及东西南北中——东向，至少5次到东陵祭祀，还到关外祭祀三陵——永陵、福陵和昭陵；西向，随皇父西巡五台山；南向，随皇父两次南巡；北向，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随皇父巡视塞外，以后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先后10余次到塞外；京畿，5次随皇父巡视京畿，治理永定河，察看水利，并写诗纪事：帝念切生民，銮舆冒暑行；绕堤翻麦浪，隔柳度莺声；万姓资疏浚，群工受准程；圣心期永定，河伯助功成。
此外，他还察勘仓储粮谷。特别是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他跟随皇父远征噶尔丹，领正红旗大营，军旅生活使他受到了锻炼。康熙六十年（1721年）三月，胤禛受命同三阿哥胤祉率大学士王顼龄等磨勘（复核）会试中式的原卷。总之，自结婚后30年的实际磨炼，使他对社会、对人生，对政治、对朝政有了深刻的认识与深切的体验，为其后来登上皇位准备了条件。
第六，戒急用忍。胤禛的性格，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怒不定，二是遇事急躁。关于他“喜怒不定”这一点，康熙皇帝曾经在给胤禛的谕旨中指出过。后来胤禛央求皇父说：今臣年逾三十，请将谕旨内“喜怒不定”四字，恩免记载。康熙帝因为“十余年来实未见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处”，因谕：“此语不必记载！”胤禛还有性格急躁的毛病。他曾对大臣说：“皇考每训朕，诸事当戒急用忍。屡降旨，朕敬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胤禛继位后，命做“戒急用忍”吊牌，为座右铭，用以警示。
第七，韬光养晦。他的心腹戴铎，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为他出谋划策道：上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论者谓：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hào）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而不知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不相得者。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前毫无所疵，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文献丛编》第三辑《戴铎奏折》）
戴铎首先分析了当时形势：皇上强势，诸王并争。接着提出应对谋略——诚孝事上，适露所长，掩盖所短，避免引起皇父疑忌；友爱兄弟，大度包容，和睦忍让，让有才者不嫉妒，无才者相依靠。雍正帝基本上按照上述策略，既不结党，也不钻营，而是暗自韬晦，八面玲珑，等待时机。而诸兄弟中，实力雄厚的皇太子胤礽、皇长子胤禔、皇八子胤禩、皇十四子胤一个接一个地崭露头角，结果一个又一个地不幸落马，而胤禛却一步一步地绕过争夺皇位航程中的险滩暗礁，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
第八，善抓时机。康熙帝临终时，胤禛紧紧地抓住历史机遇，坚决、果敢地登上皇帝宝座，成为最后的赢家。但是，他的继位也留下了许多历史疑问，280多年来成为历史学者和民间传说说不尽的话题。
二、继位疑问（1）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往南苑围猎，十一月初七日生病，前往畅春园居住、养病。初九日发出圣旨，说患了感冒，不要紧，但需要静养斋戒，所以初十日到十五日期间，不受理奏章。冬至的祭天大礼，由皇四子胤禛代行。十三日清晨，康熙帝病重，急忙召见皇三子胤祉、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皇十二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共七个皇子和步军统领隆科多，宣布：“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成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接着，康熙帝命从天坛斋所召回皇四子胤禛，改派镇国公吴尔占祭天。这时，康熙帝其他的几位皇子，长子胤禔被监守，次子即废太子胤礽被禁锢，五子胤祺因为冬至将临而被派往孝陵行祭礼，十四子胤禵正在西部领兵作战，而几位年幼的皇子十五子胤禑、十七胤礼、二十子胤祎当时跪在康熙帝寝宫外，还没有聆听皇父谕旨。
十一月十三日当天，雍亲王胤禛从天坛赶到畅春园，短短一天里，他被康熙帝召见了三次。但是他的皇父并没有当面对他说让他继承皇位之事。
当晚戌时（19～21时），康熙帝驾崩。步军统领隆科多向胤禛传达康熙帝的遗旨。也就是从这一刻起，胤禛虽然没有继承大位，但是担负起新君的责任。
十三日夜间，胤禛指挥将康熙帝遗体运回紫禁城乾清宫。“相传隆科多护皇四子回朝哭迎，身守阙下。诸王非传令皆不得进。次日至庚子（十九日），九门皆未启”（萧姡А队老苈肌肪硪唬＞褪撬涤呵淄踟范G和隆科多护送康熙帝遗体回到乾清宫，并下令他的兄弟非有令不得进入皇宫。等他宣布继承皇位七天后，才许皇兄弟到大行皇帝灵前哭奠。
十四日，宣布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传大行皇帝留下遗诏，命雍亲王嗣位；命胤禩、胤祥、大学士马齐和尚书隆科多为总理事务大臣；召十四阿哥胤回京参加皇父葬礼；京城九门关闭，禁止出入。
十六日，颁布大行皇帝遗诏。
十九日，胤禛遣官告祭天坛、太庙、社稷坛，京城九门开禁。
二十日，雍正帝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改年号为“雍正”。即位诏书中说：“皇考升遐之日，诏朕缵承大统。”
自第二次废储之后，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康熙帝对皇三子允祉、皇四子胤禛以及皇十四子允格外地关顾，也使日后史家们认为这三位皇子应是康熙皇帝最后皇储属意的人选。但是以地位、名望来说，允祉因年长应高过诸弟，而允又是超过他的两位长兄受到特殊荣宠。雍亲正胤禛可以说在朝内外的威望和受康熙帝的重用方面都不如他的上述两位兄弟。最后他却入承大统，因而受到很多人的怀疑，生出许多种说法：
第一，“毒死康熙”说。雍正帝即位不久，在京中就传出雍正篡位的传闻。有人说：
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大义觉迷录》）
不错，康熙帝晚年，身体不佳，“诸病时发”、“头晕目眩”、“手抖头摇”、腿脚肿胀，有时走路都需要人扶掖。在当时能活到近70岁，已经算是高龄了。但是，康熙帝懂中医中药，还会开药方，又一向反对用人参进补。康熙帝说过：“北人于参不合。”他是不会喝人参汤的。胤禛作为康熙帝的孝子，是应当知道皇父的喜好的，他为了尽孝心，不会违背皇父的好恶，而自讨没趣。所以，说胤禛用人参汤毒死康熙帝是不可信的。如果确有其事，雍正帝也不会在为自己辩诬的《大义觉迷录》中予以公开。
第二，“不入东陵”说。有人说雍正帝死后不葬在清东陵，而葬在清西陵，说明他得位不正，不愿意、也没有脸面在地下见他的祖父顺治、父亲康熙。这一点，可以看作一种民间的说法，但不能作为雍正帝得位不正的历史根据。
第三，“传位于四子”说。雍正帝刚刚即位，就传出“雍正党人”将康熙遗诏“传位十四子”，篡改作“传位于四子”的说法：
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圣祖不豫时，降旨召允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殡天之日，允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
上面是《大义觉迷录》中的记载，文中“圣祖”是康熙帝的庙号，“皇上”是指雍正帝。“允”是雍正帝的同母弟，隆科多则是当时北京的步军统领。
此属传闻，不为史实。因为如果康熙帝真有“传位于四子”的遗嘱，按照当时行文习惯，应当写作——“传位於皇四子”。因此，其一，“十”字很难改成“於”字；其二，有人从文献中找出“于”与“於”通用的例证，但正式官方文献要用规范的汉字；其三，“传于四子”不合当时规范，因为官方文件都要尊称皇帝的儿子为皇某子，胤禛称为皇四子、允称为皇十四子等；其四，况且当时如此重要的遗嘱，应同时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汉字可以修改，满文又岂能改“十”为“于”？所以此说不确，是属无稽之谈。
皇十四子胤禵的确是康熙帝晚年被列入接班人候选名单，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康熙帝确定要传位于皇十四子胤的文献或档案的证据。康熙帝病重时，他紧急召回的是胤禛，而没有召回皇十四子胤禵和在东陵的皇五子胤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康熙帝没有要传位给胤的旨意。如果康熙帝真有意要他继位，为什么让他远离京城、远离皇帝身边呢？尤其是康熙帝当时已年老多病，而且时常怕被人杀害。诚如雍正帝所说：“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
第四，“兄弟不服”说。《大义觉迷录》与《清圣祖实录》都是御用官员们编写的，传位问题的可信度很有悬疑。而当时人所写的《皇清通志纲要》与《永宪录》二书中，都没有七位皇子聆听康熙帝遗旨的记载，这说明当时根本就没有发生这件事。另外，雍正帝说皇八弟允禩在康熙帝死后，在畅春园中“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办派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而皇九弟允禟在雍正丧父悲痛之时，他“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学者们认为这两位兄弟的表情与行为，正是说明他们在毫无心理准备下，突然听到隆科多的“口授末命”，而才有如此愤恨心态与冒失行动的。
第五，“编造遗诏”说。雍亲王皇四子胤禛继位的主要依据是《康熙遗诏》。这份《康熙遗诏》有的学者认为是真的，因为《清圣祖实录》和档案都可以证明它的存在；有的学者认为是伪的，因为“实录”和“档案”都是雍正帝掌权后命大臣们根据自己意旨编写的。这份诏书是真、是伪？我认为是半真半伪，为什么？《康熙遗诏》的文字，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其前一部分是将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谕旨加以修改，移植到传位诏书里。当时，康熙遗诏的《上谕》凡2211字，最后康熙帝说：“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