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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弗雷德•；布雷姆的《动物的生活》（Tierleben，1864~1869），以及弗朗斯西•；巴克兰（FrancisBuckland）的《博物学拾趣》（CuriositiesofNaturalHistory）等等。
大多数动物园都竖起了科普大旗。譬如，阿姆斯特丹动物学会立志要“以一种惬意而又诱人的方式加深人们对博物学的理解”。这方面，学者或对博物学感兴趣的广告商所出版的指南和旅行记述对动物园大有帮助。H·佩龙·德阿尔克（H。Perrond’Arc）在1860年提出，许多来到动物园的游客对科学知之甚少，如果不能得到教育，他们在离开的时候也不会有任何进步，因此有必要在园中设置说明性牌匾。但是，这些牌匾上的文字很少介绍动物本身。它们更像是博物学手册，总是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罗列物种的地理渊源、解剖结构、饮食、习性和繁殖状况，其中还有引自18和19世纪博物学名家名著的资料。笼中的动物（用佩龙的话说就是“样本”）往往只是示范性的附属物，作用与书籍杂志中的现代彩照并无两样。惟有珍奇动物的到来会引起特别注意，比如1827年亮相巴黎的一只长颈鹿。直到19世纪末，旅行指南才开始谈及囚养动物的行为，特别是类人猿的行为。
第二篇 控制需要（19世纪）第八章 精彩的大自然（3）
因此，这些资料反映的是动物花园的学术观念而非大众化观念。但两者确实有相同的出发点，那就是对新奇事物的爱好。在由科学家管理的公共花园，比如巴黎植物园，执著于扩张规模或完善收藏品的学者与对新动物着迷的公众之间存在着一种无声的默契。在私营或收费动物园，经理们很快就认识到新奇性是吸引新游客的绝好诱饵。比如在伦敦，动物学会为解决各种难题而陆续引进了许多新动物，包括一头亚洲象（1831）、一只长颈鹿（1836）、一只山魈（1849）、一只河马（1850）、一只海豚（1862）、一头非洲象（1865）、一只黑猩猩（1883）、一只大猩猩（1887）和一只霍加狓（1935）。
每只新动物的到来都会引起轰动，特别是那种首次光临欧洲或需要动物园特别建造新设施的珍稀物种——巴黎的一只猩猩（1836）、伦敦的一个“生态…水族馆”（1853）和柏林的一只大猩猩（1876）便属此类情况。在伦敦动物花园迎来犀牛后（1850），它的游客量当年便翻了一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动物园收藏品慢慢扩充，物种变得越来越平淡无奇，公众的解剖学知识也水涨船高，日渐丰富。在18世纪仍属罕见的大象已经变得几乎无处不在（印度象）。大猩猩在19世纪90年代之后流于普通。欧洲人在16世纪和1827年之间从未见过的长颈鹿也越来越多。它们在1829年首次做客伦敦，此后，从1836年到1892年，从1895年一直到今天，它们从未缺席伦敦的动物园。
一些新动物甚至引领了热潮和时尚。伦敦的河马是大众宠儿，变成了在全英脍炙人口的《潘趣》（Punch）漫画和无数版画的主角。斯特兰出售它的银质小塑像，而“河马波尔卡”是伦敦沙龙中的热门舞曲。一头1826年到达斯图皮尼基的大象同样掀起了一股艺术创作风。
埃及总督为与欧洲势力重建友好关系而赠送的3只长颈鹿是最有名的例子。1827~29年间，它们分别被送到了巴黎、伦敦和维也纳。赠与法国的那一只是在1826年11月的某天夜间登陆马赛的，因为运送者担心白天卸船会导致全城盛传巨型怪兽到达法国的流言。她在省长官邸中度过了严冬，还有多次招待会以她的名义在这里召开。每天的正午到下午3点，她都会在城中走上一圈，每次均有繁杂仪式衬托始终，喧嚷人群簇拥左右。1827年5月，她被送往巴黎，带队的正是艾蒂安·若弗鲁瓦·圣伊莱尔。他走在长颈鹿的前面，无论入城还是进村均徒步而行，身前是一支宪兵护卫队，身后跟着一车车的补给品。整镇整镇的人从附近地区拥来，围观人群变得越来越庞大。媒体日日追踪报道，查尔斯十世也密切关注。在里昂，为了将这只长颈鹿安置在贝勒库尔广场（PlaceBellecour），连军队也受命出动。但她挣脱了控制，吓坏了马匹，引起了观众的一阵恐慌。次日，报纸刊登了“在那头长颈鹿制造的骚乱中走失的儿童”的姓名——他们正待在警察局中等待家人认领。在于6月份抵达巴黎后，长颈鹿被带到了身在圣克劳德的国王的面前，现场还有国家博物馆和大学的主管和教授们——也就是征服奇异野生动物的主力军。在长颈鹿最终落脚巴黎植物园后，有600000名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1827年6月至12月之间欣赏了她的午后漫步。
这只长颈鹿到来之后，带有她的形象的年历和日历新鲜出炉，长颈鹿版画也开始热销于游乐场、集市和其他地方。她还成了戏剧、讽刺幽默小册子＇“长颈鹿的统治（LaGirafeouleGouvernementdesbêtes）”，1827；“长颈鹿在巴黎：邂逅小熊马丁（DamegirafeàParis：Aventuresetvoyage……racontésàl’oursMartin”，1827）、歌曲和音乐（“LaGirafe”，辛格（Singer）谱写的一首钢琴华尔兹舞曲）的主题。伦敦和维也纳的长颈鹿热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但也不容小觑。尤其是在维也纳，艺术家们创作了一种舞蹈（长颈鹿加洛普舞）、一段轻歌剧＇《长颈鹿来了》（LaGirafeàVienne）＇和一部歌剧（《LaMuettedePortici》）。1850年之后，仍有少数动物引起了公众的浓厚兴趣，比如1936年左右出现在柏林的一只大猩猩（第一只在动物园中存活了较长时间的大猩猩）和1973年来到巴黎的大熊猫，但1750~1850年间的那种动物时尚再也不曾出现——并非偶然，这100年也是公众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达到巅峰的一段时期。
无疑，动物园游客的选择反映了他们的偏好：他们总是趋之若鹜地涌向大象、长颈鹿、犀牛和河马这样的大型哺乳动物。因此，这些动物具有更大的“展示”价值。它们的匀称体形、庞大躯体和惊人力量似乎就是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迹。大象最受青睐，因为它们驯服而又温顺，游客可以与它们亲密接触，甚至可以骑上象背。大型猫科动物也受人喜爱，因为它们象征着野性和残酷（人们总是怀疑它们是吃人野兽），集中喻示了对自然的敬畏和征服自然的满足感。爬行动物独具魅力，因为它们的外形、表面上的冷酷和名副其实的威胁令人喜惧参半。受欢迎的动物还有很多，比如仍然鲜为人知的动物、人们认为外形怪异的动物（袋鼠、海狮、霍加狓）和那些似乎在模仿人类的直立行走动物（熊，企鹅，特别是猴子）。
在英国和德国，某些动物俨然变成了国家吉祥物。1826年，住在Exeter’Change的大象丘尼（Chunee）的死引发了一场骚乱；1882年，摄政王公园的大象大块头被卖给美国巴纳姆马戏团招致举国抗议。河马Obaysch（世纪中期）、伦敦的黑猩猩萨莉（Sally，80年代）和曼彻斯特的黑猩猩领事（Consul，90年代）也扮演了类似角色。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德国，一只大猩猩成了柏林动物园的象征，它的形象甚至出现在了动物园的印章上。这些吉祥物的确立既是精心挑选的结果，也与动物园管理层（希望吸引游客）、快速发展的媒体（急需时事热点）和公众之间的一种无声的默契有关。光有新奇性是不够的。像大型猫科动物或爬行动物这样的危险猛兽无法以新奇为卖点，那些看起来平凡无奇的动物（比如长颈鹿）同样不能。正如哈丽雅特·利特沃（HarrietRitvo）所说，尽管狮子已成为大英荣耀的象征，但它并没有成为公认的国家吉祥物，因为它既不能滋养温情，也不能激发想象力。吉祥物大多是体积可观的草食哺乳动物（大块头是最庞大的囚养厚皮类动物），在公众心目中，它们都是温顺的“好动物”，可以与人心灵相通，可以在那个崇尚服从美德的时代燃起和谐共处的希望。可以说，类人猿受人喜爱是因为它们正在将自己欧洲化（黑猩猩萨莉和领事的着装、培育和喂养都是英国式的），象征着将其他民族西方化并将“真正的”文明带给他们的雄心壮志。
每一次调查都表明，公众的偏好在20世纪没有变化。20世纪60和70代对伦敦和巴塞尔儿童的调查所得出的结论与过去并无两样。即使是非洲野生象的大量涌入也没有影响象的地位，因为它开始成为人类无比憧憬的无畏不羁的大自然的象征。人类与动物世界的关系之中存在一种意义深远的趋势，要想让游客满意，动物园不能对它熟视无睹。
19世纪以来，动物园在动物引进上的世俗态度已经破坏了系统化收集活动物的科学理想（假如这种理想真的存在过的话）。一位经常访问动物园的记者1933年对巴黎植物园的一篇报道是这种流行态度的一个典型的反映。该文对动物的外形和皮毛之美着墨甚重，重心集中在美观迷人或容易让人联想起更常见物种的动物上。作者表现出了对动物的饮食、习性、性情和后代的兴趣，特别是那些似乎与人类习惯相同的动物。比如，她对刺豚鼠进行了如下高度拟人化的描写：
观察它们的进食过程是最有趣的事：它们轻巧地抓起我递给它们的水果，然后坐下来，用酷似双手的前爪将水果捧到嘴边；它们用牙尖一点点地轻啃果子，明显在小心翼翼地避免弄脏自己。吃完之后，它们站起身来，摆出一种极富表达力的姿势，向我索要另一块香甜甘美的水果。
作者也偏爱那些喜欢与人类接触的动物——有些动物甚至会配合人类囚禁自己。她认为大象和食蚁兽乐于生活在动物园中，认为河马有一种“自愿接近人类的交际倾向”。
第二篇 控制需要（19世纪）第八章 精彩的大自然（4）
在这种平凡动物占据主流的氛围中，解剖结构（尤其是新到动物的解剖结构）的研究也始终局限于平凡动物——直到19世纪末的摄影术、大众媒体的发展和稍后的电视带来了动物图像的普及，这种态度才有所改变。外表和性情是动物分类的根本标准，摩尼教的分类法（与学术界的看法大相径庭）以好或坏、温和或凶恶的两分法为基础。爬行动物、大型猫科动物和食肉动物一般被归入第二类，因为好食荤腥长久以来一直被看作野蛮和暴力天性的标志。猴子被视作顽劣而又贪婪的动物，往往也被归入此类。草食动物，特别是驯化的草食动物，则属于第一类。这个系统主要应用于哺乳动物，也就是与人类亲缘最近的动物，但并没有真正应用于通常被当成观赏物或食物的鸟类和鱼类。这一系统传达了一些根深蒂固但却常常与现实截然矛盾的古老观念：熊被看作性情温良的动物，但实际上相当危险；引人怜爱的羚羊可能会杀死一个人；而所谓的凶残猛兽美洲虎其实很少攻击人类。
人与动物面对面的相遇并没有颠覆旧观念；相反，囚养方式助长了这些观念。1850年的一本布鲁塞尔旅游指南将鬣狗描述为“邪恶到骨子里”的动物，并对那些认为鬣狗的外表并不反映本性的人大加嘲讽。科学家们并没有积极驳斥这些信念，因为他们的理论仍然以旅行者记述为基础。事实上，有相当多的探险家（往往是猎人）将这些信念应用到了它们所看到的野生动物的身上，这或者是为了支持自己的立场，或者是为了将野生世界的惊险刺激传达给喜好幻想的读者们。大猩猩是一个典型例子。P·杜沙尤（P。duChaillu）或许是第一个观察和描写野生大猩猩的人（在杀死几只大猩猩之前）。1861年，他向世界传达了大猩猩是种凶残野兽的观点——一种将在多年之后的金刚神化中重现端倪的观点。尽管这种认识在达尔文主义如日中天的19世纪后期遭受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但在实地研究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之前，它一直没有遇到太大的挑战。它的稳固可以用它的象征意义来解释，因为它旨在证明残暴性情和祥和文明之间的严格界限，允许人们将前者确立为一种反面典型，一种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而必须要摒弃的丑陋劣性——长久以来，基督教作家和后来的某些哲学家一直在宣扬这种理念。
可见，在动物花园中，公众与动物的关系以吸引和排斥、好奇和恐惧为基础。设置隔栏反映了这种矛盾的情绪——正如一名游客在1798年所写，有了隔栏，人就可以无所顾忌地观赏动物了。各种图画、书籍、设计、计划和档案中永远少不了坚实的搁栅和围栏，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