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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地观赏动物了。各种图画、书籍、设计、计划和档案中永远少不了坚实的搁栅和围栏，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更高安全性的要求促使这类设施成倍增加。冶金术的进步甚至令安全措施更加可靠：1898年时，马赛一个虎笼的栏杆直径仅为17毫米；到1927年，里昂一个象笼的栏杆已粗达35毫米。在某些财力有限的动物园，安全性是唯一的革新动机。动物逃逸会引起恐慌，也会引发流言和幻想，而且逃走的动物通常只有死路一条，即使它只是一只猴子——因为它犯了越界侵入文明空间之罪。在战争时期，人们也会惧怕动物逃逸，大型猫科动物会被锁入兽房甚至惨遭宰杀。
猛兽仍然狂野不羁，“温和”的食草动物往往已经完全驯化，而安置两者的兽笼也有天壤之别。这样的象征意义，像朱尔·于雷（JulesHuret）这样的游客是不会领悟不到的。他这样描述看到大型猫科动物后的感受：
盯着它们那冷酷的双眼，我感受到了一种暴力冲动，它燃起了我的战斗精神……我梦想自己披盔带甲、全副武装，梦想自己冲到这些人类宿敌面前，斩断它们的喉咙，或在一对一的肉搏中勒死它们，就像传奇故事中的英雄。我羡慕那些鞭打它们的驯狮人。
这就是公众的态度总在接触愿望和暴力诱惑之间摇摆不定的原因。游客喜欢给动物喂食便是前者的体现。这种行为在早期的动物花园中便已存在，大多是儿童所为。当人们变得更加富裕，这成了一种相当常见的现象。在1855年的布鲁塞尔，一头熊在一天之内得到了游客送上的500个面包卷；1959年6月19日，安特卫普的一头大象吞吃了1706颗花生、1089片面包、1330块糖果、811块饼干、198瓣桔子、17个苹果、7个冰激凌和1个汉堡包！无论在那时还是现在，这些礼物的意义都是一种矛盾。一方面，它们加强了人类在囚养动物面前的优越感，因为动物似乎在卑躬屈膝地接受嗟来之食，而且它也是一种或多或少有意识的劝诱野生动物臣服于人类的方式。根据1850年的一份巴黎植物园游园指南所说，由于接触了文明化生活，索求食物的大象已经失去了野性。但另一方面，礼物当然也有一种象征意义：作为和平和交流愿望的标志，它们能建立联系，维护友谊。
20世纪的动物心理学研究成果已经证实了大量19世纪文献的观点：习惯于囚养的动物也适应了围观人群，而且某些事物能令某些动物（猴子，大型猫科动物，大型海生哺乳动物，鹿，熊）兴奋，缓解它们的烦躁并增强它们的活力，尽管也有很多动物无动于衷。人与动物的关系发展以同化作用（动物将人当成同类，而人以拟人化方式分析动物）和相互表现为基础，人试图引起动物的注意，如果不被理睬就会感到不悦，而动物的反应是乞求。动物做出乞求动作可能是为了确保自己能不断得到食物（熊），也可能是在用这种反常规的行为自娱自乐。它们会使用舌头（长颈鹿，鹿）、躯体（大象）、手臂（猴子）和爪子（猫科动物，熊），会在实践中领会哪些表情和姿态能给自己带来好处，而它们的同类会借鉴这些诀窍。这些姿态能取悦笼子周围的游客，于是他们会对相关动物做出积极评价，喂给它们更多的食物，而且会将其他动物看成愚蠢或懒散的动物，有时候还会向它们投掷杂物以逼迫它们做出反应。这种对动物行为的拟人化理解已经酿成了不少事故，大多与熊有关。说到动物性情，人对熊的误解一直最为严重：有些游客会翻过围栏或跳下熊园去喂熊，无疑相信熊会做出友好的反应；但事实上，他们马上就会遭到攻击。
在19世纪，动物园一直纵容甚至鼓励游客的喂食行为，因为这会节省它们的饲养成本；而在那个肆意滥用野生动物的时代，喂食的弊端（强行喂食、肥胖和死亡）也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或重视。禁止游客喂食的规令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的德累斯顿和曼彻斯特，20世纪50年代之后变得相当普遍，这要归因于饮食知识的进步和获取野生动物的难度。但这样的禁令遭到了公众的强烈抵制。
第二篇 控制需要（19世纪）第八章 精彩的大自然（5）
动物花园中也可能发生伤害动物的事件：1793年时，一头犀牛受剑伤而死；在巴黎植物园最早期的建筑规划中，博物馆教授们防范投毒行为的苦心可见一斑。随着动物园逐渐趋向大众化，这种现象似乎有抬头之势，因为涌入动物园的闲杂平民们早已习惯了城市中的暴力，习惯了在城市和乡村均司空见惯的动物虐待行为。1891年，巴黎植物园园长在谈到免费问题时叹言，游客量的增大已经导致事故频率大大上升：鸟的翅膀被烧伤或扯掉；动物被藤条或石块击伤；掺着磷、酒精或烟草的有毒食物或混着鱼钩或刀片的食物令动物吃尽苦头。有一匹斑马曾被绑在手杖上的一根针扎伤。为了防止夜间侵入，动物园不断更换门锁，还不得不组建了自己的巡逻队伍。盗取食用家禽的事情时有发生，有时候是职员监守自盗，而且在战争时期会变得更为普遍。在任何向大众开放而且守卫不严的公园，下毒、杀害和盗窃都是常见的动物虐待行为。同样的现象也存在于伦敦、马德里和都灵等地的私营收费动物园，但程度难以估量。莫斯特动物园的一位主管在20世纪初写下的一份记录或许可以解释动物虐待的心理背景：
在一整天内，喧闹而又麻烦的庞大人群不断前拥后挤地在兽笼前走过。如果这些动物之中有任何一只是自由活动的，就算远远看到它，这些人也会被吓死。因此他们乐于看到动物被限制、被羞辱、被贬低。正因为他们害怕动物，他们才会通过嘲弄动物、大声呵斥动物和猛拽动物的锁链来报复动物，而饲养员的规劝总会遭到一句不可理喻的反驳：“我已经付钱了！”
为了吸引游客，一些动物园开始公开展示巨蛇喂食过程（伦敦动物园，1849年；莫斯科动物园）。这种节目大获成功，巨蛇吞吃活物的场面令观众如痴如醉，这也明显反映了当时的那种暴力趣向。
然而，大多数动物园的管理者都在力图通过法规途径制止这些行为。在这件事上，他们得到了上层社会的支持。名流显贵们也对动物虐待深感厌恶，他们鼓励动物园组织宣传活动，积极禁止动物搏斗表演，并对惩治立法（德国，1871年；大不列颠，1900年；意大利，1913年；比利时和西班牙，1929年；法国，1976年）给予了鼎力支持。有关方面也在尝试着控制工人阶级的行为，仿效上层社会私人场所的意义确定公共场所的用途：散步、思考和教育。在20世纪初的伦敦，一场媒体宣传活动和市政班子的更换最终给爬行动物喂食表演画上了句号。
娱乐表演
除了人流涌动的动物园，仍然以奇异性为卖点的巡游动物园和常设动物集市也是一片热闹景象。在1850年前后的汉堡，海豹被冠以“海上仙女”或“海中骏马”的美称。随着初级教育和动物学知识的进步，这类欺人花招在世纪末期销声匿迹了。
但受训动物展（是早期艺人们的拿手好戏，在19世纪20年代被马戏团采纳）和同时期发明的驯狮表演并未走到末路。1819年，法国人亨利•；马丁（HenriMartin）驯服了巴伐利亚范阿肯巡游动物园的一只猛虎。他发明了一种集暴力和亲和于一体的驯兽方法，能够钻进兽笼，让大型猫科动物听从它的指挥。他的成就令同时代的人惊叹不已：他能让狮和虎和睦共处；甚至敢于快速夺走一只大型猫科动物的嘴边猎物，然后用自己胳膊取而代之。美国人范安布尔是驯狮术的另一个奠基人，从1832年开始，他用与马丁相同的方法驯服了泰特斯（Titus）巡游动物园的所有动物。范安布尔敢将他的脑袋或淌着鲜血的胳膊伸进大型猫科动物的喉咙（它的双唇被掰住，利齿无法咬下），还曾让一只狮子、一只羔羊和一个小女孩合演别具一格的节目。从1887年开始，卡尔•；哈根贝克的马戏团抛弃了过去用来驯兽的火红烙铁，发明了以皮鞭号令加食物奖励为基础的所谓文雅驯兽艺术。
这些节目深受欢迎。马丁1823~1829年间在日耳曼领地和低地国家的巡回演出吸引了无数观众，其中不乏王爵贵胄。范安布尔在于1838年登陆英国后曾为包括惠灵顿公爵（DukeofWellington）在内的诸多贵族表演，还有幸为维多利亚女王组织了一次特别晚会。在热烈反响的鼓励下，马戏团推出了更为精彩的节目。1831年，巴黎奥林匹克马戏团（OlympicCircus）创作了哑剧《迈索尔的狮子》（LesLionsdeMysore，讲的是印度莫卧儿帝国的一个被罢黜的总督与追捕他的人周旋于丛林深处的故事），由马丁和他的狮子出任主角。在巴黎大获成功后，剧团又奔赴英伦，在伦敦和全英各地巡演一圈后才返回法国。范安布尔借鉴了这一创意，他先后在伦敦推出了《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1838年），在巴黎上演了《酋长的女儿》（LaFilledel’émir，1839年）。
在19世纪后半叶，所有驯兽师都学习了马丁和范安布尔的演出方法和技巧，不管他们属于巡游动物园还是马戏团——在马戏团，野生动物正在令马背表演黯然失色，正在取得可与小丑比肩的至尊地位。但令广大公众熟知这些技艺的是20世纪初期之后的电影，如1912年的《猎食雄狮》（Enpâ；tureauxlions）和1913年的《家中的马戏团》（LeCirqueàdomicile）。驯兽表演实际上正在取代逐渐被欧洲各地（除了西班牙）明令禁止的动物搏斗，而且正是在国际殖民进程如火如荼的时候发展起来的，它明显蕴示了一种或有意、或无意但（从它的成功来看）民意所向的决心——奴役最凶猛的野生动物。同时，驯兽也表达了一种将野兽文明化的愿望。在记者P·A·皮绍（P。A。Pichot）看来，它标着着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古老友谊的重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受过训练的动物（多半是大象或猴子）的滑稽仿人表演受人欢迎就不难理解了。在王政复辟时期的巴黎，弗朗科尼斯马戏团的大象巴巴（Baba）能围上餐巾，坐在桌旁进餐。在巴纳姆马戏团，小象大拇指汤姆（TomThumb）会假做醉态。1886年，一头大象在圣桑斯（Saint…Saë；ns）名曲《动物狂欢节》（LeCarnavaldesanimaux）的伴奏下翩翩起舞，表演了“大象的芭蕾，动物的幻想（Balletdeséléphants；fantaisiezoologique）”。就像罗伯特·德洛特（RobertDelort）所说，马戏团改变了这类动物的形象，过去的猛兽或珍奇野兽现在成了像小丑一样受人喜爱的动物演员，观众对它们产生了一种亲近感。
目睹驯兽表演的成功，动物花园也开始用这种方式吸引游客。在早期的巴黎植物园，曾经营过一个巡游动物园的饲养员费利克斯（Felix）敢进入兽笼，抚摸狮子，然后应狂热观众的要求掰开它们的血盆大口。但直到19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这种表演才在由游乐场艺人们经营的动物园（曼彻斯特贝尔维尤动物园，斯特林根动物园，1931年殖民博览会上的动物园）和少数其他动物园（如布伦森林动物园）中流行开来。1935年，在日内瓦演出的一只受过训练的黑猩猩会像人一样正点吃喝：“它到来之后就吃了早餐，下午两点吃了午餐，晚餐时间是六点半。它的食物是混着燕麦片的加糖巧克力。”在20世纪中期之前，保罗·布伊萨克（PaulBouissac）所说的不同（动物园用隔栏证明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而将动物人格化的马戏团混淆了两者的区别）并不完全是事实。
引入这类节目符合动物园的一贯政策——不断发展娱乐项目，因为公众的兴趣在不断扩展：动物进食表演，骑乘小马、骆驼和大象，市中心的动物游行，以及动物搏斗等等。为了吸引有文化的精英阶层，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安特卫普的动物花园开设了专门展示当代动物雕刻艺术的室外博物馆。利用公众对史前学的浓厚兴趣，伦敦水晶宫于1851年制作了一头禽龙和其他恐龙的模型，卡尔·哈根贝克也于1910年左右在斯特林根设置了史前动物的原样模型。此后，这一创意又被两次大战间隔期的柏林和美泉宫（重现了本地区的灭绝物种）、1984年的温森斯、1993年的科隆（游客量因此而上升了27％）和特殊史前公园先后效仿。就好像放弃了奇异动物炫示花招的动物园必须依靠远古时期的骇人怪兽来维持公众的兴趣一样。
第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