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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象征。它们将力量内涵赋予烈酒、德国啤酒和（1930年左右的）肖韦（Chauvet）朗姆酒，帮助唤起了已近消亡的“殖民”本性，木髓太阳帽的流行便是一个信号①。
第三篇 向往自然（20世纪）第十一章 自然模仿（1）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日臻完美的自然模仿成为许多动物园的主要亮点。蒙特利尔生态博物馆便再现了热带和北极气候。受它的商业成功的鼓励，神通广大的迪士尼公司在佛罗里达创建了一个小小的非洲角，实现了动物园和主题公园的结合。这些妇孺皆知的成就也成了欧洲人的学习对象。尽管如此，幻想艺术的完善并不足以掩饰野生物钟的急剧减少所导致的种种问题。这就是动物园渴望将自己塑造为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原因。然而，尽管真正的进步并非没有，动物的高死亡率却是他们无法克服的顽症。基因衰变始终是囚养动物中的永恒生理规律，如果需要证据，普氏野马的故事便是证据。在自然小生境的映衬下，这些“离境”保护区窘态百出；随着观念的转变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让人相信“囚养应该是自由的参考标准”也越来越难。
大自然，一个严厉的监工
1930年前后，以“近乎天然化的自由”为特色的“野生动物公园”在欧洲诞生，创建于那个时代的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就是这种模式的灵感源泉，特别是非洲的保护区。这些公园远离城市，广阔空旷（纽伦堡公园60公顷；建于1928年的赫拉布伦公园50公顷），有时候就建在古城堡的周围，如布朗弗雷公园（BranféréPark）。随着汽车的普及，它们成了周末探险的乐园。
贝德福德郡的惠普斯奈德公园是最早的野生动物公园之一，它占地200公顷，位于伦敦西北方，可乘火车抵达。贝德福德公爵、艾尔弗雷德·埃兹拉（AlfredEzra）和尤尔夫人（LadyYule）等显要人物曾向它捐赠动物，还有一头印度大象是伦敦动物园的赠礼。千姿百态的鹿类提供了生态观察的机会；在鸟类学家的注视下，囚养小鸟引来了自由迁入的同类。这家开放于1931年5月的公园一开始便大获成功，面对着始料不及的游客大潮，它只得进行了扩建。在伦敦动物园，兽园设置规整有序，就像是各个物种被安插进了一个有组织的等级化空间；但惠普奈斯德截然不同，在这里，动物的领地似乎凛然而不可侵犯，游客有一种深入腹地的快感。＇在开放于惠普斯奈德之前的克莱尔公园（ClèresPark），据说“园主……渴望只驯化和饲养外来物种，将种群隔离保持在最低限度。”＇但尽管如此，从惠普斯奈德那仍然高度受限的兽园和大象“筒仓”可以看出，动物园系统永远也无法完全摆脱根深蒂固的约束。
野生动物公园唤起了接近动物的愿望，自20世纪初以来，欧洲的美术家们已经表达了这样的愿望。1911年左右，在科隆锤炼成才的德国画家奥古斯特•；麦克（AugustMacke）开始创作以动物园动物为题材的作品，他的画色彩明艳，用无隔栏的统一空间表现了人与动物的交流。麦克尚未完成一家餐厅的装饰画便在一战中身亡，但留下了《小动物园》（LePetitZoo，1912年）、《大动物园》（LeGrandZoo，慕尼黑动物园）和1913年的一套三幅联画。在瑞士画家保罗•；克里（PaulKlee）的油画《动物园》（Zoo）中，并排相映的不同色域被动物象形文字赋予了独特意义。对一战后的眼镜蛇画派（Copra）这样的超现实主义传人们来说，野生动物代表的不仅仅是反文化，还有理性主义的逆转。丹麦画家阿斯格•；琼恩（AsgerJØ；rn）用《Discoursauxpingouins》探讨了野生动物的绝对他性（absoluteotherness），立意与德国概念主义画家约瑟夫·伯伊斯（JosephBeuys）类似，后者以大胆想像人类和动物领地的相互渗透而闻名。在1974年，伯伊斯曾在纽约勒内•；布洛克美术馆（RenéBlockGallery）的一个玻璃隔间里与一只草原狼（某些北美土著人的图腾）共处数日。他梦想用生命世界的崭新组织方式终结人类的毁灭性霸权，反对将动物当成“消费社会的新玩物”——这个时候，有人已经开始在家中饲养危险的野生动物。
人与动物之间的障碍可以突破，两者的领地也并非不可融合，伯伊斯的作品宣扬了这样的理念，探险公园则开始以此为卖点，鼓励游客们“去接触你的本能！”法国的马肯特尔公园（MarquenterrePark）更进一步，声称自己“是动物园的对立面；在这里，关在笼中的是人，自由的是动物。”这种被洛伦茨称作“逆转牢笼”的系统变得无处不在：在伊普尔（Ypres）附近的贝尔瓦德（Bellewaerde）公园，游客会乘坐小船穿越一个仿建丛林。游客坐在自己的汽车上（有时候是公园的汽车）游览公园会让人联想起非洲探险，所以它们才被称为探险公园。巴黎附近的圣弗兰（Saint…Vrain）、德国的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和图德伦（Tüdderen）、荷兰的阿纳姆和日本（多摩动物园，Tamazoo）都有这样的探险公园。
事实上，令无数游客兴奋不已的模仿自然是各种诡计花招的产物。传统的兽笼和兽栏依然存在（通常是隐藏的，但有时候也明显可见），即使在以真正的自由著称的非洲锡让保护区（AfricanSigeanReserve）也不例外，大型猫科动物在冬季的夜间会被禁闭笼中，有时候白天也是如此。广袤的非陆旷野上有自由漫步的鸵鸟和犀牛，但毗邻土地上便有一个传统动物园，一排排铺着水泥地板的兽园并不总是宽敞的。爱尔兰的福塔野生动物公园（FotaWildpark）将1986年从纳米比亚引入的两只豹和其他一些动物养在1442至2613平方米不等的兽园中。探险公园的管理者在动物更新的问题上受到了比动物园还要严格的限制：超过10岁的猫科动物不再适合展出（日内瓦的豹类学会便迎来了几只被淘汰的豹子）；经常与游客接触的猴子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变越凶，因此必须频繁更换。在1979年，埃斯泰雷尔探险公园（EstérelSafariPark）用大约60只在塞内加尔捕获的猴子替换了它们的老前辈。另外，游客们无法容忍向肉食动物提供活猎物的做法，尽管同时期的电影《獠牙利齿》（LaGriffeetladent）中的大屠杀场面令公众如痴如醉。夏威夷帕奈瓦动物园（PanaewaZoo）的管理者们用一个高招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在虎园中安装了一些电脑遥控的粘土模型，而游客可以操控电脑。这样一来，游客就可以看到老虎“捕捉”野兔或松鼠（粘土制）的场面，然后用一台电脑将小动物救出虎口！
探险公园在欧洲迅速崛起的时候正是东德传统动物园的建设和改造进程行近尾声的时候。东德禁止开办探险公园，认为它是一种危险、虚假和不卫生的公园——当然，由于东德的汽车拥有率较低，经营探险公园也是不切实际的。几片森林被转化成了动物保护区，最常见的是欧洲野牛之家，如德累斯顿附近的莫里茨贝格（Moritzburg）保护区。面对西柏林的那个盛名远播的蒂尔加藤公园，东柏林市民于1954年7月决定在腓特烈斯菲尔德城堡（FriedrichsfelderCastle）创建他们自己的动物园。负责设计动物园的是风景园林师P·莱内（P。Lenné）。当时的照片展现了志愿者挖沟凿壑的热闹场面；孩子们砸碎了小猪存钱罐，没有个人和企业的捐助，这家动物园不会在1955年开放。
东德的动物园深受公众的喜爱。约40家地方动物园、30家大型动物花园、几个自然博物馆、20余个水族馆（大多在南方）和4个万人景仰的历史性动物园（莱比锡、德雷斯顿、哈雷和东柏林）每年共迎接600万左右的游客。单在20世纪30年代便有约30家动物园开放，其中有12例属于旧园革新；1960年前后有大约15家动物园落成，此后10年中有8家左右，1980年又添一家。这些动物园雇用了不计其数的劳动力，竟使欧洲动物园协会（AssociationofEuropeanZoos，ECAZA）的成员数量翻了一倍。它们全都设有儿童区，许多还展出微型化的民族建筑和传统工艺——磨坊和锻炉等。除了约20家专展本土物种的动物园（在许多公共公园或植物观光游的沿途区域也能看到这样的本土动物），动物大多来自异国他乡。
第三篇 向往自然（20世纪）第十一章 自然模仿（2）
1958年，贝纳德·格兹梅克（BernhardGrzimek）强调了动物园的教育意义和社会角色（工人阶级的休闲和集会），海因里希·达特（HeinrichDathe）也在莱比锡动物园开放的时候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用格兹梅克的话说，传统动物园是“民治国家的样板”和深邃人性的标志；在喜欢斗牛和囚养歌鸟的拉丁国家，动物园便寥寥无几。“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动物园证实了达尔文学说和巴甫洛夫理论。莫斯科附近的奥斯坦基诺（Ostankino）动物园是一个活实验室，对“整个苏联的物质和精神进步做出了价值连城的贡献”；它包含一个以进化论为主题的博物馆和一个宏伟气派的新古典风格科学影院。
面对来自探险公园的竞争，一些传统动物园不得不做出调整，去除了游客和动物之间的视觉障碍，设法令动物更加舒适和自由。在20世纪60年代，玻璃嵌板成了动物园海洋哺乳动物池的标准配置，能够将白天转化成黑夜（从而创造一种被称作夜曲的效果）的红外线照明设备也开始流行，令游客们得到了一睹夜出生物的机会。自然主义动物园在种有适量植被的兽园的上空安装了观察包厢。底特律的黑猩猩园成了欧洲动物园的楷模。在1公顷的土地上，它的8个观察点竟使游客可以在短短6。5米的距离内欣赏黑猩猩，精心选择的植物也不会阻挡游客的视线。
还有许多动物园想出了其他花样。一些探险公园试图重现古昔旧貌，它们就建在古城堡或豪华古宅的附近，只需整改周边土地，让动物各就各位即可。英格兰的乌邦寺庄园——贝德福德公爵和公爵夫人的家，就是以这种方式复活的。这个古老的庄园因曾经收集濒临灭绝的麋鹿而青史留名。苏格兰国家公园将餐厅建在“一座老宅中”，并用相应的装饰物突出了这座历史建筑的独特内涵。这些公园经常重演早期的娱乐活动，比如训鹰表演，或让（受过训练的）野生动物更直接地与人接触，特别是与儿童接触。许多公园（如迪士尼乐园和ParcAstérix）开始展出海豚这样的受训动物或驯鹿这样的半驯化动物。就连鸵鸟和鳄鱼等野生动物的商业育种也向公众敞开了大门。最后，由于用于广告宣传的野生动物实在太多，同样向公众开放的专业化训练中心迅速兴起。弗兰克旅馆（FrankInn）于1969年创建了美国快乐谷（AmericanHappyValley），而且曾为无数部著名电影供应动物，包括克洛德·齐蒂（ClaudeZidi）的《动物》（L’Animal，1976年）。主演《阿拉斯加》（Alaska）的那头北极熊远谈不上大自然的孩子，但却是马克·韦纳（MarkWeiner）的明星弟子之一。最成功的电影甚至能制造完美的自然幻想。
早期动物园中充当热带鸟舍的温室已经重现于新时期的动植物园。东柏林动物园中的艾尔弗雷德•；布雷姆温室（AlfredBrehmHouse）标志着这一领域的一大飞跃；11000平方米的热带厅展现了丛林植被和鸟类生活。但许多这类尝试（最引人瞩目的例子都在欧洲之外）已经证明，尽管虚拟模仿可以做到，真实再现却是不可能的。提供给墨尔本动物园“雨林大猩猩”园的植物便碰到了这样的难题，最终，动物园不得不以人造树木取代了它们。
蒙特利尔生态博物馆的所在地曾是1976年奥运会的室内自行车赛场，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它一直是个名副其实的成功典范。在这里，游客们将从“热带”出发，经由本国的“圣劳伦斯地区”来到“两极”，但不会真正进入首次混合了两极物种的冷冻展区。馆中的植物已经过适应化培育，有些来自蒙特利尔的植物园。精心选择的进口物种都是具有美学价值、无毒无害且能经受动物袭击的植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造树干和异国物种。令满身灰尘的游客更加污浊不堪的湿热空气对动物和植物的影响远不同于自然气候；看起来，动物似乎与这样的环境水乳交融。在欧洲，植物模仿仅限于兽笼和兽园的装饰性植物（而且通常少得可怜），占据主流的是野生动物公园的模式。
观测公园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