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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于欧洲出现的令人不安的征兆，则始终置若罔闻。麦克唐纳和他的保守党及自由党的同僚热心地致力于胜利者的裁军，使之减缩到同凡尔赛和约强加于战败国的裁军相等。他们曾在国际联盟和通过一切可行的途径提出一系列的建议。在法国方面，虽然它的政治状态还是毫无意义地不断更迭，但它却坚定地保持法国的陆军，把它作为法国和所有盟国的生命的中心和支柱。这种态度不论在英国或美国都受到抨击。报纸和公众的舆论完全不去面对事实，而且这股逆流又是十分强大的。
1932年5月，当各党在下院对裁军的美德大加赞赏的时候，外交大臣提出了一个把武器分为应准予保持和应予废止两类的新的划分界线。他称之为〃质量上的裁军〃。这种说法适足以暴露其荒谬而难以使议员信服。我说：
外交大臣告诉我们，要把武器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两个范畴是困难的。这当然是对的，因为几乎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武器，既可以用作进攻，也可以用作防御；既可以由侵略者来使用，也可以由被侵略的无辜的受害者来使用。为了使侵略者在进行侵略时有较大的困难，说是把重炮、坦克和毒气归入进攻性武器这一个罪恶的范畴。但1914年德国入侵法国达到高潮的时候，并没有使用这些武器。重炮被称为〃一种进攻性的武器〃。在要塞中设置重炮是完全可以的；它在那里，其性质是属于善良的、和平的；但是，如果移到战场上去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它当然会被搬到战场去的它就立刻变成恶劣的、罪恶的和黩武的了，而且必须被视为人类文明所不允许的。以坦克为例，德国人在入侵法国之后，深挖战壕；在两年之内击毙一百五十万试图解放法国领土的法英两国士兵。坦克的发明，是为了制服德国人用来守住在法占领地的机关枪火力，在赶走侵略者的战斗中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现在，很明显，德国为了保持所占领的法国十三个省而使用过的机关枪，要被视为善良的、防守性的机关枪，而用来保住协约国许多人的生命的坦克，却要受到一切公正和正直的人的责备和咒骂……
比较正确的分类，我想，应该禁止的武器，就是那些在使用时会漫无目标的武器，这些武器不仅导致战场上战斗人员的伤亡，而且导致远离战场的居民，男的、女的和儿童的伤亡。在我看来，这才是在日内瓦开会的各国有希望获得谈判结果的方向。……
在末了，我第一次正式提出战争临近的警告：
德国的军事力量如果同法国的相接近，我将深以为憾。有人认为这种接近好像有道理，甚至认为这是对德国的公平待遇，他们都是低估了欧洲局势的严重性。我要对那些希望看到德法军备均等的人进一言：〃难道你们想打仗吗？〃就我个人来说，我衷心希望我这一辈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辈子也不会看到德法军备相接近的情况。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意味着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国人民的伟大品质，但我可以肯定，德国应取得与法国相等的军事地位的这种议论，如果一旦见诸于事实，就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不堪设想的灾难中去。
1933年3月的英国空军预算，表明了政府以及在野的自由党和工党对于当前局势的演变完全缺乏认识。我不得不说话了（1933年3月14日）：
我听到次官说，我们只是居第五位的空军国家，十年计划要推迟到明年才实行。我深感遗憾。我听到他自豪地宣称空军部在本年内没有成立过一个新单位，这使我引以为忧。事态的发展使这些想法越来越显得荒唐。我们应该听取忠告，以更多的精力去加强我们的空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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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谓的联合政府之下，英国的舆论显得越来越放松对德国的戒备。1931年7月21日，法国毫无结果地在一个备忘录中正确指出：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继德国单方面废除军备之后，各国将实行普遍裁减军备这个一般性的保证，并不构成一种条约义务，更不是不管时势和环境如何都必须强制履行的义务。然而，当1932年出席裁军会议的德国代表团明白提出要求取消对他们重整军备权利的一切限制时，竟得到英国报纸的有力支持。《泰晤士报》称之为〃对不平等待遇的适时补救〃。《新政治家报》称之为〃对各国平等的原则的无条件承认〃。这就是说，应该准许七千万德国人重行武装，准备战争，而最近一次艰苦战争中的胜利者却不许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这是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的平等地位，是三千九百万人口的法国与比其几乎多一倍人口的德国之间的平等！
英国的姿态给德国政府壮胆，他们把这种姿态看作是民主和议会制的社会给一个北欧种族所造成的根本的软弱性和根深蒂固的颓废性。他们有希特勒的民族运动为其后盾，采取了一条傲慢的路线。七月间他们的代表团挟起公事包，退出了裁军会议。此后，用好话来劝请他们回到会议桌上来，就成了胜利的协约国的主要政治目标。十一月，在英国的持续的重大压力之下，法国提出了名称有欠公允的〃赫里欧计划〃。计划的要求就是把所有欧洲国家的国防军改编为短期服役并在人数上有一定限制的军队，承认各国地位平等，但并不一定要接受实力平等。不过既然承认了地位平等，则无论在原则上和事实上结果也得接受实力平等。这使协约国政府可以给德国提供〃在保障各国安全的体制之下的平等权利〃。
法国在某些幻想性质的保证之下，勉强接受这个没有意义的公式。这样，德国就同意回到裁军会议上来。这件事被歌颂为一个值得重视的和平胜利。
英国政府受流行的舆论的推动，于1933年3月16日提出了一个以其发起和草拟者命名的〃麦克唐纳计划〃。它以接受法国的短期服役军队的概念为出发点（当时规定服役期为八个月），并进而为每一个国家的军队规定确定的人数。法国的陆军应由平时编制的五十万人减为二十万人，而德国则应扩充到与这个数字相等。德国此时的军事力量，虽然还缺乏受过训练的大量后备队伍，因为这是只有靠逐年征召一定数额人员入伍才能做到的。但是，德国可能已经有了总数在一百万以上半武装的热心的志愿兵，他们从改装的和部分改装的工厂里得到许多最新式的武器来装备。
在第一次大战结束时，法国也同英国一样，存有大量重炮，而德国军队的大炮，事实上都已按照和约炸成碎片。麦克唐纳先生为了补救这种明显的不平等，提议把机动炮队大炮的口径限为一百零五公分或四点二时。现有口径六吋以下的大炮仍得保留，但此后的补充替换必须以四点二时为限。英国的利益与法国的不同，直到1935年提议举行新的海军会议时之前，它可以由于保持和约中对德国海军军备的限制而取得保障。在协定规定的期限内，德国不准保有军用飞机，但三个协约国都得把空军裁减为每国只能有五百架飞机。
我对这种损害法国军事力量并使法德两国搞成平等的企图深为不满；1933年3月23日，我在议会说：
我怀疑现时强迫法国接受这个计划是否明智。我不认为法国会表示同意。他们对于德国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对于他们一些邻国的态度，一定会感到极大的关切。几年以来，我一直在说：〃感谢上帝，幸亏有法国陆军。〃在这个令人焦虑的月份，我相信大概有许多人也这么说了。当我们看到德国的情形，当我们以惊讶和悲痛的心情看到凶狠和黩武精神的喧闹动乱，残忍地虐待少数派，废除文明社会所具有的正常保障，仅仅以种族为理由迫害大批人当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事情发生在世界上最有天赋、最有学识、科学最发达的强大国家时，我们不得不引以为幸的是，是德国尽情发泄的这种凶恶的情绪，除了向他们自己发泄之外，还没有向别的地方发泄。在我看来，在目前这个时候，要求法国把军队减去一半，而德国则增加一倍，要求法国把空军减少一半，而德国空军则保持现状，这个提议，至少在目前，法国政府很可能认为有点不合时宜。计划中关于陆军和飞机的实力所规定的数字，保证法国所能有的飞机数额，同意大利所能有的飞机数额相等，而对于德国所能有的空军力量，却没有给予规定。
在同年4月，我又说：
德国要求武器平等，陆军与海军的组织平等，我们听有人说，〃你不能使这样一个大国长久处于卑下的地位。别人有的东西，他们也得有。〃对于这种说法，我始终是不同意的。
这是最危险的要求。生命中没有永恒的东西，然而，只要德国在它的怨恨和不满还未消除，还抱着我们不幸看到过的那种情绪时，就真的获得与其邻国完全相等的军事力量，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自己也将面临计日可待的欧洲大战的重新爆发。
……大战后我们听到一种说法，说是德国会成为一个议会民主制的民主国家，从而使我们享有安全保障。所有这些，现在都荡然无存了。现在有的是最严酷的独裁。有的是军国主义和唤起各种战斗精神的方式，如从各高等院校重新提倡决斗直到教育部指示各小学可以充分使用鞭子等情况。有的是这些好勇斗狠的现象，还有许多议员都谈过的对犹太人的迫害……
我现在先放下德国，来谈谈法国吧。法国不仅是在欧洲唯一尚存的伟大的民主国家，而且我很高兴地说，它还是一个在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法国是几个国家和民族联成的体系的领袖。它是从比利时绕弯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整个新月形地带中各个小国的保证人和保护者。它们全都指望着法国。如果英国或其他大国采取任何足以削弱法国外交上或军事上的安全的步骤，那么，所有这些小国就一定会大为震惊和愤怒。它们害怕这个在中部的保护力量会被削弱，如果这样，它们就只好俯首听命于那个条顿人大国了。
如果人们认为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那么，对于由尊敬的先生们来组成的负责政府竟然会采取这些行动，而舆论界也竟然会这样一窝蜂地加以支持，就很难令人理解了。这好像蒙了一床鸭绒被，捂得令人窒息。记得当我在下院中说到〃感谢上帝，幸亏有法国陆军〃时，我特别注意到各方面议员们脸上那种难堪和反感的神情。所有的话都是白费唇舌。
但是法国顽强地坚持，必须过四年之后才销毁他们的重武器。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个修正，但条件是法国必须同意在即将签订的一项文件中明确规定销毁他们的大炮。法国答应了。1932年10月14日约翰·西蒙爵士对前几个星期德国改变态度一事埋怨一阵之后，在裁军会议上提出了这些建议草案。结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现在已任总理并成为德国主人的希特勒，一旦掌握权力就发出了各项命令，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军事训练营或工厂，都大胆向前赶。他已感到自己的地位十分巩固。他甚至懒得理会向他提出的堂·吉诃德式的建议。他以轻蔑的态度命令德国政府一起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这就是〃麦克唐纳计划〃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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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的愚蠢和法国政府的软弱，确实少有，但在这个可悲的时期里，他们也确实反映了两国议会的意见。美国也逃不了历史的责难。他们只顾自己的问题，专心致志于自由社会的各种各样利益、活动和事变，对欧洲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只是张大嘴呆看着，以为这不关他们的事。为数相当多的精明干练而素有训练的美国官员，虽有他们自己的见解，但对于美国外交政策那种缺乏先见之明、对欧洲事态采取漠然处之的态度，并无显著的影响。如果美国运用了他们的影响，就有可能激发英法两国的政治家，促使他们行动起来。国际联盟过去虽已不断遭受挫折，但仍不失为一个庄严的机构，它本来是可以用国际法的制裁来对付希特勒的新的战争威胁的。可是在这种紧张状态下，美国人不过是耸耸肩膀而已。于是，不到几年，他们不得不大量付出新大陆的鲜血和财富，以求自救，俾能免于危亡。
在七年以后，我在图尔目击法国的苦难时，所有这些仍在我的脑海里；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他们提出要单独媾和的提议时，我只说些安慰和保证的话。我现在引以为快的是，这种保证现在已经履行了。
在1931年初，我安排了在美国做一次范围广泛的演讲旅行，到了纽约。在那里，我遇到一次几乎把命都送掉的严重意外事故。12月13日，我去拜访伯纳德·巴鲁克先生，车子停了以后，我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