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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权势大得多的政治人物，有更好的机会和一个更振奋人心的任务。他运用非常强大的力量来推进我们的空军政策，加强空军的管理组织，他亲自努力工作以补回1932年到1934年期间内阁所失去的时间。但他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在1935年11月离开下院，成为上院议员，这就使他改任空军大臣的一个理由给取消了。这个错误在几年后终于使他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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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等大祸降临到我们头上来了。希特勒已获得和英国空军实力平等的地位。此后他只要用全速来发展他的工厂和训练学校，就不仅可以保持他在空中的领先地位，而且还可以不断改进。从此以后，未知的、威力莫测的空袭威胁笼罩着伦敦，并成为我们作出决定时的一个确切的和非考虑不可的因素。而且，我们绝对没有迎头赶上的希望，或者至少我们这个政府是绝不去赶上的。英国皇家空军效率之高，应归功于政府和空军部。然而，空中均势的保证，已无可挽回地成为泡影了。诚然，德国空军其后的发展也没有保持它在取得均势那个时期的速率。德国人为了一跃而取得这种优势，并在外交上支持和运用这种优势，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这就为希特勒接二连三地进行侵略打下了基础。希特勒早已做好计划要进行一连串的侵略活动，现在就快要见诸行动了。在以后的四年中，英国政府曾作出相当大的努力，就空军的质量而言，我们无疑占有优先的地位，但就数量而言，我们从此就没有赶上去。战事爆发后，发现我们在数量上仅及德国的一半。
第八章 挑战和反响
1935年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下令征兵3月16日法国实行两年兵役制3月24日西蒙爵士和艾登先生访问柏林斯特雷扎会议5月2日法苏条约6月7日鲍德温先生出任首相霍尔爵士出任外交大臣艾登先生被任命为国际联盟事务大臣英德海军协定其危险在欧洲的深远影响外交大臣的辩护德国陆军的壮大法国和德国的兵源。
几年来地下的偷偷活动，秘密的或掩蔽的准备，如今已成为过去了；希特勒终于感到自己已有足够的力量来提出第一次公开的挑战了。1935年3月9日，德国空军宣布正式成立，16日，宣布德国陆军今后将以国民征兵制为基础；接着不久，又公布了各项法令来实现这些决定，其实，实际行动早就开始了。法国政府对于行将发生的一切占有详细的情报，所以也在同一个重大日子中的早几个小时，就宣布把兵役延长为两年。德国的行动对建立国际联盟所根据的凡尔赛和平条约是一种公开的、正式的冒犯。在过去，德国是偷偷地或以种种借口和巧立名目的办法来破坏条约的，那时各战胜国因为沉迷于和平主义以及忙于国内政治，还比较容易推卸责任，不去正式宣布和约的被破坏或被违背，但在现在，问题却来得那么直截了当而粗暴。差不多在同一天，埃塞俄比亚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呼吁，抗议意大利对它的恐吓性要求。在这种背景之下，3月24日西蒙爵士与掌玺大臣艾登应希特勒的邀请访问柏林。法国政府认为这是不合时宜之举。法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已不是一年以前麦克唐纳竭力迫使他们要实行的裁军，而是要把义务兵役由一年延长为二年。按当时流行的舆论看来，这实在是一件费力的工作。不单共产党，即使社会党也会投票反对。当莱昂·勃鲁姆先生说〃法国工人将奋起抵抗希特勒的侵略〃的时候，多列士在亲苏党羽的欢呼中回答道，〃我们绝不容许工人阶级被拖进所谓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之中。〃
美国除了希望每一个人都过得好之外，对欧洲的一切事情都不愿过问，而且决定以后绝不再为了欧洲的事情来自找麻烦了。但法国、英国，当然还有意大利，虽然彼此之间意见不一，但都觉得对希特勒这种断然违背和约的行为确有谴责的必要。于是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几个上次大战中的主要协约国，在斯特雷扎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些问题都在会上提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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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先生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内几乎完全致力于对外事务的研究。他在十八岁时离开伊顿公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六十来福枪旅服役四年，经过多次血战，屡立战功，升为副旅长，并获军事十字勋章。1925年当选为下院议员，不久，在鲍德温先生第二次执政时期，他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的政务秘书。1931年，在麦克唐纳…鲍德温的联合政府中，他被任命为外交部次官，在新任外交大臣西蒙爵士领导下工作。次官的职责虽常有变动，但他的责任总是有限的。他必须协助首长执行内阁决定的政策，但他自己并非内阁的一员，亦不能参预内阁会议，只有在牵涉到他本人的良心和荣誉的极端情况下，才可以对外交政策表示异议，甚至进行公开的争论或者辞职。
在这许多年中，艾登先生对于国外情况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对于负有如此重大责任的外交部的活动和思想也甚为熟悉。1935年西蒙爵士在对外事务上的做法，不论反对党或保守党中有影响的人物都不表赞同。从此，艾登先生以其知识及其非凡的天赋，日益获得人们的重视。因此，在1934年末，在受任掌玺大臣之后，出于内阁的希望，他仍然同外交部保持非正式的但极为密切的联系；并因此被邀随同他的旧上司西蒙爵士去柏林，进行这次不合时宜的但也不是毫无结果的访问。外交大臣在和希特勒会晤之后返回伦敦，带来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个重要消息，即依照希特勒的看法，德国现在已获得同英国的空军均势了。其后，艾登先生奉命访问莫斯科，在那里他和斯大林建立了联系，在几年之后，这种联系又恢复，对双方都有好处。在这次访问莫斯科的归途中，他的飞机遇到猛烈而持续的风暴，经过惊险的飞行最后着陆时，他几乎不省人事。医生说他不宜和西蒙去出席斯特雷扎会议了，此后他病了好几个月。在这种情况下，首相便决定亲自和外交大臣前往参加，尽管这时他自己的健康、视力和智力都显然正在衰退。所以，在这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中，英国的阵容是弱的。参加会议的还有法国代表佛朗丹和赖伐尔，意大利代表墨索里尼和苏维奇。
当时一致认为，公开破坏牺牲了好几百万人才得以订立的庄严条约，是绝不能容许的，但英国代表们在一开始就明白表示，纵令和约遭受破坏，他们也不会去考虑制裁的可能性。这自然就使会议只限于空谈。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大意是：由单方意即一个方面破坏和约，是不能容许的，并将请国际联盟行政院公布已暴露出来的情况。在会议的第二天下午，墨索里尼竭力支持这一行动，直率地公开申明反对一国侵略他国。最后的宣言如下：
三国政策的目的，就是在国际联盟的机构下集体维护和平，三国一致同意，要采取各种可行的方法，反对危及欧洲和平的单方面违背和约的行为，并将为了这个目的采取密切真诚的共同行动。
意大利的独裁者在演说中着重〃欧洲和平〃这几个字，在说完〃欧洲〃一词之后又用引人注意的姿势停顿了一下。他如此强调欧洲，立刻引起了英国外交部代表们的注意。他们竖起了耳朵，很明白墨索里尼的意思是，他一方面表示愿意同英法合作以阻止德国重整军备，而另一方面，又为他日后可能要对非洲的阿比西尼亚发动远征留有余地。要不要把这一点在会议上提出来呢？当天晚上，英国外交部官员进行了讨论。每一个人都十分希望在德国问题上取得墨索里尼的支持，认为不宜在这个时候对他提出不得侵犯阿比西尼亚的警告，因为这样做显然会使他大为恼火。所以，这个问题就没有被提出来，在无人过问的情况下轻轻放过了；而墨索里尼则以为协约国已默认了他的声明，让他可以自由对付阿比西尼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这种想法也有一定的理由。法国对这个问题保持缄默，会议就此结束。
跟着，在4月15日至17日，国际联盟行政院对所传德国下令实行普遍征兵制这一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为进行审查。派代表出席行政院会议的国家有：阿根廷共和国、澳大利亚、英国、智利、捷克、丹麦、法国、意大利、墨西哥、波兰、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和苏联。所有这些国家都投票赞成不得以〃单方面〃行动破坏和约这一原则，并把这个问题提交国际联盟大会讨论。与此同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瑞典、挪威、丹麦三国，由于深切关注波罗的海的海军均势，也联合表示一致支持。提出正式抗议的国家，总数有十九国之多，但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准备甚至到最后关头使用武力，因而他们的决定只能是空口说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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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伐尔原本无意以巴尔图那种坚决的精神和俄国接近，但如今法国对此有迫切的需要。在关心法国前途的人看来，最重要的是，三月间仅以微弱的多数通过的两年兵役制还必须取得全国一致的支持。只有苏联政府才能左右对其效忠的那部分有重要作用的法国人。此外，在法国，人们普遍地希望恢复1895年旧有的联盟，或与此类似的同盟。5月2日，法国政府签署了法苏条约。这个含糊其辞的文件，保证在五年之内一国遇到侵略时，两国互相援助。
为了在法国政治舞台上取得确实的成果，赖伐尔先生到莫斯科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他在那里受到斯大林的欢迎。他们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其中有一些从未公布过的事，不妨在这里说一下。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急于知道的，当然首先是法国军队在西线的实力：究竟有多少个师，服役期多长？对这一方面进行了探讨之后，赖伐尔说：〃你能不能设法对俄国的宗教和天主教徒给以一些鼓励？这将对于我和教皇的关系，有极大的帮助。〃斯大林说：〃啊哟！教皇！他有几个师？〃至于赖伐尔怎么回答，我可不知道；但他当然很可能提到在游行中不一定看得到的若干个军团。赖伐尔始终无意使法国承担任何特定义务，而这正是苏联惯常要提出的要求。尽管如此，他仍然使斯大林在5月15日发表公开声明，对法国为了保持国家安全所必需的兵力而执行的国防政策，表示赞同。法国共产党得到了这个训令之后，立即转过头来，热烈支持国防计划和两年兵役制。法苏条约虽然是欧洲安全的一个因素，但它并没有规定在德国发动侵略时，对任何一方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所以其效力是极其有限的。法国并没有同俄国达成真正的联合。而且，这位法国外交部长在归途中曾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停留，参加毕苏斯基元帅的葬礼。在那里他与戈林会面，并进行极亲切的会谈。赖伐尔对苏联的猜疑和嫌恶，都通过德国的渠道及时地转告了莫斯科。
麦克唐纳先生的健康和能力逐渐衰退，已使他无法继续担任首相的职务。他在保守党方面从来是不受欢迎的。由于他的政治上的和战时的言行以及他的社会主义信仰，使保守党长期以来对他抱有成见，只是在后来的几年中出于怜悯而略见缓和。他是工党最痛恨的人；他们之所以痛恨他，显然是有理由的。虽然工党基本上是由他创立起来的。但在1931年，由于他的〃背叛〃（这是工党指责他的话），使工党一蹶不振。在政府的巨大多数中，他只有七个工党追随者。他用尽了最大个人力量来推行的裁军政策，现已证明完全失败。大选已为期不远，而在大选中，他也将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6月7日宣布他和鲍德温先生互调职位，鲍德温先生第三度出任首相，这完全不是意外的事。外交大臣一职亦同时易人。霍尔爵士在印度事务部辛勤工作，因政府的印度法案的通过而获得了荣誉，如今他要转到更重要的岗位上了。西蒙爵士的外交政策，一些时期以来一直受到与政府密切联系的一些有势力的保守党人的猛烈抨击。现在他被调任他所熟悉的内政部。外交大臣一职则由霍尔爵士继任。
与此同时，鲍德温先生采用了一种新奇的权宜办法。艾登先生这时声誉日增，并已恢复健康，他便任命艾登先生为国际联盟事务大臣，在外交部办公，地位与外交大臣相等，并有审阅文件和使用部员之权。鲍德温先生的目的，无非表示他重视国际联盟，重视我国在日内瓦的事务，以便同拥护国际联盟的强有力的舆论潮流相协调。大约在一个月以后，当我有机会来评论我所说的〃设两个地位相等的外交大臣的新计划〃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