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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日本方面有什么敌对行动或企图。日本最关切的，当然是美国。在我看来，美国人自己这时即便尚未卷入战争的漩涡，但要他们消极地坐视日本全面侵占欧洲国家在远东的全部权益，似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变为敌国，尽管会给我们带来许多苦恼，但如果因此而使美国参加战争，并且可能的话，也许只对日本一国作战，则两者比较，对我们来说，所得多于所失。无论如何，不论远东方面发生任何危险，我们绝不可因而转移对欧洲主要目标的关注。我们无法保护我们在黄海的利益和财产，以防止日本的袭击。如果日本参战，我们所能保卫的最远一点，将为新加坡要塞。新加坡必须加以固守，直到地中海得到安全保障和意大利舰队被肃清为止。
如果新加坡要塞有充分的驻军并储备着至少能维持六个月的粮食和弹药，则在战争爆发时，我并不害怕日本将派遣一支舰队和陆军，前往征服新加坡。新加坡远离日本，正如索斯安普敦远离纽约一样。日本如果想要在新加坡登陆并展开围攻，就得派遣它的舰队的主力，护卫装载至少六万人的运输舰，经过三千哩的海程；但是，日本的海上交通线，一旦遭到切断，这种围攻必将以惨败而告终。但只要日本占领了印度支那和暹罗，并在越过暹罗湾仅三百哩的地方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实力非常雄厚的空军以后，上述看法，当然不能再适用了。不过，这些情形是在一年半以后才发生的。
只要英国海军没有战败而且我们防守住新加坡，日本要进攻澳大利亚或新西兰，一般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给澳大利亚一个可靠的保证，保护他们不受到侵略的危险，但我们必须按照我们自己的方针，按照战争的先后次序，采取这种行动。看来，日本一旦成为敌国，在它踌躇满志地控制了黄海以后，不大可能从海上派遣一支长征部队去征服澳大利亚并实行殖民政策。日本在很长的时期内，必须保持一支庞大而又装备精良的军队，才能使澳大利亚部队有所畏惧。这种计划，必然要使日本的舰队轻率地转移力量，在澳大利亚陷于长期的涣散的战斗中。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在地中海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可以抽调出极其强大的海军部队，来切断侵略者和他们的根据地之间的联络。而在美国方面，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告诉日本，如果日本把舰队和运输舰开往赤道线以南，它将认为这是一种战争的行为。美国很可能有意发表这种声明；关于这种非常遥远的可能事变，我们现在不妨试探一下他们的意见。
关于截至1939年9月3日晚为止，英国和德国舰队的实力，包括已经建成和正在建造的舰只，以及根据同样基础的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的舰队实力，在本书附录（6）中已分别列出。我深信（有记录为证）在世界大战的第一年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它们的本土方面，不会发生任何危险，而到了第一年结束时，我们可以希望海洋方面的敌人已被肃清。
这些想法，作为对第一年海战的预测而言，证明是准确的。我将在本书适当的场合，再行详述1941和1942年远东方面发生的重大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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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泰晤士报》为首的报纸舆论，赞成由不负专部责任的阁员五人或六人组成一个战时内阁的原则。据称，只有这样，对于作战政策，特别是政策较大的方面，才能采取一个广泛而协调的意见。简言之，〃五个人只管指挥战争，而不管其他事务〃这种作法被认为最合乎理想，然而这种办法，实际上也有许多缺陷。若干处于超然地位的政治家，不管名义上的威权多么高，但在与同他们有密切关系的重要部门的主管大臣打交道时，往往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就海陆空军三个部门来说，情形尤其如此，战时内阁的成员，对于每天进行的事务，不能负直接的责任。他们可以采取重要的决定，他们可以事先提出一般性的意见，或事后提出批评。但举例来说，他们却无法和海陆空三部大臣分庭抗礼，因为后者熟悉问题的各种细节，有专业同僚的协助，并负行动的责任。战时内阁的阁员，如果团结一致，可以决定一切，但在他们中间，意见往往不能统一。他们无休无止地进行讨论和争辩，而与此同时，战争却一泻千里地向前发展。战时内阁阁员本人对于掌握了全部事实与数字的负责大臣，当然自愧不如，不敢予以非难。他们对于那些具体负责执行与指挥的大臣，不忍再增加其负担，因此，他们就越来越成为理论上的督导者和评论者；每天阅读大量的文件资料，却不知如何使用他们的知识，促使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不致造成更多的麻烦。在各部之间发生纠纷时，他们往往只能加以仲裁，或求得妥协。
由于这些原因，负责外交和作战部门的大臣，应该成为这个最高机构的组织成员。通常在〃五巨头〃中，至少有某些人并不是因为对于作战有特殊的知识和才能，而是由于他们政治上的势力才入选的。因此，战时内阁的人数，开始增加到远超出原来设想的限度。当然如果首相自己兼任国防大臣，人数可以大为缩减。就我个人而言，在我主持国政时，我不喜欢在我左右有不负责专部的阁员。我宁愿和负责专部的大臣而不愿和顾问打交道。每个人每天都应该认真地工作，负责某种确切的任务，然后才不致无事生非，或哗众取宠。
张伯伦先生原来关于战时内阁的计划，迫于形势的压力，几乎不得不立即扩大，把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掌玺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国防协调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不管部大臣汉基勋爵包括在内。除上述人员外，还增加了海陆空三部的首脑，我是其中之一，还有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先生和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此外，殖民地事务大臣艾登先生和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虽非战时内阁的正式阁员，也必须经常出席。这样，总数为十一人。关于负责作战的三个部的大臣加入战时内阁的决定，大大地影响了查特菲尔德勋爵作为国防协调大臣的权威。他本于惯有的善良本性，接受了这个职位。
除我以外的所有其他阁员，在最近许多年来不是主管我们国家的政务，就是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外交与战争局面有所关联。艾登先生在1938年2月曾因外交政策而辞职，而我十一年以来始终不曾担任公职。因此对于过去的事情，以及现在显然可见的缺乏准备的情况，不负任何责任；相反地，在过去六七年中，我不断地预言祸害即将临头，现在果然大部分不幸而言中了。因此，虽然现在我掌握了海军的强大的机构，而在现阶段中，唯一负实际作战责任的，也就是海军，但我并不感到自己有什么不利的地方；而且即使我有什么不利的地方，也必然会由于首相及其他同僚的善意和忠诚的支持而消除。我和所有这些阁员都很熟悉。我们大部分都曾在鲍德温先生主持内阁期间同事过五年，而且在议会生活中变化无常的局面下，我们当然保持经常的接触，有时关系融洽，有时则又发生争执。然而，约翰·西蒙爵士和我则代表老一代的政治家。在任何其他阁员担任公职以前，我在英国历届政府中任职，断断续续的已有十五年的历史了，而西蒙爵士也有差不多长的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紧张时期内，我曾担任过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就年龄来说，虽然首相比我年长几岁，但我几乎是唯一的老一辈的人物。在局势危急时，人们的普遍心理当然是要求年轻人的活力和新的观念，而老一辈人物当权，难免会引起指责。因此，我觉得我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以便同现在当权的一代，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年轻而有巨大才能的新人一同工作，而不致相形落伍。在这方面，我依靠自己的知识以及一切可能的热情和智力。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起见，我又使用1914年和1915年我在海军部期间被迫采用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在我看来，这种方式大大地增加了我日常处理工作的能力。我在每天下午，总是尽早地上床，至少睡眠一小时，充分利用我几乎能够立即酣睡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值得庆幸的天赋。我用这种方法，能够把一天半的工作压缩在一天内办完。大自然的本意，并不要求人们从早上八点钟开始，一直工作到半夜而不在中间暂时愉快地摆脱一切，稍事休息；这种暂时的休息，哪怕只有二十分钟也已经足够使人的精力重新焕发。我对于每天下午都得像儿童一样上床睡觉，感到遗憾，但我也因此得到了报酬，就是使我能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两三点钟，有时甚至还要晚些，而等到第二天八九点钟，我又起来重新开始工作。在整个战争期间，我都遵守这个日常规矩，而且向别人推荐，如果在遇到需要长期地利用人体中最后的一分精力时，不妨采取这个办法。第一海务大臣庞德海军上将知道了我的方法以后，立即加以实行，不过，事实上，他并不上床去睡，而只是坐在扶手椅上打瞌睡。他使用这种办法，甚至更进一步，往往在内阁会议上也入睡了。不过，只要有人提到海军一个字，就足以使他霍然而醒，打起全副精神来；他的听觉非常灵敏，头脑反应很快，所以什么事都瞒不了他。
第二十三章 海军部的重大任务
只有海战海军部的作战计划潜艇的袭击装有潜艇探测器的拖网船对商船的管制护航制度封锁我主持第一次会议的记录对南爱尔兰港口的需要主力舰队的根据地警戒措施不够充分〃捉迷藏〃我访问斯卡帕湾在尤湾的回忆〃勇敢〃号被击沉巡洋舰政策第一个月的潜艇战收获很多的9月更广泛的海战行动波兰海军的锐气罗斯福总统的来信
在希特勒对波兰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以及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以后，紧接着却出现了一个漫长而沉闷的间歇期。这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惊讶。张伯伦先生在一封由他的传记作者发表的私人信中，把这个阶段称作〃晦暗不明的战争〃。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424页。
我觉得这个用语非常贴切而又达意传神，所以就用作本书下部的题目。法国的军队并没有对德国展开进攻。它们的动员已经完成，他们在整个前线虽保持接触，却按兵不动。德国人除了空中侦察以外，没有对英国采取任何其他空中行动；同时，对法国也没有空袭。法国政府要求我们暂时不要空袭德国，认为这会引起德国对他们尚未设防的军火工厂进行报复。
我们只是空投了一些小册子，希望唤起德国人更高尚的道德观念。这种离奇的陆地上和空中的战争局面，使人们惊异不止。法国和英国始终没有行动，同时，在几个星期内，德国战争机器的全部实力，已经把波兰摧毁或征服了。希特勒对于这种局面，当然没有不满的理由。
另一方面，海上的战斗从战争一开始，便激烈地进行着，因此，海军部便成为事变中最活跃的中心。9月3日，所有我们的船只仍在世界各地航行，执行他们的正常业务。突然间，它们遭到事先妥为分布的德国潜艇的袭击，特别是在英国西面海洋的入口处。当天晚上九时，开往外国的一万三千五百吨客轮〃雅典娜〃号被鱼雷击中沉没，有一百二十人丧命，其中二十八名是美国公民。这件暴行在几个小时内便传遍了全世界。德国政府为避免引起美国方面的任何误会起见，立即发表一项声明，说我曾亲自下令将一个炸弹放在船上，以炸毁这艘客轮来破坏德国和美国的关系。在不友好的方面，有些人竟相信这种谎言。①
①见《纽伦堡文件》，第4编，第267页及以后〃潜艇艇长的供词〃。
9月5日和6日，〃波斯尼亚〃号、〃皇笏〃号和〃里奥·克拉罗〃号先后在西班牙沿海被击沉。
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船只。
我给海军部的第一个节略，就是关于潜艇的威胁在最近的将来可能达到的规模：
海军情报局局长：1939年9月4日
请给我一份报告，说明今后几个月中德国现有的和将建成的潜艇的实力。请把航行远洋的和小型的潜艇加以区别。对于每种潜艇续航能力的日数和哩数，请分别加以估计。
我立即获悉敌人共有潜艇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