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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英格兰银行被迫承认捷克黄金被转交德国的事实，他们的解释是，那只是技术上的操作，黄金实物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英国。当然，由于国际清算银行的存在，输送黄金给纳粹德国只需要在清算银行的账目上改动几个数字就可以了。人们不得不佩服雅尔玛·沙赫特在1930年就能设计出如此巧妙的金融平台来支持德国未来的战争。
1940年，美国人麦基垂克（Thomas H。 McKittrick）被任命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总裁，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英美商会主席，精通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与华尔街关系密切，曾对德国进行过大量贷款业务。他上任后不久曾到柏林和德国中央银行和盖世太保举行过秘密会议，讨论一旦美国与德国进入战争状态，银行业务应该如何继续进行。
1941年5月2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在财政部长莫金撒的要求之下，给美国驻英国大使发电，详细调查英国政府和纳粹控制下的国际清算银行之间的关系。调查结果让莫金撒大为光火，英格兰银行的诺曼一直是国际清算银行的董事。其实，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银行机构与他们在战场上的死敌德国人在清算银行的董事会里确是友好而亲切的，这种古怪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1942年2月5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2个月，美国已经全面进入对德战争，奇怪的是德国中央银行和意大利政府同意由美国人麦基垂克继续担任国际清算银行的总裁直至战争结束，而美联储仍然与国际清算银行保持业务来往。
英国工党一直对英格兰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的不清不白的关系持怀疑态度，多次敦促财政部有个说法，财政部解释说：“这个国家在国际清算银行拥有多种权利和利益，这些安排都是基于各国政府之间的协议。切断与该银行的关系不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在一个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争时代，连国家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都随时可以废弃的时代，英国财政部却严守各国银行家之间的协议，让人不能不“佩服”英国人对法律的“认真态度”。问题是，在1944年人们最终发现了德国获得了清算银行绝大部分红利，英国的大方又不禁让人生疑。
1943年春天，麦基垂克“不顾个人安危”往来于各交战国之间。尽管他既不是意大利公民又不是美国外交官，意大利政府仍然给予他外交签证，并由希姆莱的秘密警察全程护卫着来到交战国首都罗马，然后经由里斯本搭乘瑞典船只回到美国。4月，他来到纽约与美联储官员进行磋商，然后他手持美国护照前往德国首都柏林向德国中央银行的官员传达机密的金融情报和美国高层的态度。
1943年3月26日，加州众议员杰瑞。沃里斯（Jerry Voorhis）在众议院提出调查国际清算银行的提案，试图搞明白“一个美国公民担任由轴心国设计和运作的银行总裁的原因”，美国国会和财政部都没有兴趣进行调查。
到了1944年1月，另一个“好事”的众议员约翰。考斐愤怒地表示：“纳粹政府有8500万瑞士金法郎存在国际清算银行。大多数董事都是纳粹官员，而我们美国的金钱却在一直流向那里。”＇6。14＇
人们一直不理解为什麽瑞士能在四面战火的环境下保持着“中立”，而同样弱小的比利时、卢森堡、挪威、丹麦即使想保持中立，也难逃纳粹的铁蹄。其实问题就在于国际清算银行位于瑞士，它的实际功能就包括美英的银行家向德国提供战争融资以便使战争打得更长一些。
1944年7月20日，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废除国际清算银行的议题终于摆到了桌面上。凯恩斯和怀特（Harry Dexter White）这两位总设计师考虑到国际清算银行在战争中的种种可疑行为，开始都曾支持废除该银行，但他们的态度很快久发生了变化。当凯恩斯敲开美国财政部长莫金撒的房门时，莫金撒吃惊地看着平素态度和风范都无可挑剔的凯恩斯情绪激动，满脸涨红，他用尽可能平和的口气说他认为国际清算银行应该继续保持运作直到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立，凯恩斯夫人也在一边游说莫金撒。当觉察到莫金撒承受了要求解散国际清算银行的巨大政治压力时，凯恩斯退一步承认该银行应该关闭，但是关闭的时机也很重要。莫金撒则坚持“越快越好”。
沮丧的凯恩斯回到自己的房间，立刻召集了一个英国代表团的紧急会议，会议开到凌晨2点，凯恩斯亲笔草拟了一封致莫金撒的信，要求国际清算银行继续运作。
第二天的会议上，莫金撒的代表团令人吃惊地通过了解散国际清算银行的决议。当得知这一决定时，麦基垂克立即给莫金撒和英国财政大臣写信，强调战争结束后国际清算银行仍然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他同时又表示国际清算银行的账目不能公开。事实上它的账目从1930年到现在的76年中从未向任何政府公开过。
尽管麦基垂克在战争中的种种可疑行径，他却备受国际银行家们的欣赏，他后来被洛克菲勒任命为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副总裁。而国际清算银行最终也没有被解散。
战后，国际清算银行的活动更加隐秘。它是由一个被称之为“核心俱乐部”的六七个中央银行家组成，其中有美联储、瑞士国家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意大利银行、日本银行、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法国银行和其它国家的中央银行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
“核心俱乐部”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要把各国政府坚决排除在国际货币决策过程之外。瑞士国家银行本来就是私有银行，完全不受政府控制。德意志联邦银行几乎和瑞士银行一样我行我素，在利率变动这样重大的决策上也完全不和政府打招呼，它的总裁普尔甚至不愿坐政府安排的飞机到巴塞尔开会，他宁愿自己座他的豪华轿车到瑞士。美联储虽然受政府一定程序的制约，但是在货币问题决策上白宫和国会完全无缘致啜。意大利银行在理论上必须接受政府控制，但它的总裁从来就是和政府不咬弦，1979年政府甚至威胁要逮捕意大利银行总裁帕罗。巴非（Paolo Baffi），在国际银行家们的压力之下，政府却没之奈何。日本银行的情况较为特殊，但在8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崩溃之后，大藏省对日本中央银行的干预被形容成罪魁祸首，日本银行趁此机会挣脱了政府的钳制。英格兰银行被政府看得很紧，但他的总裁都是手眼通天的大人物，所以也被算作核心成员。法国银行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它被看成是政府的傀儡，被坚决排除在核心之外。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
“他们会说IMF非常傲慢。他们会说IMF从来不曾真正倾听它所致力帮助的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他们会说IMF的决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他们会说IMF的经济‘疗法’经常使问题更加恶化–使（经济发展）缓慢恶化为不景气，从不景气恶化为衰退。他们说的不错。我从1996年到（2000年）9月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拉美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我亲眼目睹了IMF和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的措施，我被惊呆了。”＇6。15＇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和IMF的2000年年会前一周发表了这一针对这两个最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强烈抨击，他当即被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强制退休”了。其实，开掉斯蒂格利茨的不是沃尔芬森，而是美国财政部部长萨摩斯（Lawrence Summers），而美国财政部拥有世界银行17％的股份，拥有世界银行行长的任免权和一票否决权，在事实上控制着世界银行的运作。萨摩斯对斯蒂格利茨厌倦到了无法忍耐的程度，他甚至不愿强制斯蒂格利茨默默地退休，而一定要动用“赶走”（Removal）的极端形式来羞辱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于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还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
问题不是出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水平不够，而是出在他的“政治立场”有问题，主要是对国际银行家分外热心的“全球化”持消极态度。他对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的评价和见解当然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制造和利用这些问题”正是这两家金融机构的使命。
斯蒂格利茨完全不相信“阴谋论”的观点，同样的，在世界银行和IMF工作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工作人员，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方面的人员，也不认同他们的工作中存在任何“阴谋”。事实上，从操作层面（Operation Level）上看，所有的工作完全是科学和严谨的，每一个数据都有出处，每一种算法都有科学分析，每一个方案都有成功的案例，如果说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存在着“阴谋”，那确实是冤枉了，换任何人用同样的数学模型和方法都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
这正是高手设计的高明之处！细节和操作完全透明化科学化，几近无懈可击，而真正的“阴谋”出在政策层面（Policy Level）上。经典战例就是，波兰和前苏联的经济转型效果大相径庭。
哈佛教授杰佛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索罗斯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花旗银行副总裁安诺。鲁丁（Anno Ruding），一同炮制了“振荡疗法”。索罗斯自己是这样总结这一疗法的：
“我考虑到必须展现出政治体制变化会导致经济改善。波兰就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地方。我准备了一些列广泛的经济改革措施，它包括3个组成部分：看紧货币、调整结构和债务重组。我认为三个目标同时完成要好于单独实施。我主张一种宏观经济的债务与股份置换。”
结果在波兰“振荡疗法”实施的过程中，美国财政部和国际银行家在金钱上给予了实质性地支持，在大笔金钱的“输血”下，波兰的“振荡疗法”大见成效。
等到“北极熊”被经济“大夫”们放上手术台上，一阵开膛破肚之后，美国的援助和国际银行家们原本答应好的金融“输血”，却嘎然而止，病人的下场可想而知。难怪萨克斯教授大呼“冤枉”，明明被波兰案例验证过的成功“手术”却出了意外，“北极熊”病人竟然一命呜呼了。
其实，波兰“振荡疗法”的成功原本就是一个套儿，这种“政策层面”上的阴谋，就不是萨克斯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操作层面”上所能理解的了。
在布雷顿体系设计之初，这两家金融机构的建立为的是确立美元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国际银行家废除金本位的理想分为三大步骤来实现，罗斯福在1933年废除了传统的金本位体系后，黄金与美元的直接兑换关系（Gold Standard）被黄金间接兑换（Gold Exchange Standard）所取代，完成了废除黄金的第一步。在国际流通市场中，外国的美元持有者仍然可以将美元兑换成黄金。而布雷顿体系更进了一步，用美元兑换（Dollar Exchange Standard）取代了黄金被黄金间接兑换，即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只有外国中央银行才能拿美元兑换黄金，黄金进一步被挤出了货币流通领域，自此，废除黄金完成了第二步。
IMF和世界银行都是由美国实际控制，IMF是欧洲人坐头把交椅，为了防止局面失控，美国财政部设计了在诸多重大议题上，必须达到赞成票８５％以上才能实施的条款，从而相当于赋予了美国财政部（１７％投票权）一票否决权。而在世界银行，由于是美国财政部挑选行长，在完全掌握人事权的情况下，只有很少的情况下才设置８５％赞成票的门槛，以便提高“效率”。这就是玩“政策设计”和仅局限于“操作流程”二者之间层次的落差。
布雷顿体系的总设计师凯恩斯还构思出一个更“精彩”的概念：“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来构筑未来的世界货币框架，“特别提款权”就是所谓的“纸黄金”，以弥补美国由于长期的入不敷出所造成的黄金实物短缺。这可是人类历史上一项空前的“发明”，人为地规定某种“纸币”永不“贬值”，等同于黄金，但永远不能兑换成黄金。这个概念在1969年美国发生严重的黄金支付危机时被“隆重推出”，但是仍然没能挽救美元与黄金兑换关系的国际承诺的崩溃。布雷顿体系解体之后，“特别提款权”又被重新定义与“一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