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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晚期，钓鱼成为我生活中更重要的一部分，当我第一次访问大巴哈马岛的迪普韦尔基时，发现人们用假蝇钓鱼。从那以后，我对用假蝇钓鱼一直情有独钟——它给了我一种完全投入的忘我的感觉。我可以花上8个小时在巴哈马群岛的浅滩追踪海鲢，或者在河里或小溪中钓鲑鳟鱼，而时间就不知不觉过去了。我全神贯注于风、水、用什么样的飞虫做诱饵以及在哪儿下钓。不管我原来一直考虑的外界的事是什么，这时它们都迅速从我脑海消失了。
再回过头说佛罗里达，我们用老式的卷线鱼竿钓鱼。周末，鲍比和我经常租一艘10…15马力小摩托艇在戈尔夫斯崔姆钓魣和鲯鳅。我们也会到佛罗里达大沼泽地去钓鲷或海鳟鱼。有一次，我们把摩托艇开得太远而且后来油也用完了。结果我们没能去原来打算去的汽车旅馆过夜，而是在船上熬了一夜，与蚊子搏斗，并寻思我们怎样才能回到文明世界。第二天，租给我们船的人派出了一支搜索队找到了我们。很幸运，在我们获救后，没有人打电话告诉我父母。
第一部 第13节
如果说实话，每一个成功者都会承认机遇的巨大作用。在我上哈佛大学的问题上机遇的确起了重要作用。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但并不是极其突出，而且我毕业于一所普通的公立中学。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偶然的事件造成了不同。我父亲和我碰到了一位律师，他们两人是在哈佛大学合唱俱乐部的一场音乐会上认识的。我父亲的这位朋友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这位主任当时出差路过迈阿密。
1956年秋，在我进入哈佛大学后，我感到极其压抑。我所在的班上的一半同学都曾在专门为“常青藤联盟”输送人才苗子的预备学校进行过强化训练。另一半同学中很多人都毕业于名牌高中。而我虽然在高中学过四年法语，却在进入哈佛后没能够通过免修这门课的初级课程考试。在数学方面，我甚至没有资格学习初级大学课程，因为我没有学过微积分，所以我还得补修数学。
在入学教育的第一天，新生在学校礼堂开会。负责新生的院长想让我们不要过分紧张，说我们年级将只有2％的学生最后毕不了业。我环视了一下四周，想到其他所有人都很幸运，因为将来只有我来填补这2％。我最先认识的同学之一是来自斯塔滕岛的学生，我看见他正在看课程目录。但他没有看课程，他看的是列在课程目录后面的奖励单，想看看他能够获得哪些。我当时想，这是多么奇怪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也正在看同样的课程目录，想选一些我可能会通过的课程。
我在哈佛上一年级时最突出的感觉是焦虑。为了寻求安慰，我阅读了我父亲送给我的一本励志书《生活方式》。这本书实际是一位名叫威廉·奥斯勒的医学教授在1913年给耶鲁大学学生做的演说。奥斯勒想要说明的是，应付失败恐惧症的最好方法是以一种“严格划分时间段”的方式生活。有时候，你应当爬上“山顶”进行自我反省。但平时你每天应当摒弃杂念，全神贯注于手头的任务。我尝试着按照这个建议做，努力不去想我能否在哈佛完成学业的问题。
让所有人特别是我自己感到吃惊的是，第一年我的学习成绩是如此优秀——以至于我的学习指导老师要我去参加一个会。他问我是否感觉还可以。
我问他：“为什么我不应该感觉好？”
他反应道：“你的成绩非常优秀，而所有人本来都以为你不会学得很好。你确实没有用功过度吗？”
即使上完一年级后，我对在哈佛上学仍然还有一种紧张感。在我的第二学年开始时，教授英国文学课的老师想了解有哪些书同学们都没有读过，以便布置给大家读。他要求读过 狄更斯、乔治·埃利奥特、达克雷等人的英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人举手。随着他列出这些作者越来越模糊的作品，毕业于格鲁顿、安德沃等学校的同学举起了手。我的手一直放在腿上。我不仅没有读过这些书；其中大部分书我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
对于那些毕业于预备学校的大多数人来说，哈佛只是他们增长自己学识的继续。而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所有的事。二年级时，我选了拉菲尔·迪默斯教授开的时间为一学年的简明哲学课。迪默斯教授是位很有才华的希腊人，一头白发，非常高超地让学生学习和思考基本问题。他的风格就是朴实无华。迪默斯往往走上报告厅讲台，把一个废纸篓翻过来放在一张课桌上作为他的讲稿架。他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和斯宾诺莎等哲学家视为伟大的思想家，以无比崇敬的态度谈到这些人。对我来说，要想了解这些作者的思想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后来，在我们为期一年的课程中，迪默斯教授布置了一些作者的著作，他们的思想不是非常晦涩难懂，更容易理解一些，但我们很快意识到他们逻辑中存在的缺陷，后来我们重新回到亚里士多德和康德，重新欣赏他们的智慧。
尽管迪默斯教授尊崇柏拉图等认为存在着可以证明的确定性的哲学家，但他给我们灌输了一种观点：看法和解释永远是由修正和进一步发展所决定的。他会转向柏拉图或其他哲学家以向我们证明，要证实任何观点在最后或最终意义上是真实的是不可能的。迪默斯鼓励我们不仅要理解分析的逻辑，而且要发现理论的大厦是以何种观点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依靠假设、猜测还是信仰。
这些观点引起了我的共鸣，我甚至曾考虑过主修哲学。尽管最终没有那样做，但迪默斯的课促使我朝着怀疑论和批判性思维的方向发展。我经常把自己受迪默斯启发所产生的观点概括为，“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被证明是绝对的”——这一立场受到那一时期更博大的哈佛精神的鼓舞。当时我同学当中的思维模式是不承认教条、质疑权威——而且回顾起来，我会说我从哈佛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发展是不根据表面价值确定自己的观点，对我所听到、读到的任何事都以一种探究和怀疑的思维去评价。但迪默斯所播种、哈佛所培育的这种思维并没有简单地导致我怀疑一切。一旦你把自己无法在绝对意义上证明任何事的概念内在化，生活就变成了更多地是关于成功的可能性、选择和交易的事。在一个没有可以被证明为真理的世界上，现存的给概率下定义的惟一方式就是凭借更渊博的知识和理解。
多年后，我在与艾伦·格林斯潘讨论时，他告诉我说，断言“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宣称不确定性本身是确定的。当时我没有与艾伦辩论这一问题，但一个答案他是正确的——对不确定性的基本断言是无法予以证实的。但这正好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出发点——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被证明是确定的。
从学术上说，我在哈佛的学习计划是循规蹈矩的。大部分选择法学院的人主修的是政府政治学，我曾大大咧咧地以为我就是这样。我开始时学政府政治学，但后来转到经济学。在当时，人们对经济的关注主要还是概念性的，我发现这尽管学起来难但还是很吸引人；后来，这一领域变得越来越成为严格的计量经济学，而我本来没有适当的途径主修它。
我四年级的优等论文的指导老师是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他以将博异论应用于国际关系并用他解释核威慑理论而闻名。当时，他刚刚从耶鲁大学来到哈佛，而我是他指导的惟一的学生。我在坎布里奇度过了三年级和四年级之间的假期，没有工作，睡在与人合租的一套公寓的客厅里的一个破烂沙发上，提前全力以赴做我的论文。每天在韦德纳图书馆里钻研和写作是我在哈佛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我的论文写的是巴西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所以对这个课题感兴趣，部分是因为拉丁美洲看起来对企业发展来说，是一个潜在的有前景的地区。我找到了大量的英文数据和分析以检测关于通货膨胀的各种假设。1995年，在我会见巴西财政部长佩德罗·马兰时，他已经完成了他的研究。他说巴西财政部查阅了我在哈佛的论文，我在论文中提出的结论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非常准确的。
就社会层面而言，哈佛由各种亚文化组成。我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一种亚文化，但我喜欢在咖啡店闲待着思考自己的事，那时还没有星巴克，而只是一种带有放荡不羁气氛的地方并且咖啡也不是特别好。我实际上不是经常去咖啡店，而是时常在顺道时到蒙特奥伯恩47俱乐部或其他俱乐部坐一会儿，人们在那里围坐着，一些民歌手和反政府抗议人士常在那里唱歌。我喜欢这种围坐着思考生活问题的气氛。
第一部 第14节
那时候，咖啡店文化中让人眼花缭乱的知识分子思潮是存在主义，在某些程度上我认同存在主义。但我的存在主义观与我所读到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内容没有多大关系。相反，我认为它是一种把一切都看透了的认识。我在哈佛时，形成了一种感觉：一方面，此时此地关系重大；而另一方面，从整个时间和空间上，在某些终极意义上，其重要性则大大下降。今天发生的事与几万年后有什么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内在化的认识使我既集中精力做我正在做的事情，而与此同时保持一种透视感和一种认为我总是能够选择完全不同类型生活的想法。
直到四年级我在哈佛才真正形成某种归属感。事实上，我刚进大学时的焦虑是不现实的。但正由于有这种焦虑感，尽管在某些方面是有害的，但在其他方面则是有益的。担忧，如果没有损害你的话，可以成为有力的驱动器。原来担心我可能毕不了业，但1960年我从哈佛毕业时，出乎意料的获得了“优秀毕业生”和“成绩极其优异毕业生”荣誉，毕业论文也被评为优秀总结性论文。
毕业后，我给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写了一封信，四年前该校曾拒绝了我的入学申请。我写到：“我想你一直在注意着你们毕业生的情况。也许你有兴趣了解一个曾被你拒绝录取的人的去向。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以哈佛‘优秀毕业生’和‘成绩极其优异毕业生’荣誉毕业。”这位院长给我回信说：“谢谢你的来信。我们普林斯顿大学认为自己有责任每年拒绝一定数量的高素质人才，以便哈佛大学也能够录取到有一些好学生。”
大学四年级时，我曾申请进哈佛法学院学习和申请攻读哈佛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两个申请都被批准，但我拿不定主意选择哪一个。实际上，至少在当时，我一点也不清楚自己想选哪一个。秋天我回到坎布里奇，在法学院待了三天，但在刚刚度过了四年紧张的大学生活之后，我还没有做好再大干一场，应付紧张学习生活的准备。其他同学都在买书，而且看上去很严肃，但我不是那样。所以我去找法学院助理院长，告诉他我准备离开法学院。
他说：“你才刚被录取。不能退学。你已经占了其他人本来能够得到的位置。”
我告诉他，无论如何我都要走。
这位院长说：“如果你退学，我们以后不会再录取你，除非你确实有可以原谅的理由。”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院长说如果我去看心理医生，而且心理医生说我在做这一决定时头脑是理智的，他将允许我在第二年重新入学。
所以我去看了心理医生。这位医生告诉我，在他准备上医学院时，他休学了一年到国外旅游。他说我的状态很正常。但他还说，如果院长觉得我的所作所为太让人反感，或许院长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在法学院开学前几天，我曾碰到了一些大学同学，他们准备到英国学习一年。有一个同学要到牛津大学学习，这听起来很吸引人。我动手太晚了，已经来不及申请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但我发现我还有可能在那年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我打电报申请，强调我在哈佛获得的荣誉。伦敦经济学院回电报说，他们录取了我。然后，我打电话告诉我父母，说我有一个让他们吃惊的消息。我从法学院退了学，准备去伦敦。
我迅速启程前往英国的惟一麻烦是我必须先回迈阿密老家去见我的征兵委员会代表。在学研究生可以推迟服兵役，但该学校必须是征兵委员会认可的学校。在征兵委员会接待我的是上一个时代的南部商人。
他说：“我一点也不了解伦敦经济学院。白人小伙子的麻烦是他们不想去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