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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俄罗斯宣布要让卢布贬值且无力偿付外国人所持有的债券。无力偿债立刻产生了影响，不仅对俄罗斯人，也对波动性越来越大的全球金融市场。当然，我们一直担心的道德风险问题消失了。许多投资者为自己错误的推断——断定我们会愿意在俄罗斯未满足适当条件的情况下提供支持——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在俄罗斯宣布无力偿债几天之后，我到一个过去属于俄罗斯的地方去休假——阿拉斯加，我盼望着在那儿捕些鱼。我就在一间小屋旁用假蝇钓鱼法钓银大马哈鱼，一位特工就站在几英尺以外的地方，从安克雷奇到此地只需短程飞行。银大马哈鱼比亚特兰大大马哈鱼小得多——他们的重量是8磅到12磅——但他们很厉害。你得跳进河里或在堤岸钓鱼，戴上偏光镜以减少反光，从而发现水底的大马哈鱼，并向你看见的鱼抛出钓线。
就在我垂钓的第一天下午，那位名叫凯文·金博莱特的大个子特工告诉我说，总统秘书贝蒂·卡利打手机找我。他转达了一个口信，即总统想在一小时之内和我谈谈俄罗斯问题。总统正在玛莎葡萄园度假，他对俄罗斯的情况极为忧虑，而我也定期向他汇报。我估计总统想讨论最新的坏消息，即无力偿债导致卢布—美元的交易暂停，俄罗斯银行遭到挤兑。
“凯文，我和你打个五赔一的赌，我钓上了一条鱼。”我说。12：55，我真的钓上来一条很大的银大马哈鱼。我正和他搏斗时，凯文的电话响了。
我对凯文说：“就对总统说我在别的地方，你得去找我。”
“我不能这么做，部长先生，”凯文说，“我是个特工。”他是对的——如果他说找不着我，而实际上可以对着我的耳朵说话，那确实是不太好。于是我说：“好吧，那就问问贝蒂我能不能几分钟后给总统打回去。”他这么做了。我抓住了我的鱼，把它放了，给总统打电话再次讨论俄罗斯问题。
俄罗斯无力偿债导致了一个全球经济处于严重危险中的时期——这是不到一年里的第二次（第一次是韩国濒临无力偿债边缘时）。我非常担心这对我们本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威胁。克林顿总统也很担心。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初的1997年起他就非常关注，一直就此与这一地区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举行私下的会谈。几个月里，他满足于让财政部来领导我们的公开反应。
但随着形势在1998年恶化，总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他应该出来说话。他说，领导人在危机时刻应紧密联系公众。拉里和我不同意这个想法。我担心我们没有一个足够强有力的政策信息来让总统传达，而一个没有具体措施的总统讲话对信心只会起反作用。克林顿反驳说，即使没有确定的答案，接触本身也能带来信心——通过表明对问题的经过思考的理解，并进行对可能方法的合乎理性的讨论。在危机的折磨下，其他的世界领导人也开始持类似的看法。他们想举行一次联席会议来强调他们解决危机的决心。我们都同意金融市场的动荡会自我发展，在混乱进一步蔓延之前提供信心是重要的，但问题是如何提供、何时提供。总统非常坚持他自己的看法，数次提出。起初，他接受了我们继续等待的建议——尽管是不情愿的和有些烦躁的。
对美国公众来说，俄罗斯问题最明显的溢出效应是股票市场进入了一个担心不稳定和衰退的时期。8月末的一天，道琼斯指数下跌了357点，到9月初，这一指数比其夏天的最高点下降了20％。我们的忧虑并不仅限于股票市场上所发生的问题。美国经济在这次危机中一直令人吃惊地强劲，但我们都不知道这能持续多久。9月4日，艾伦·格林斯潘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一次演讲中表达出了我们的忧虑，他警告说，如果全球经济的其他部分继续疲软下去，美国也不可能继续成为“繁荣的绿洲”。对这位联储主席精心选择的讲话的每一个细微差别都会做出调整的金融市场理解了这一信号：美国的短期利率可能要下调。
联储上一次调整联邦基金利率——即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也是联储直接控制的关键利率——是在1997年3月，在经济增长强劲的背景下将他提高了0。25个百分点以防范通货膨胀。在那以后的18个月里，官方利率保持不变，而政府和公司借贷的市场利率大致上遵循联储的指引。但债券市场的发展现在变得极为令人不安。债券交易商喜欢谈论美国国债与其他各种债券的“利差”，美国国债被认为是最接近于绝对安全的投资，而其他债券则包括评级高和评级低的各类公司债券、高收益的“垃圾”债券和新兴市场债券。当国债与其他债券的利差扩大时，投资者就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即对不够安全的投资要有更高的回报。1998年秋，投资者开始逃离风险。这现在不仅影响新兴市场的债务，还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国家和公司。结果，各公司从资本市场借贷时支付的利率更高。在那年年初，较低评级的公司债券的收益率比到期日大致相同的美国国债利率仅高大约2。75％。而现在，8个月之后，与美国国债的利差已达6％。
如果这持续下去，长期债务成本的这种增长将打击经济增长并损害投资和工作，这与联储经过深思熟虑而调高其控制的短期利率的效果是一样的。此外，借贷不仅变得更贵，也越来越难以获得，因为借贷者和投资者都更不愿意冒风险。联储和财政部官员关注如何在发生严重的信用紧缩之前缓解这些紧张。
第二部 第40节
来自格林斯潘的降低利率信号是有所帮助的。但仅削减美国利率似乎不太可能打消世界的危机感。拉里和我现在都赞成克林顿总统的意见：我们应当努力引出全世界对此尽可能强有力的声明，而总统本人也应对美国人民发表讲话。看法应当主要围绕着支持对危机的国际反应的步骤。由于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的问题仍困在国会，这些步骤主要是建立一个机制，即在需要的情况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一起，加速由几个国家组成的群体提供的资金的拨付。在联系紧密的中央银行家圈子中，联储努力劝说其他国家的同事相信有必要通过降低各工业国的利率来注入更多的流动性。我记得艾伦·格林斯潘曾先私下、后公开说过，他观察市场已有50年之久，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
起初，我们在劝说主要伙伴如日本和欧洲相信采取行动的必要性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发表他的伯克利演讲之前，艾伦·格林斯潘和我飞到西海岸与艾伦多年前就认识的日本财政大臣宫泽喜一和日本中央银行行长会面。我们都为日本在处理其不断加深的经济弊病方面所做的事太少而感到烦恼：日本的一家大银行倒闭，市场情况似乎非常脆弱。宫泽是一位非常理性的人，对日本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但似乎更多地将这次会面看成一次我们如何公开评论日本经济的谈判，而不是两大经济强国间就对双方都威胁极大的形势的一次实质性交流。
欧洲的官员们都专注于欧洲货币联盟启动前的准备，以及引入将取代各成员国货币的新货币欧元。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担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规模贷款和道德风险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经过好几天密集的讨论和谈判才说服他们全球衰退现在是比通货膨胀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道德风险更大的威胁。最终我们就一份措施谨慎的7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长的联合声明达成了协议。在最后一刻，有一位中央银行行长临阵退缩，想从声明的立场后退。但艾伦·格林斯潘劝说他重新回到了会议桌前。这份声明说货币政策方面的“风险的平衡”已发生变化，从只对付通货膨胀转到促进增长的需要。这五个大多数人听来平淡乏味的五个词在全球金融界是件有着重要影响的大事。每一场战争都有着自己的武器，在与动荡多变的金融市场和极度紧张不安的投资者打交道时，仔细撰写的公报——由世界七个最大的工业国的最高金融管理者签署——的微言大义可以导致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美国，克林顿总统在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了一次重要演讲。他对美国领导解决这次危机的理由进行了更广泛的阐述，并在这方面概要提出了一系列新建议。正如克林顿所言，新兴世界的混乱如果持续下去，就会导致对民主的真正威胁，削弱对民主自由和自由开放的市场的支持。回头来看，我认为克林顿有关作这样一个声明的价值的看法是正确的。在高度紧张的时期，领导人需要与公众沟通。如果他们能对问题的复杂性提供合理的解释，并讨论有关的替代解决办法，这本身就对危机时期的心理产生影响。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强烈支持这一看法，并高明地协调组织了此后各国元首和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的联合公开声明。尽管沮丧的情绪仍持续了几个月，但回顾起来我认为主要领导人对全球问题的这次公开介入和关注是最终扭转危机的一个重要步骤。
对已经非常紧张的体系的另一次打击几天后出现。俄罗斯无力偿债在金融市场引发了一连串事件，他们对美国的一家大型对冲基金即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偿付能力构成了威胁，而许多人都担心，这家公司的倒闭可能大大加剧美国市场的紧张状况。总统演讲后的那个周末，我正待在纽约的家中，盖里·根斯勒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当时是负责金融市场的部长助理，曾是高盛公司的合伙人。盖里说依靠数学模型交易而赚了大钱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已经濒临倒闭。盖里想和纽约联储的官员彼得·费歇尔一起到该公司在康涅狄格州的总部去调查实际情况。我告诉他尽管去干。
9月20日，周日的晚间，盖里再次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所了解的情况。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持有巨额头寸，资金来源则是从主要的金融机构借贷来的数十亿美元——只有在金融市场平静下来，利差关系回归到更正常的水平，他所持有的头寸才能出手。目前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面临巨额亏损，而他即将到来的倒闭对金融市场来说预示着什么后果谁也没有把握。我对此的第一反应是对盖里说：“真不明白像梅里韦瑟这样的人会陷入这样的麻烦，他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工作时可是被认为是老练的经验丰富的人。”在创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之前，梅里韦瑟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管理着巨额的交易业务，长期以来业绩一直极佳。他拥有几位金融领域最出色的专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与他一起工作。我很吃惊他们会这么做，而他们似乎就这么做了，把所有赌注都押在数学模型上面，尽管这些模型是由极为老练的人建立的。
模型是观察市场的有用方法，并能为决策提供有益的支持。但最终需要由交易商做出判断，因为现实总是比即使是最精致的模型所能包括的东西更为混乱和复杂。实际上，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模型可能是有效的，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框架下。作为一个理论假设，收益利差可能会回归到平均值，我想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许多头寸都能够及时脱手。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实际上打赌式的认为，回归正常一定会出现，即使在前一时期有过非常异常的波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进行的程度异常高的杠杆借贷意味着该公司缺乏抵抗严重的临时性异动的支持能力。当利差的波动不利于长期资本公司时，债权人就要求得到额外的保证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预测可能会在他破产之后很久才可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
1986年以来，我对这种情况就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蒂夫·弗里德曼和我开始掌管高盛公司的固定收入部。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个案例中，问题不仅仅在于一家公司有大量的坏头寸。其他公司的经纪人也持有类似的头寸，因为他们都使用类似的模型和类似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