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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损失太大而难以进行精确计算，或者是因为自愿保险计划无法操作。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是要既为太穷而无法为退休储蓄足够的资金，也为那些有能力存储而不愿意这样做的人提供保障网。就像某种自然灾害一样，老年人的退休保障被我们这个社会列入要通过政府来予以保护的一类风险中。9·11之后，一直存在的恐怖主义风险也加入了这一名单。
除这些特定产业的问题而外人们对迅速提供某种经济刺激的问题也进行了许多讨论。9·11是一个异常特殊的事件，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但就此进行的经济辩论却常常回到熟悉的问题上。在这种时候常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有着顽固立场的人将情况的任何变化都作为他们原有主张的新论据。袭击刚发生的几天里，某些减税的长期倡导者立刻抓住机会鼓吹其一贯的主张。情况发生了变化，但他们的主张一如既往。三种具体观点最为突出：加速实施布什减税方案中的税利削减，通过新的资本所得税减免方案，降低企业所得税。所有这些措施都会进一步损害这个国家正在迅速恶化的财政状况。这正是那些很容易产生坏政策的情况——一种紧迫感，一套表面上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建议以及政客迅速采取行动的热情。我的观点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我认为用于刺激的额外减税应当是临时性的，而且既由于公平也由于效率，减税应针对中低收入的人，他们支出而不是储蓄的倾向最强。我还会把临时性的失业补贴和对失业者的医疗补贴以及对某些州和城市的援助以帮助他们解决成本的上升包括进去——所有那些会被马上花掉的钱。所有这些都可以在不带来负面长期影响的情况下提供更有效的刺激。
9月17日，在“60分钟”节目播出的次日，纽约证券交易所重新开市，道琼斯指数下跌7％。在闭市后，我接受了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节目汤姆·布罗考的采访，布罗考问了我一系列非常坦率的问题。他就资本所得税谈了一些看法，我也表达了我的反对观点。我不认为在通常情况下资本所得税的削减会增加我们的经济福利。主流学术著作强烈主张，储蓄率相对而言不受储蓄回报（不管是利息、分红还是资本所得）对税率的影响，因此削减资本所得税不太可能增加储蓄。与此类似，主流学术研究中资本所得税降低而导致投资上升增加的证据也很少——在股票市场的投资大量增加发生在1997年资本所得税降低之前的几年。我自己和投资者以及市场打交道几十年的经验也支持这一点。而一方面，资本所得税的削减长期而言肯定会使财政付出代价，并在投资资本的分配上制造出因税率导致的扭曲。在税率极高的情况下，所有这些分析都可能不同，但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
在9·11之后的情况下，资本所得税的削减起的可能完全是反作用，因为他可能鼓励在一个下跌的市场出售股票。做完节目后，吉恩·斯珀林说：“鲍勃，在白宫这么多年以后，这是头一次我们能接受在黄金时间谈论支持资本所得税的削减。”
第二天我接到一个贾尼斯·梅斯打来的电话，她是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民主党人的主要助手。民主党人正在考虑他们应对共和党人的减税计划做出何种反应。贾尼斯说他们已将布罗考采访的文稿分发给委员会的所有本党议员，来帮助他们反对资本所得税削减的主张。
筹款委员会的民主党人后来邀请我到华盛顿与他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会谈。当时的众院议长丹尼斯·哈斯特和两党的国会领导人在9月19日举行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正式的关门会议——邀请了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拉里·林赛，艾伦·格林斯潘和我——来探讨对袭击可能的经济反应。这一会议之后，又举行了参院金融委员会的关门会议和许多其他会议。几个星期之内，我一直在纽约和巴尔的摩郊外的BWI机场来回奔波，因为由于安全原因里根机场依然关闭。
在我看来，继续推进布什计划中的将要实施的个人所得税削减，通过对企业所得税新的削减法案，和资本所得税的削减一样都是极其错误的主张。他们都会进一步损害美国的长期财政状况，相对于其成本而言，其短期刺激作用也是极其低效的。但是当时盛行的那种气氛下，这种建议显然是有可能通过的——尤其是在非常有影响的大公司组织企业圆桌会议表示支持削减企业所得税的主张之后。而相比之下，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民主党人提出了在我看来对当前的问题具有更大的针对性的计划。
我从没想到股票市场会如此迅速的在2001年秋天就反弹。9·11事件之后股市的下跌从未超过14％。在那一个月里，股票互助资金流出股市的不到1％——而在1987年股市崩盘后的一个月里，资金流出3％，市价下跌22％。袭击发生一个月之后，10月11日，标准蒲尔500种股票指数就超过了9月10日的水平。不久资产就又开始流回市场。由于某种程度的谨慎，2002年末2003年第一季度市场急剧下跌，但在第二季度就强劲反弹。经过这些涨跌起落——公司丑闻和华尔街管制和治理问题加强了下跌的趋势——在我看来市场似乎仍未充分反映出经济和地缘经济风险。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不平衡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一次重大的恐怖主义行为使一大堆破坏性的可能突显出来。在这一背景下，按许多历史指标来衡量，股票估值似乎都太高。
确实，许多顾问和投资人如沃伦·巴菲特都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证券的回报都会比历史水平低。牛市的预测通常是以强劲经济增长和相对较低的利率的预期为基础的。但强大持续的收入增长所需的强劲经济状况可能导致高得多的利率——尤其是在考虑到我们的长期财政困境的情况下。但这一力量似乎没被预测者考虑进去。
我对市场行为的解释是，尽管市场大跌并因此带来了严重损失，但18年里形成的心理力量仍保持下来。从某种程度上说，9·11后的世界对金融市场有种奇怪的不真实感。一方面，人们普遍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普遍认识到世界似乎不再完全是双子塔倒塌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个世界了。另一方面，这一刚被认识到的现实对多数人对与金融市场有关的估值和风险的思考的影响似乎并不像我原本想像的那样大——与30年代股市崩溃后的现象相反。这可能反映出了市场的这样一种趋向，既要在导致过渡的因素已经消失很久之后体现过渡时期的预期，又不考虑与分析家用以对股票进行估价时的思考框架不相符的更广泛的因素。
我所交谈过的有国家安全问题背景的人都对我国当前面临的情况深感忧虑。我曾与桑迪·伯杰同乘一架飞机，作为克林顿总统非常务实而富有远见的国家安全顾问，在人们刚开始认识到恐怖主义威胁时，他已详细谈论过这种威胁的严重性。在伊斯兰世界的某些地区发展起来的极端狂热主义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会对我们的国家和经济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恐怖主义可以许多方式影响经济——通过增加安全成本，使贸易更加昂贵，使油价上升以及通过在海外的关键国家制造政治不稳定。除了灾难性事件和干扰的明显的可能性而外，还包括恐惧的上升和信心上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而这些对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经济状况和风险升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为什么在好几个月之后职业经济预测家仍继续对近期前景保持他们自2000年初经济放慢开始以来一直如此的几乎是正面的看法呢？在整个2001年，大多数人都预计由于联邦储备委员会降低利率的强有力行动将会相对较快地恢复美国经济的健康增长。9·11之前，我就感到预测家们夸大了联储措施的潜在有效性——这些措施确实是强有力的，也确实有助于减轻放慢的程度，但它不是万能的——而大大低估了持续不断的过度投资和经济不平衡的影响。9·11之后，华尔街的经济预测家们承认未来恐怖行动和海外政治冲突的可能性。但所有这些对他们的分析和预测都没有多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无法将这些风险量化，也可能是因为坚持自己熟悉的分析框架的一种惰性。
稍晚些时候，花旗集团在一家曼哈顿餐馆为一群非常资深的职业基金管理人举行了一次晚宴。席间有关全球经济前景的长时间的、有趣的讨论大多围绕着恐怖主义和地缘政治事件。但在晚餐结束时，参加者们提出的预测反映出的框架并未考虑我们整个晚餐期间都在讨论的那些因素。显然，他们的模型无法容纳这类风险，于是他们也就没被包括进去。
第二部 第59节
让我吃惊的是，9·11之后，面对严重的新的不确定性和继续存在的不平衡情况，不仅主要的华尔街公司的预测仍绝大多数是正面的，而且这些预测仍是同样的单向预测，给出的下一年经济增长率仍只是一个数字而不是一个范围。在我看来，这种单向的预测似乎总是隐含着一种不现实的精确度，因为未来的前景总是很大范围内的一系列可能性。预测家们大概也认识到了其预测的有限性，但消费者可能不那么老练，且完全不可能就一个预测结果做出可能性的判断。生活是不确定的。想预测经济次年能增长多少的预测家往往未能考虑进去的不仅包括特定的不确定性，还包括不确定性是生活基本原则这一因素。在不确定的世界相互依赖宣言第十四章相互依赖宣言
刚开始在华尔街工作时，美国之外的全球经济所发生的事对我和我的同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那时，作为纽约最顶尖的投资银行公司之一，高盛公司一个海外办事处也没有。我们和欧洲的工业化国家以及日本有一些业务联系，但我们从没想像过会在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业务。
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置信。我在从业生涯中所亲见的最根本的变化之一，就是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联系的极大增加。几十年前，财长们出访，访问的是伦敦、巴黎、波恩和东京。在我担任财长期间，我访问过的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中国、科特迪瓦、印度、印度尼西亚、莫桑比克以及菲律宾、乌克兰和越南。正如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见到的，我们的经济健康越来越多受到全球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的影响。现在美国40％的出口输往发展中国家，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世界中的重要部分。
在任职期间，我关注最多的是将我们的利益与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和金融联系。这些仍在很大程度上未得到美国公众的充分认识。我国人民仍极需更好地理解贸易自由化、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的扩展以及金融市场的开放等复杂的现象，他们常常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而经济联系仅仅是更广泛的相互依赖的一个方面而已，大多数人对此更是缺乏认识，因而同样需要公众更好的理解。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应当使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如何对我们本国的福祉有多么重要。
在2002年夏天一次到亚洲的公务旅行中，我和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聊了两个小时。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对这位内阁资政多少有了些了解，当时他显示出了对地缘政治以及地区问题的极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他指出，目前还没有一种冷战期间曾经存在的范式，可用于理解作为世界事务中一个因素的极端伊斯兰宗教狂热，在这个问题上的大多数看法都是简单化的。我赞同他的这样一种看法，即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来理解恐怖主义和其他地缘政治风险。在我看来，一般的狂热宗教暴力和特定的反西方恐怖主义，都仍与贫困、不平等问题分不开，也与这样一个事实分不开，即尽管近几十年来世界许多地方的生活水平都有极大提高，但仍存在广大的极端贫困地区，无缘享受现代经济所带来的各种好处。
当然，贫困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很有争议，也非常复杂。“9·11”事件背后的恐怖分子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专家们也指出，有许多因素导致了恐怖主义所赖以存在的那种深深的仇视。然而，贫困孕育了怨恨、隔膜和绝望，并进而制造了一种有利于恐怖分子的环境，世界贸易中心遭到袭击之前一段时期的阿富汗的情况正是如此。
实际上，恐怖主义只是我们所面对的与全球贫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众多风险中的一种。在执政之初，克林顿总统曾传阅过一篇罗伯特·卡普兰撰写的题为《即将来临的无政府状态》的文章。该文认为，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