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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地插上几面彩旗，上面用中文写着几个大字：“英吉利贡使”。无论在旗上还是礼品清单上，中国官员都把“礼物”改成“贡物”。在天朝，送给皇帝的礼品从来都叫做“贡”。
马戛尔尼并不认为自己是临时的贡使，他是作为英国首任常驻大使派往中国的。但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不接受这种区分，和对其他国家的使团一样，他们对英国人采用的是同样的措辞和礼仪。
问题很快又来了。中国的接待官员发现英国人不肯向皇帝下跪叩头，要知道，其他国家的贡使和传教士以前都是下跪的。但这次是马戛尔尼。无论是他本国的礼节习俗，还是他的资历性格，都决定了他不会向中国的皇帝下跪叩头。要知道，即使在英国国王面前，马戛尔尼也只是行单膝下跪礼，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他才会双膝下跪，他声称，自己决不对别国君主施高过自己国君的礼节。
乾隆帝听到后很不高兴，但英国人不远万里前来，他还是格外恩准了马戛尔尼只单膝下跪的要求。在形式上，马戛尔尼好像取得了胜利，但也为这次外交失败埋下伏笔，虽然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英国人认为特使单腿下跪是对大国皇帝表示尊重的合适方法，但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种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
西方文化和天朝文明的冲突，在礼节问题上展现无遗。
英国人被安排在大喜日子去谒见皇帝，不过，这个庆典不是为他们，而是为乾隆帝准备的，英国人和其他贡使一样，不过是给节目增加点异国风味罢了。那天的凌晨三点钟，在清朝接待官员的催促下，马戛尔尼和他的随行人员身着礼服向皇宫出发。英国人在一片漆黑中走了4公里多的路，据当时随行人员的描述，“队伍乱成一片，一些狗、猪和驴竟混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了——中国的动物都是夜中之王”。
四点左右，英国人终于来到灯火辉煌的宫殿前，但他们的队伍已乱成一团。上千名的天朝官员、各国贡使和仆役，在无边的黑暗中等待皇帝的到来。英国人第一次见识中国的早朝制度，幸好周围看不太清楚，倒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到英国人的狼狈。在灯笼的微弱灯光下，英国人赶忙整理自己的衣服，免得自己过于失态。
在静静的等待中，天色渐亮，曙光出现，皇帝来了！全体人员呼喇喇地跪下，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但只是单腿下跪。当大家在叩头时，英国人只是低下头；大家抬起身子，英国人也抬起了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低头；大家站起来时，他们也就站了起来。
瞧，多么醒目的一群人！在皇帝的眼中，这群人是多么的无礼，大家下跪叩头的时候，他们居然比周围的人高出许多！
随后，马戛尔尼向天朝的皇帝呈递了英王的信，并送了几只西洋表作为礼品。皇帝回赠了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致的蛇纹石礼品。接着，斯当东父子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帝也赠给斯当东先生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皇帝对小斯当东很感兴趣，于是把小朋友召了过去，并解下他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了这可爱的小朋友。
想必乾隆帝已经知道小斯当东会讲中文，很想亲耳听听，于是小斯当东用中文感谢皇帝送他礼品。看来，在乾隆帝的眼中，小斯当东比那些讨厌的英国大人懂礼貌多了。
觐见后，乾隆帝命大臣陪英国使团参观行宫。英国人看到园内的楼里都放着西洋的玩具、挂钟和地球仪，感到十分扫兴，因为这些东西让他们的礼品顿时黯然失色。陪同马戛尔尼游览的官员还告诉他，比起圆明园内西洋珍宝馆收藏的东西，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英国人一阵尴尬的沉默，中国居然到处有英国人引以为荣的礼品物件。
不过英国人随后也扳回了一局。马戛尔尼发现了一些英国制造的八音盒，一些考克斯博物馆的藏品。福康安见马戛尔尼对此兴趣盎然，以为他从未见过这类东西。福大人于是傲慢地问，英国是否也有这些东西，但当他听说这些东西就是从英国运入的时候，他也感到十分扫兴。
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下）（2）
清军的弓箭手
由于福康安的显赫地位，马戛尔尼想获得他的好感，于是邀请他观看英国使团警卫准备已久的操练，但被福康安拒绝了，他对此毫无兴趣。马戛尔尼在当天的笔记里记道：“真蠢！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爆的枪。”后来马戛尔尼穿越中国本土前往广州时，他看出那些宽衣大袖的国防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
半个世纪之后，鸦片战争爆发了，天朝的武器设备看来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
英国人其他引以为傲的军事技术也没有得到展示的机会。回北京后，英国人曾想表演试射炮弹，但他们的炮兵很快被打发回来了，中国人告诉英国人，他们懂得发射技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英国人惊奇地发现，这些大炮与炮弹都完好无损地摆放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于是这些“英国造”物件在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后，又被重新运回了它们的故乡。
在中国期间，天朝并没有对英国使团特别优待，相反，因为礼节问题——英国人竟然不给皇上叩头——增加了乾隆帝对英国人的恶感。英国人根本没有受到他们想像中的欢迎，相反，却是天朝接待官员在热情和礼貌下的极度厌烦和戒备，因为有人还因为礼节问题丢了官。清朝最终取消外国使节的叩拜礼，那已是1873年的事了。
马戛尔尼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和乾隆帝见面，他们的外交请求也只得到了皇帝黄色诏书的回应，仅此而已。正如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所说的：“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这些状况的形成，是当时天朝文化的必然体现。用乾隆帝的话来说就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但这并不是乾隆爷的发明，明代早已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
狂妄的英国人在傲慢的天朝人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鸦片战争后外国舰船进入广州
懊丧之余，英国人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北京前往广州，他们的舰队在那里已等待多时了。乾隆帝为了让英国人见识一下天朝的地大物博，特安排马戛尔尼一行人由陆路返回广州。但临走之前，乾隆帝有点不放心，于是他下了一道密诏给沿途接待的官员：“英咭利夷性狡诈，此时未遂所欲，或至寻衅滋事，固宜先事防范。但该国远隔重洋，即使妄滋事端，尚在二三年之后。况该贡使等目观天朝法制森严，营伍整肃，亦断不敢遽萌他意。此时唯当于各海口留心督饬，严密巡防。”
英国人一路南行都有天朝的官员陪同，在经过艰难的跋涉并领略了天朝的人文地理后，他们终于见到了等待已久的“狮子”号与“印度斯坦”号，战舰鸣19响礼炮，迎接他们的归来。
对马戛尔尼来说，这实在是一次极其失败的出使。但他在南下的过程中，却发现清政府的贪污腐败已是病入膏肓。比如乾隆帝批准给使团的招待费，当时算是一个骇人的巨款（每天五千两白银），但大多数已被经手的官员克扣中饱。在马戛尔尼看来，大清帝国只不过是一艘外强中干的“破船”罢了。
英国人还不甘心，但后来的遭遇还要更糟糕。1816年6月底，阿美士德勋爵再次率领使团来到中国。这次，我们前面提到的小斯当东已经长大，并和他的父亲一样，已经当上使团的副使。但他们遇到的，却是与父辈们同样的问题。
觐见前，中国的大臣劝阿美士德屈从同意叩头，但被阿美士德拒绝了。随后发生了一场混乱，中国人和英国人展开了一场混战，有人推，有人拽，到处喊成一片，要把英国人拉去见皇上。阿美士德等人抵挡着，抗议对使节动武。他的抵抗被汇报上去，结果嘉庆皇帝龙颜大怒，命令英国人立刻滚出北京。
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下）（3）
也许，阿美士德被赶走的遭遇使英国意识到，靠谈判的方法，无法改变天朝的外交方式和加到英国商人身上的不平等待遇，除了谈判，其他方法也有必要尝试一下。
后来，倒是当时已经成为圣赫勒拿岛的“长住居民”的拿破仑说了几句公道话。拿破仑听说英国使团要来岛上顺访，很是责怪了英国内阁为什么不让阿美士德服从中国的习俗，他说，“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像中国最高官员一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他还愤愤不平地说，“你说他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
拿破仑毕竟是做过皇帝的人，他十分了解中国皇帝的不快。
一封奏折，揭开了鸦片的盖子（1）
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道光帝：“近年各省漕赋疲累，官吏亏空，商民交困，都是因为银价飞涨，钱价急跌所导致的。从前市场上纹银每两可兑铜钱一千文，现在兑银一两要一千六百文。而银少价升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广东洋船带来的鸦片烟盛行，导致纹银透漏出洋，有去无返，一天比一天厉害。鸦片烟本来自英吉利，洋人严禁自己国家的人吸食，却专门引诱他国，如今鸦片蔓延中国，实在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大患，这个祸害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得多。”（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
鸦片是一种让人意志消沉、身心俱败的罪恶消费品。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国内鸦片消费市场已是初具规模，各地烟馆林立，烟民遍地。据当时人说，京官中吸食鸦片的达百分之一二十，而地方衙门里，据林则徐说，“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就连一贯勤俭的道光帝也曾一度吸食鸦片，后来的慈禧太后也是个鸦片吸食者。
偷运鸦片的走私船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无论是荷兰人、葡萄牙人，还是后来向中国输送鸦片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绝无例外。鉴于鸦片的危害，雍正皇帝在1729年曾下令禁止鸦片在国内种植、生产和买卖，但他留了一个漏洞，那就是没有限制鸦片的进口，当时甚至还对鸦片进口征税（一直到1796年）。
18世纪末，鸦片的危害开始显露。1799年，嘉庆皇帝再次颁布鸦片禁令，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这个禁令虽然损害到了那些国内外的毒品种植者和出口商人的利益，但却给那些徇私舞弊的官员提供了发财的机会。从毒品贸易的规律来看，如果政府清廉有效，禁令也许能起到作用，但要是政府腐败无能，只会导致更糟糕的结果：继续秘密种植罂粟和加工鸦片，或者干脆走私——走私连税都不用交。
地方官僚、买办和外国鸦片商紧密地勾结在一起，才是鸦片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所在。
18世纪末，英国的对华贸易已经超越荷兰、葡萄牙等国而跃居首位。英国人选择鸦片作为贸易的主要商品，除了资本逐利的残酷性之外，另外还有几个现实因素也促成了鸦片贸易的兴起。
从贸易环境上来看，虽然当时清政府允许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但只能在广州一地交易，而且，只能和指定的贸易商人进行交易，这就是通常说的“十三行”。“十三行”事实上大都是红顶商人（官办企业），所进口的商品必须要经过他们认定，这必然导致中国市场狭窄，外国无法通过扩大贸易数量的方式来平衡贸易逆差。
从双方进出口的货物来看，中国主要输出茶叶、瓷器、丝制品、漆器等，这些都是在欧洲大受欢迎的商品，而外国商人输入的主要是棉花、羊毛制品、钟表等商品，这些商品在中国市场很小，影响甚微，正如乾隆说的，天朝的物品是你们洋人必需的，而天朝对你们的东西可不怎么在乎。
在这样的贸易格局下，大量的金银流入中国——也许是促成康乾盛世的一个因素——但严重的出超使外国商人难以为继。为了弥补逆差，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打破清政府对内地市场的限制，二是在目前的贸易环境下找到有利可图的商品。
对于第一种办法，马戛尔尼、阿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