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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译者的话
本书是苏联著名军事将领、苏联英雄、苏联元帅基·阿·梅列茨科大的回忆录。作者青年时代就参加了红军，在国内战争年代曾英勇地奋战在各个战场。1936—1937 年，他参加国际纵队赴西班牙为反对法西斯而战。
1940 年8 月，梅列茨科夫任苏军总参谋长，次年1 月任副国防人民委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卫国战争初期，他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的身份，先后指导西北方面军和卡累利阿方面军的工作。后参加突破列宁格勒的封锁和在苏联北极地区的艰苦作战。1944 年他被晋升为苏联元帅，时年47岁。
梅列茨科夫是深得斯大林器重的一员战将。在苏联对日作战前，斯大林特意把他调到远东，任远东第1 方面军司令员，担任攻坚任务。斯大林对身边的人说：我相信这个矮个子的雅罗斯拉夫人一定有办法打败日本人。
在对日作战前，为了严守秘密，梅列茨科夫元帅曾隐名埋姓，变成了马克西莫夫上将，为此曾闹出不少笑话。
本书所叙述的，是梅列茨科夫怎样从一个普通的钳工成长为一名举世皆知的苏联元帅。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王强、王树森、王殿英、王希昌、石珏、何金贵、许躬臻、陈渊、陈惠秀等同志，由何金凯同志校。
1985 年8 月
革命生涯的开始
在工厂做工。哈瓦耶夫兄弟，博尔多夫，莱曼和其他人。夜校。朱可夫同志。列夫·雅科夫列维奇·卡尔波夫。苏多格达的生活。新的生产。遇到的人和同他们的交往。
伟大的十月……。我们这一代人，曾为建立我国的苏维埃政权出生入死的人们，只要提到“伟大的十月”这些字眼就会豪情满怀，激动万分。因为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每个人一生中难以忘怀的经历都同1917年10月紧密相联，甚至随便说说就会勾起一连串的回忆。
回首当年，往事历历在目：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从你眼前掠过：旧事又一幕幕地重演。你似乎又回到了那色彩斑斓的峥嵘岁月。
我是职业军人，在苏联武装力量中服役已经五十多年。我的戎马生涯是从1917年开始的。同年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党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和亿万人民群众一样，是在难忘的1917年获得新生的。
我原是梁赞省扎赖斯克县（现为莫斯科州扎赖斯克区）纳扎利耶沃村一个贫农的儿子，后来在莫斯科和苏多格达当钳工。试问当时我怎敢奢望成为一名将军或元帅呢？在沙皇俄国。我的命运只能是一辈子给老板卖命。转折是急剧的。过去的一切已永远一去不复返了。那时我二十岁。
不过，我不想以此为起点来叙述我的身世，而想向前追溯一下，从我参加工人行列时说起。因为正是工人阶级的培养才使我投身于伟大的十月革命。
在1917年，我可以说已经是一名熟练工人了。在弗拉基米尔州离苏多格达县城不远的一个松节泊工厂当钳工。我初次接触钳工活是在1912年。那时，我是个十五岁的农村少年，到城里来干活赚钱，住在莫斯科的老乡帮我找了个工厂做工。
干活我不怕。在农村，我在家里是老大，七岁就帮父亲耕田耙地，九岁就跟大人一样干地里所有的农活了。当然，在城里，起初生活并不轻松。寄人篱下，收入低微，人地两生，是很不习惯的。一天劳动过后，深身都不舒服，腰酸背痛。由于成天站着，双腿肿胀。手上的老茧脱了一层又一层。手上沾满了金属屑，老是带着一股铁腥味。终日的轰鸣声和削挫声使耳朵老是嗡嗡作响。手指上伤痕累累。在家干活时是头顶蓝天，现在换成了低矮的天花板。想家的时候，特别是夜晚，我经常独自思忖，现在家乡在干什么呢？妈妈大概已经生好了炉子，爸爸已从地里回来了，妹妹在饮牲口。我明天的活计不是下地收割，而是挫削铜板，不是把镰刀打出刃，而是在铁条上冲眼。
但是很快我就爱上了这一行。把金属块在台钳上夹紧，用手刷和凿子旋出金属刨屑。起初，我根本不会拿凿子。向前倾斜，就凿深了；向后倾斜，就从表面滑过。看一眼旁边的工作台，小锤子就敲在自己手上。这时工头就大喊大叫：“喂！你的家伙是怎么拿的？”并在后脑勺上给我一巴掌。总的说，我挨打不多。稍稍碰我一下，我立时就瞪圆了眼，奋起自卫。每次和工头发生冲突，不是罚款，就是被解雇。因此，在莫斯科的头三年我在五个工厂干过活。
锉功也不是一下子就学会的，我干创、磨的动作都挺稳，尽管小心翼翼，但仍经常弄坏细小的零件。用多大劲压，怎样用眼睛测量，手脚怎样放，这里都有讲究。我花了好几个月的功夫，逐渐积累经验，才学会了这一招一式。他们对我很苛刻：扁尖凿伤了刃——罚款；手板钻钻的孔不圆——罚款；一眼没看到改锥被别人拿走——加倍罚款。干钳工这活儿使我养成了精力专注、灵巧机警、有条不紊、准确无误的习惯。钳工还要求反应灵敏。被热铆烧伤，手上溅上盐酸，焊接时焊锡滴在身上，这些事多得不计其数。但是，并没有白白付出代价，我学会了本领，复杂的活儿也交给我干了，我不再当学徒，而是一个能独挡一面的钳工了。干铆接活儿我更是得心应手。在金属板上钻个孔，插上铆钉，顶上顶把，盖上盖片，然后用榔头敲打。要是遇到平铆，那就更出色了。先钻孔，再铆合，然后锉去边缘和尾部。
少年时代，我爱干各种农活，但后来对钳工更加倾心。可能是钳工劳动过程的性质和立竿见影的效果使我更加喜爱这活儿。在农村，耕耘播种后就眼巴巴地等着，可能有收成，也可能没有。而在这儿全取决于自己。既不靠雨水，也不一定要阳光，马匹同你也毫无于系。在工作台上于成啥样就是啥样。亲手干了什么一目了然。由此，对自己的劳动成果，人们所需要的劳动成果，明显的、直观的成果产生了自豪感。
无产阶级的自豪感，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萌发于具体的劳动过程，而且还孕育于本阶级和别的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比如，我们自己人都是把老板叫做“大肚皮”，每当他来到车间透过夹鼻眼镜窥视工人时，胆小伯事的人或是惯于溜须拍马之徒总是转过身去，摘下帽子向他致敬，但大多数人都装着没瞧见这位上司，依然安稳地转动钻孔机或冷冲制零件，搞出很响的声音。我旁边的一个工人教导说：“要学会做人。东家挺着肚子冲着你，你就把屁股朝着他。既然当工人，就要堂堂正正，昂首挺胸！”
起初，我在哈瓦耶夫兄弟开的钳工作坊干活，他们在大奥尔登卡和米哈伊洛夫巷都有铺子。铺面归彼得·哈瓦耶夫所有，而生产资料则是雅科夫·哈瓦耶夫的。当作坊主巡视各车间时，工头就喊叫：“雅科夫·尼基季奇来了！”。我就是在这个作坊的一个车间——放着一排工作台的长棚子里开始学手艺的。在那儿学会了截铁和最简单的钳工活。锯钝、冲制和铆接这些高级技术是在另一家企业——博尔多大商行的金属加工厂学会的。博尔多夫商行的老板是一个俄化的德国人，他总想装成纯粹的俄国人。为此，工程人员嘲笑他，而工人们则抱藐视态度。我们看东家首先看到他们是剥削者。他们在下马斯洛夫卡有锻工钳工作坊，在多尔戈普科夫斯卡娅有一个锻造厂，还有一个商行，而无产阶级除了手上的老茧外一无所有。
我从下马斯洛夫卡来到谢尔普霍夫卡，遇到了在艾涅姆（现称《红十月》）巧克力糖厂上班的朋友，他们同地下革命工作者有联系。我还在哈瓦耶夫兄弟的钳工作坊干活时就认识他们。那时，我总是干完活就到离巴尔丘格不远的一个小食堂去吃饭，在那里结识了城市里发电厂（现为国营莫斯科发电厂）的机械工人。同他们交谈使我茅塞顿开，更加仇恨现行制度。早在孩提时代，替地主梅利尼科夫干活时，我心中就自然萌发了对旧制度的仇恨，现在变得更自觉了。
新结识的同志知道我同工头顶撞被解雇后，就介绍我认识艾涅姆工厂的几位工人。我们经常在夜晚和星期大碰头。同志们详细询问我的生活。我给他们介绍我的家庭，告诉他们父亲、叔叔、母亲、舅舅的情况。我父亲叫阿法纳西·帕夫洛维奇，是村里一个贫农。我叔叔叫费奥多尔，在莫斯科一个工厂干活。妈妈叫安娜·伊万诺夫娜，生了好多孩子，整天为孩子们能有糊口之食操心。舅舅普罗科菲·伊万诺维奇也在莫斯科做工。朋友们跟我讲现行制度如何不合理；在这种制度下一些人卖命，而另一些人发财。他们引导我明白一个道理：有罪孽的不只是东家，还有保护他们的那些人。工厂主、地主、警察、沙皇官吏都是一根藤上的毒瓜。当然，我并不是一下子就明白这些道理的，而是花了几年的时间才悟出了这个真谛。
地道的攻螺纹、钻眼和铆接本领，我是在“马克斯·莱曼”锻钳工厂学会的。马克斯·费奥多罗维奇·莱曼在马林小丛林处有私人住宅。我们多次拿着工厂新制件的样品送到莱曼的住处——舍列梅捷夫斯卡娅。在那里我亲眼见到，而不是从街上隔着窗子看到了阔人的生活。
闲暇时我喜欢在城里蹈跳。天长日久几乎走遍了整个莫斯科。为了不迷失方向，我总是沿着电车轨道徒步行走。那时有四十条电车道：三十六条编号电车道，一条蒸汽机车道，另外还有三条环行道（1 路、2 路、3 路）。
我在莫斯科呆的倒数第二个工厂是工业学校附属工厂。工业学校是为纪念亚历山大二世登基二十五周年而建立的。在那里我干的是管道钳工。我舅舅就在那里上班，是他介绍我去的。工业学校坐落在米乌斯卡广场，现在那里是门捷列夫化工学院。当时在工业学校周围有许多工厂、作坊和院校，工人的生活充满着生机，倾向革命的青年在奔走呼号。我之所以对这个工厂感兴趣，是因为它是校属工厂，校里还开设了米乌斯卡成年工人夜校和星期日班。我以极高的热情参加了夜校学习。从到莫斯科的第一天起，我就下决心不停留在农村初小毕业的程度上，一定要多学点知识。我父亲就是个自学的劳动者，他的榜样鼓舞我攫取更多的知识。舅舅帮助我进了夜校。他还在别的方面帮我开阔视野。舅舅的收入不够维持他们一大家子的生汁，不得不在夜晚兼任剧场存衣室的工人。舅舅经常给我讲剧目的内容，偶尔也带我去剧院，让我坐在剧院最高最便宜的楼上座位。起初我对观众很陌生，慢慢地就习惯了，甚至喜欢起他们来了。
后来为了逃避警察追捕，我转到莫斯科图鲁比纳留声机厂当钳工。我经常在所在地区参加工人集会，已被人所熟知，有一次差点儿被捕。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一位大学生给我们讲述米乌斯卡地区的革命历史。他从斯捷潘·拉津的战友乌斯卡开始讲起（米乌斯卡正是在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广场被处以绞刑的。当然关于这个广场命名的来历还有别的说法），一直讲到1905年的街垒战。一个奸细叫来了警察把集会冲散了。我同那位大学生从穿堂院跑掉了。我们在郊区转悠到半夜，然后他把我带到工人米科夫家里。我们在那里过了一夜，清晨大学生就走了，米科夫开始同我攀谈起来。很快我们就成了朋友，可惜的是在国内战争年代我们失去了联系，不知他的去向。正是米科夫把我介绍到留声机厂工作的。他也在那个厂干活。
这里的工钱很低，它之所以有诱惑力，是因为它承担军事订货任务，凡是这个厂的工人都算作在军事部门服务，可以免证入伍。当时正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我的心情是根本不想替沙皇老爷卖命。但是在这里也没能呆久。劳动条件恶劣，工资微薄引起了工人罢工。官方扬言要按战时法律来审判参加罢工的人，我又一次有被捕的危险。这次又是米科夫帮了忙。我现在认为他当时就是布尔什维克，至少他知道秘密联络网。否则他不会让我去找列夫·雅科夫列维奇·卡尔波夫的。
后来，我住在苏多格达时曾多次同卡尔波夫接触。他待我很好，总是关心地询问我的生活，给我出注意，后来还帮助调动我的工作。关于他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我多半是猜到的。因为我住在苏多格达时，他经常委托我给来访的人寻找临时住处，这些人都是从他那儿介绍来的。我的任务是把在弗拉基米尔和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的地址告诉来人，好让他们能去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