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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军事学院是这样建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从科兹洛夫城召回安东尼·卡尔洛维奇·克利莫维奇。他在那里是县的军事领导人。启用原少将A ·A ·雅克夫烈夫担任未来学院的办公室主任。任命老布尔什维克埃米利·伊万诺维奇·科兹洛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尼古拉那维奇·扎列日斯基为政委。从这时起，在莫斯科也开始组建诸兵种合成型的，偏重于总参谋部工作的高等军事学院。最初学院设在沃兹德维任卡（现在是加里宁大街的起点），革命前为猎人俱乐部所占用的原舍列梅捷夫宫。
学院领导人员有过变更。克利莫维奇于1919年由旧军队的军长，数学硕士安德烈·叶夫根那维奇·斯涅萨列夫所接替，他在1918年曾帮助苏维埃政权组织过对德国人的回击。1921年学院院长是图哈切夫斯基。在国内战争年代他是最著名的苏维埃军事活动家之一——东方面军第1 集团军和第5 集团军司令员，高加索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司令员，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和肃清安东诺夫匪帮叛乱的军队集群的领导人。
政治委员除上述两位同志外，在我当学员时记得还有п·H ·马克西莫夫斯基和B ·д·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我印象最深的第一批教授中有亚历山大·安德烈那维奇·斯维钦和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诺维茨基，他们都是原来俄国军官中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学问渊博的军事专家，著书立说的思想家和出色的教员。他们还精通司令部业务，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1918年时，有些人一度认为在红军中拟制文件似乎是资产阶级的流毒。对于这种偏见一下子未能消除。
《消息报》曾报道过关于学院招收学员的消息。此外还向各地兵役局发出了通知。形式上要求具备某种普通教育的程度，但实际上这个条件没有遵守。第一期招收学员时，起决定作用的是两名俄共（布）党员的介绍信，个人党龄和军事工作经历，主要是在红军工作的经历，结果进入学院的人的知识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大部分人受过中等教育，某些人则只受过初等教育。自然，后一部分人的学习非常吃力。
起初教授们对我们相当迁就。在1918年到1919年的教学年度里对考试只有两个评分等级：“及极”和“不及格”。而且在我的记忆中，“不及格”还是很少有的。通常都能得到及格的评分。然而仍有少数学员不能胜任在学院的学习而离开学院。当然，后来的每一期学员都比前一期的强。培训未来红军总参谋部军官的训练水平在提高，对他们的要求也在提高。某些学员离开了学院，只是因为他们经受不住来自教授方面的冷漠怀疑和对他们多少表现出的有些讽刺嘲弄的态度，以及讨厌教员在教学中表现出的烦琐哲学，有的甚至认为，他们用不着学习，只要用流出的鲜血也能给苏维埃俄罗斯带来益处。在后一种人中就有真正的自学成材者，例如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夏伯阳就没有学完一年级。
那时我正满二十二岁。大多数学员的年龄在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很多人还在旧军队中服役过，其中包括把军事当作自己终生职业的军官，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牢固知识。这就产生了对待学习的热情。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这种热情是完全必不可少的。在政治方面，学员都非常自觉。共产党员从一开始就占全体人员的四分之三以上。后来，这个比重还不断增加。
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那一期还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最高纲领主义者的社会革命党人。大约每六人中有一个非党人士。来报考学院的人有五百名左右，大约每五人中有工人被录取。1919年2 月又成立了一个教学班，补充招收了一百五十人左右。他们毕业的时间比我们晚。1919至1920年教学年度的招生制度同以前一样没有变化。约二百五十人组成了高级班，教学时间是从秋季到夏季，初级班是从冬季到夏季。在1920年到1921年的教学年度中，除了“高级班”（经历过国内战争）和“初级班”（没有经历过国内战争）外，还出现了第三种平行班。就这样学院一年一年地在发展。
熟悉现在军事院校情况的现代军官恐怕未必能充分地想象到，我们当时是怎样学习的。甚至最详细的描绘也不能把当时学习生活中极端艰苦而严峻的特点完全表达出来。其实，这涉及到的不仅是学院。有时，学院进来一批预备学员，而后留下来学习就成了正式学员，这就需要宿舍。我们的宿舍离基督教堂不远。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一群群虔诚的教徒在正教日到教堂去作礼拜。当看着他们怎样在寒冷的日子里冻着牙齿打颤时，我们也不由自主地在自己房间里环视四周，搜索着，还能把什么东西添到火炉里，但什么也没有找到。房间里只放着一些床铺，几乎再没有其他家具。所以我们很乐意地卸劈柴，因为我们知道，回来时可以在腋窝下夹几块劈柴。一般地说，除了午休时间外，所有白天时间我们都用在学习上。
至于午餐，按那时的标准我们认为是够丰盛的了。每天给我们每人两俄磅面包，若干所洛特尼克（俄重量单位，约为4。266 克——译者）砂糖，黄米稀粥和■鱼。每星期能吃两三次肉，最常吃的是马肉。
大讲堂里的座位不够用。因此学员们忙着为自己占据能放板凳的地方。有时在房间的一个角落有人在画地形图，在另一个角落有人在分析博罗季诺会战要图，第三个角落一些人在选修德语，在第四个角落，经济委员则在开会研究要不要给学员在宿舍里发床头柜。我们在这些大讲堂里，每天要听四节课，还要作两个小时实习作业。一直到精明能干的总务主任在黑市上买到了中学教学参考书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我们有一个不小的图书馆。这个过去曾是猎人俱乐部财产的图书馆，可以毫不吝惜地向读者赠送有关狮子狗和灵■（一种锐目捷足能迅速逐赶野兽的俄罗斯猎犬——译注）的区别的资料，或用阿克萨科夫方法钓鱼一类的资料。但对我们的帮助却不大。有时出现一批从旧书贩那里运来的军事书籍，就得赶快登记上自己的名字，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再一次见到这些书：多数学员对向图书馆还书的“资产阶级偏见”还是陌生的。只依靠笔记是不行的。冬季在大讲堂里有时非常冷，甚至带着手套写字也很困难。一些人记忆力好，这就帮了他们大忙。当学院的印刷厂投产后，我们很高兴。我们都领到了年级教学大纲和石印的战术教令、地形学和军制学教范。
最初，我是在1918年11月至1919年5 月在学院学习的。当时学院领导常常将学员派到各指挥机关和部门的办公厅去，不择手段地索取作业所必须的各种常用工具，如铅笔、圆规、地图、纸张等等。各种模型都在工厂制作，并且常常是在学员直接参加的情况下制作的。学员中间有很多是过去的工人和技师。他们样样都会。包装纸、糊墙纸都用来写字，或者把字写在旧书每页的字里行间。有时当你拿起一本笔记，在你面前竟是一本沙皇时代的中学生文选，而你会读到费特的诗篇：
啊姑娘，你的面庞是那样的苍白！
你将自己婉转的歌声融会在起伏的波涛中，
我爱你那苍白的面庞。
在窗前，在原野上。
只有大海，只有在大海中，
才是浪花追逐的地方。
在书的偶数页面石印字行之间写着汉尼拔（古代迦太基国统帅，传说他九岁时向父亲誓言要对罗马作终身不渝的斗争——译注）与罗马人在坎尼附近会战的讲义。在单数页上写的是在进攻中对现代化师物资保障的讲义。前线需要指挥员，而教学计划又是硬性的，院领导很着急，于是我们同时学完了士官生学校教学大纲内容中的军事学科和适合各军事学院学员的军事科学方面的高级课程，其中包括：总参学院的，诸兵种合成学院的，炮兵学院的。明确地按专业分班学习进行得很晚，虽然开始时有的学员班根据不同的学习目的已得到调配补充。
春季在霍登克开始了野外作业，我们不只限于在课堂上分析用粉笔划在黑板上的作战要图，而且一般战术课也在野外进行，时间约两周。有数天时间用来进行侦察和对地形进行目测（当时没有进行仪器测量的教具）。
到了1919年4 月，有二十人动身去东方面军。同样也通知我们，在近期内将有三十人到南方面军去。到兵团和部队（派到分队去的很少）去的都要委任较多的职务，但是，当那些幸免于难的人们在1919年秋天再次相逢时，才弄清楚，几乎没有一个人就地得到提升，而多数人后来提任的职务更低，或者总是没完没了地从一个职务调到另一个职务。我的情况（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则属于比较满意的少数人之列。
艰苦的学习和工作条件锻炼了人的坚强性格。从第一批和第二批毕业的学员中已涌现出了许多当时比较有名的、专业水平高的指挥员。这样的著名军事首长可以列举出一些，如帕维尔·德边科、伊万·费季科、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鲍里斯·费尔德曼、伊万·丘列涅夫、谢苗·乌里茨基、列昂尼德·波得罗夫斯基。不少精明而有见识的专家毕业于1920年成立的所谓东方学研究所。该所由A ·E ·斯涅萨列夫亲自领导，总的说来，他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史学领域，对苏联东方学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说实在的，从该研究所毕业的学员我知道得不多，因为他们入学的时间比我晚两年，而且还由于他们具有一些特点：同时学习些附加学科（亚洲国家的专门地理和东方语言），他们的学习时间表特殊，和我们的不一样。东方学研究所的学生对自己的专业非常自豪。他们之中有些人学习阿拉伯语，有些入学习土耳其语，也有学习波斯语、汉语和日本语的。这个研究所的有些毕业生后来到中国担任了苏联军事顾问。他们是应孙中山先生的邀请而去的。
后来，所有“院士”的年度考试和测验都筹备得非常隆重。但在1919和1920年组织得还是非常认真的。特别是1920年的春季很忙，当时有两个年级的全体人员，还有一些教员被派往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集团军去。为了庆贺学院开始工作而举行的隆重晚会也不是在平淡无奇的气氛中度过的。
学院作为一个学府是从1918年11月24日开始工作的，而学院正式开学是在12月8日。在许多人的讲话中我特别记得雅克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当时的那段简短而又非常热情动人的发言。那段话是当时他向未来的指挥员和司令部工作人员所作的临别赠言。
从军事学院我得到了些什么呢？可以说收获很大。我的生活经历就是没能使我受到系统的中等教育。然而，就我的记忆，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追求知识，渴望扩大自己的视野。我能够受到军事学院的教育，这同我向往成为一名军事干部，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红军的愿望直接吻合。所以我如饥似渴地抓住了这个已成为现实的机会，尽管学习有过中断，尽管学习组织得不够严密，尽管当时教给我们的不全是国内条件下首先需要的那些知识，我还是不愿低估我在1918、1919、1920和1921年冬季和春季所接受过的那些学习的。相反，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做为喀山战斗参加者的我，同担任第14师副参谋长，以及同尔后担任第4 师和第6 师副参谋长的我，中间有着一段很大的距离。有时我在沉思中向自己提问：我从哪里的收获更大，是那次战争中在战场上作战的实践，还是在学院学到的理论？我久久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既是前者，也是后者，两者已交织在一起，汇成一体了。
例如在喀山我就看到了战士们高涨的士气，他们的觉悟，对自己事业的献身精神，以及政治上的坚定性所起的作用有多么的巨大。而经过半年，在学习过程中我理解到，由受过充分专业训练的人来领导这些战士该有多么重要，指挥员的才干起着多么大的作用，由此，我联想起了戈沃尔科夫。又过了几个月，在观察A ·K ·斯捷平的同时，我完全确信，理论和实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如在1919年6 月我们在南方退却时的艰苦条件下，如果是一位才能不如斯捷平的师长，很可能要毁掉很多同志的生命。
布琼尼是一位在国内战争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非常有才能的指挥员，他在领导庞大的骑兵兵团时，在很多方面又是一位革新能手。他和骑兵第1 集团军其他领导成员常常推翻指导战争的老一套理论，迫使白匪处于不利或不习惯的条件下作战。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