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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塞罗那未出现飞机，沿公路去马德里只能绕道而行。因此，我们坐的汽车开始向南行驶，开往巴伦西亚，到这里后再向西转弯驶向首都。这辆车是属于巴伦西亚省省长的。他曾微笑着提醒我们说，司机是可靠的，我们可以不用担心。随着担心这个问题的提出，我们推测马德里已近在咫尺，这时司机从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把它放在自己座位旁边，并用手向左边，即向南指了指说：“法西斯！”
我们抵达马德里时天已黄昏，不见灯火。炸弹在城区爆炸。德国的“容克”式飞机又进行了一次未受惩罚的空袭。在暂时平静的时刻，人们在大街上奔跑，一个行人指给我们去苏联大使馆的路，并从Б·M ·西蒙诺夫手中抢走了香烟。后来才弄清，民兵可能认为，我们是给法西斯飞机发信号的。
行人称之为大使馆的那所建筑物，原来是一座旅馆。但里面确实住着苏联公民。接待我们的是《真理报》的著名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我们冲到他跟前提出一些问题，但听到的回答是：“局势用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它相当复杂。你们不想吃点东西吗？”
几天来我们第一次吃了一顿像样的晚饭，这时我们自己倒向科利佐夫讲起祖国的新闻来了。随后，科利佐夫也谈起来：“说实在的，关于这里发生的情况你们知道吗？”原来我们所知道的已经过时。“那么我就不想讲了，讲了只会把你们弄糊涂。你们自己会逐渐搞清楚的，而现在要尽快地像军人那样行动。这里有我们的军事顾问别尔津、沃罗诺夫和伊万诺夫。伊万诺夫到共和国参谋部去了。同他在一起工作的大部分人员不久前都投奔了佛郎哥。别尔津和沃罗诺夫马上就要到这里来。”
我们就这样开始体验西班牙的现实生活。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与布柳赫尔在一起共事的日子，折磨了我半年的严重咽炎，莫斯科的会议，被派往国外，波兰，德国，法国——所有一切都被蒙上了一层薄雾，已成为过去。吱吱作响的桌子上的褐色小面包和橙子，科利佐夫的讪笑，昏暗的街道和远处的爆作声——这就是我们周围的现实。那么，我们将从何着手呢？
军事顾问、炮兵专家H ·H ·沃罗诺夫和我们这些顾问的领导者я·K ·别尔津走了进来。我们互相拥抱后，立即开始拟定下一步的工作程序。我向别尔津报告了自己被委任的情况，而他却扯到共和国军队指挥官的问题，并把一批新的苏联军事顾问到达的情况通知了他们。随后，扬·卡尔洛维奇说，下一昼夜和一星期的主要任务是把马德里变成一个堡垒。可以把完成任务的希望坚定地寄托在共产党员。内务部的人员和该市公民的身上。别尔津在桌子上铺开一张地图，开始指出今后防御工事的配置点。后来，他派我们和沃罗诺夫下到部队。别尔津建议我到E ·利斯特尔那里，即到第1 旅去。
我同利斯特尔同志曾在莫斯科见过面，他作为一个西班牙共产党员曾侨居在那里，从事建设地铁的工作。利斯特尔过去是砌砖工，现在指挥第5 民兵团。一半由工人（他们几乎全是共产党）组成的第5 团是共和军的骨干。我们到来前不久，该团成了主要的混成旅。利斯特尔的部队在塞塞尼亚附近战功卓著，而他的友邻部队的情况则差一些，士兵们情绪急躁，有时退却。从俘虏的供词得知，法西斯分子准备在这里使用坦克。为打退坦克冲击，一个炮兵营被派到这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沃罗诺夫作为一个优秀的炮兵专家，恰恰应该派到这个营去。
别尔津是共和国的总军事顾问，对我来说，有了他的命令也就够了。但是，我们为了能给西班牙部队下达具体任务，成为一个正式发挥作用的军事顾问还须先去总参谋部得到委任。在总参谋部所在地，我遇见了п·A ·伊万诺夫。他把我介绍给西班牙的一位军官，此人是一名参谋，他留下来为共和国效力，而没有投奔敌人。在总参谋部，像这样的军官为数不多。这位军官对叛变者怀着满腔仇恨，他说，对叛逃者没什么可指望的。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回来。我们再一次与共和军指挥部通了电话。那里通知我们，在巴伦西亚将组建新的总参谋部，要求我赶紧下部队去主持座谈会，说说进一步退却将会有崩溃之虞的问题。这位军官开始收拾参谋部文件。而我赶忙返回旅馆。
别尔津反复考虑防御工事计划。这里的一切都正确无误吗？我们想起了一句俄罗斯俗话：“纸上地形平坦，心里忘却沟壑，而沟壑不能不过。”为避免失误，我们商定三人一起于清晨乘车走遍这个城市的郊区，就地看看将要构筑的掩体和胸墙应如何配置。
他们推荐了三名女翻译供我们逃选。稍稍犹豫一会儿之后，我决定M ·A ·福尔图斯为候选人，后来我一直没有为自己的选择感到遗憾。在西班牙她叫胡利娅，也就是尤利娅。她的丈夫是西班牙人，已牺牲。丈夫去世后她在西班牙住了五年左右，完全掌握了西班牙语，对这个国家及其习俗了如指掌。她通情达理，对情况反应迅速，是个勇敢的女人。她不只是能够胜任翻译工作，而且做得非常出色。正如实际生活表明的那样，她能成功地与担负任何职务的人进行谈判，后来实际上她已被委任为一名军官。
整个晚上我们未曾合眼，次日早晨驱车走遍了马德里郊区。由于勘察了地形，我们能够判定防御计划是适当的。为了更快地实现计划，я·K ·别尔津要求西班牙共产党员——共和国政府委员维先捷·乌里别和他的同志们给予帮助。沃罗诺无去炮兵部队，而我则到混成旅的步兵部队。该旅所属各营很快集合到一起。我看到战士们愁眉苦脸的样子。他们显然认为，由于退却一事现在要挨一顿训斥。大家沉默不语。
我对弟兄们瞧了一会儿，笑一笑后便开始叙述在苏俄内战时期我们是怎样打仗的。我一边说着，一边看看女翻译，一时又看看战士们。胡利娅翻译时感情明显外露，由于紧张而声音铿锵有力，面色发红。士兵们反应强烈。一个个蹦起来，还重复她说的话，打着手势。然后，他们提了许多问题。他们问得最多的是，红军遇到过退却的情况没有，如果是出于不得已，那末我们应如何看待这种退却，在此情况下该怎么办。
叙述又开始了。我说，有不得已撤退的情况，有时甚至是溃逃，这是常有的事，但随后我们总是能恢复战斗纪律，转入进攻，打败白卫军。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我们的政治觉悟、组织性和军队对劳动人民的依靠。
关于联合劳动群众的问题，大家很快就懂得。至于政治觉悟，则必须详加解释它的内容是什么和如何结合西班牙的情况加以阐述。随后，利斯特尔的政委出来讲话，他补充了我说的内容。
对纪律问题不得不谈了很长时间。胡利娅在翻译的时候，我心里就琢磨着：在旅里就这样解释好了旅里四分之三的战士是共产党员和社会党员。对无政府主义者如何讲呢？后来发现，士兵们对所叙述的全部内容都能马上有正确的理解。他们只不过希望多听一会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国家使者的谈话罢了。
严重的问题看来还是撤退问题。我尽力强调男子汉的自尊心：“还往哪里退呢？掩体后面不就是马德里嘛！你们能沿街道撤退，让姑娘们在所有的窗户里和阳台上讥笑你们吗？”这样说果然起作用。战士们低下了头。总之，谈话进行得不错，各营的情绪高涨起来。临别时战士们要求给他们放映一些描写苏联国内战争的影片。我答应能弄到这样的影片，并尽快实现这一许诺。后来，从苏联送来了几部影片。其放映效果是惊人的。快散场时利斯特尔的政委要求士兵们保证不继续后撤。各营齐声宣誓。
西班牙的工人和农民没有违背这一誓言。第一旅的官兵在作战中堪称模范，光荣而勇敢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利斯特尔原来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他是一位有自豪感和自尊心的人，他不能容忍哪怕是一丝一毫轻视和侮辱他的行为，同时，他神圣地维护了一个军人和共产党员的荣誉。利斯特尔当了第一旅旅长并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共和国的正规军正是在第1 旅的基础上诞生的。
我们长期在武器方面感到困难。这里的武器口径繁多，不配套，而且总是不足，弹药方面尤其如此。从苏联运送的武器满足不了共和军的需要。况且，在海上不断发生阻挠提供物资器材的事件。而大量地采购武器，对共和国来说又困难重重。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千方百计地阻挠向合法的西班牙政府运进必需品，而法西斯列强却明白目张胆地给佛朗哥送去专家、整个整个的部队和兵团、各种技术装备和武器。
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祖国全力以赴，不惜以流血牺牲的代价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很多方面自然还必须依靠在当地工作人员的主动精神，尤其是别尔津表现了奇迹般的随机应变能力。他在为构筑马德里坚固防御工事操劳的同时，还到已伦西亚去，在那里把所有新来的军事顾问和志愿人员召集到他组建的指挥部，并指派他们的工作。受他监督管理的还有开到巴伦西亚和其他港口的商船。船上的物资要立刻进行统计、分配加以利用。
11月初，马德里遭到佛朗哥军队新的疯狂攻击。西班牙各旅和刚成立的各国际旅为保卫首都克尽职守。实际上，在那艰难的岁月里，防御活动已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至于政府，已决定撤退，因为危险越来越大。政府机关转移到巴伦西亚。我不知道这方面的活动该如何组织，但照我的看法，只是由于共产党的努力，当时才把事业坚持下来免遭失败。约瑟·迪亚斯、多洛列斯·伊巴露丽、安东尼奥·米赫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各种机关是在不同时间撤走的，有时连谁都不通知一声，有时在原地什么工作组也不留下。许多资产阶级官员光为自己打算。属于不同党派的一些政府成员彼此失去了联系。
一天深夜，大概是11月7 日前夕，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和一名西班牙共产党员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呆在掩体里。这位西班牙同志简略地跟我谈了一下情况，便开始劝我马上与拉戈尔·卡瓦列罗取得联系。有一点极为重要，那就是要使首相立即在巴伦西亚领导政府机构的工作。但是，他可能不听共产党人的话，按照他通常的做法，可能把共产党人的坚决要求当成某种“党派之间的倾轧”。而法西斯的爪牙摩洛哥部队已经接近他住的城郊。不管如何看待卡瓦列罗这个人，当时最重要的是维护中央政权的效能和各种力量的团结。无论如何必须说服他立即去巴伦西亚，而他对俄国军事顾问是尊重的并能听从后者的意见。
我驱车至首相住所，但对能否取得成功不抱很大希望。
卡瓦列罗一般于22时睡觉，不曾有什么样的力量和事情迫仗他打破这个一成不变的常规。一旦他开始入睡，他同外界的联系即行切断，所有去他那里的通路全都关闭。我们在行车途中，护送我们的一位西班牙同志负责带路。这时其他人被派到马德里至巴伦西亚的公路上迎候首相。
我们来到了首相官邪。一位秘书接待我们。我通过女翻译告诉他是怎么回事。我长时间地坚持向他解释，但无济干事。秘书强调说，政府首脑在睡觉，不能叫醒他。于是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我煞有介事地记下秘书的姓名并对他说，我现在就通知你们，首相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如果首相被俘，那未你秘书要用脑袋负责。胡利姬把我的话翻译了很久，显然，她自己又做了些补充，而且语气非常坚决和富于表现力。
秘书离去了。肩上披着花格毛毯的卡瓦列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