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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司令部管理员为了掩饰自己说的废话，竟然这样卑鄙粗暴地对人进行报复。我对他进行了严厉地惩处。要知道，从这类小事中可以形成和平居民对红军的看法。这也是一种政治宣传，为了不给敌人的宣传提供把柄，在这些问题上一点也不能马虎。
骑兵集团军虽然按兵不动，但在精神上给皮尔苏德部队以巨大的压力。俘虏们证实，波兰军队的后方一片混乱，正疯狂地向突破口地域派遣援兵，波兰第3 集团军由于担心被包围，正从基辅撤退。既然这样，那我们还等什么呢？必须尽快切断敌人的退路！就在这时，等待已久的命令终于从方面军司令部传来了。骑兵第1 师准备迎接新的积极行动，第6 师和第11师由布琼尼率领去西南方，以便掩护突破口地区不受跟踪我军的波兰枪骑兵和步兵从侧翼突击。第4 师和第14师在伏罗希洛夫率领下向拉多梅什利挺进，以便尔后急剧转向西北，对盘踞在科罗斯坚地域的集团实施突击，这样一来，集团军暂时分散了。夜间距科罗斯坚不远的地方，一支隐蔽接近的敌人袭击了我们。我当时在司令部值班，当即发出了战斗警报，并喊醒了伏罗希洛夫。他立即令各旅投入反冲击。
双方激战了数昼夜，各有胜负，最终我们还是击退了敌人。敌人以损失其步兵第7 师的代价挽救了由基辅撤退到科罗斯坚的其他各师。在这次交战中我负了伤，在去医院途中，我躺在马车上得知，旅长利通接替了第4 师师长。
我在基辅的一所小医院里大约躺了一个星期。后来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可以一瘸一拐地在市内走动了；利用这个机会，浏览了一下市容。伤口刚一愈口。我就回到日托米尔。现在这里已经是后方了。骑兵神速的冲击，使波兰的防御全线崩溃。西方面军的行动也很顺利。白色波兰人从整个战线向后撤退。在日托米尔，人们告诉我：“如果想追赶上自己的师，那么，把马鞍备好，快到罗夫诺去。目前那里还有地主。当你骑马跑到时，正是时候！”而我就是这样做的。
路上用了两昼夜。从沃伦斯基新城途经科列茨，一路上到处都是波兰人丢弃的马车、炮架和其他军用物资。迎面走来的是一队队被押送的战俘。7 月4 日这天从前方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傍晚我们停在戈伦河边饮马，落日的余辉照射在戈伦河河道两边的柳树枝头，又过了几个小时，我和勤务兵已经漫步在夜幕下的罗夫大街上，脚底下一面磕磕绊绊地碰着睡在地上的战士，我们刚刚从这座城市里把敌人赶出去。
这次我被派到C ·K ·铁木辛哥的第6 师，同样担任师参谋长助理职务。这个师的参谋长是K ·K ·若尔涅尔凯维奇。他交给我的任务不仅是管侦察，而且还负责作战工作。从获取必要知识的观点来看，这样做是非常有益的。一般说来，不论是在1918年还是在1919年，或者把这两年加起来，都没有像我在1920年于骑兵集团军服役期间所得到的战斗经验多。
多年来，集团军司令员布琼尼对我的教导，一直使我铭记在心中。至于侦察工作，在整个7 月份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就像后来在一首著名歌曲里所唱的“让出华沙、交出柏林……”那样的日子已经来临。看来，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越过了国界，即将和波兰、德国北方、奥地利、罗马尼亚的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起义融合在一起。苏维埃的匈牙利和巴伐利亚即将复兴。欧洲一些国家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我们坚信，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胜利已为期不远了。7 月底产生了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8 月初成立了加里西亚革命委员会。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面临的任务是从东北和东南方向实施钳形突击，向华沙方向突破。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解放明斯克后，迅速向维尔诺（今维尔纽斯——译者注）挺进，并经过平斯克向布列斯特前进。叶戈罗夫的部队向其靠拢，将自己的左翼逐渐转向西北，并尽量绕过加里西亚。沃斯卡诺夫的第12集团军在萨尔地域作战后，准备向科韦尔前进。骑兵集团军指向卢茨克，尔后是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扎莫斯季耶、柳布林。亚基尔集群占领了克列缅涅茨、布罗迪、拉瓦… 鲁斯卡亚一带。莫尔科恰诺夫的第14集团军在加里西亚作战的同时，从罗马尼亚方向掩护西南方面军。现在师侦察工作的当前任务是查明去卢茨克的通路，而我则研究楚曼、奥雷卡、姆林诺夫一线的情况。
突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从方面军司令部发来了关于改变作战方向的指示：我们不再面向弗拉基米尔… 沃伦斯基，转而面向利沃夫，亚基尔则面向斯特雷，第14集团军面向斯坦尼斯拉夫，就是说整个方面军的作战方向由西北转向西南。这样就为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在战斗最紧张的时期，在分散的战线上作战的计划奠定了基础，其结果就构成了我军在波兰进攻失利的一个原因。
骑兵集团军在兹多尔布诺夫、克列缅涅茨、布罗德、杜布诺构成的四角地区作战。会战进行得非常激烈。骑兵变成了步兵：骑兵接近敌阵地后很少以骑兵队形冲击敌阵地，经常是在狂风暴雨般的射击下急忙下马转为步兵，匍匐前进，像猎骑兵那样作战。突破一个防御地带，马上又遇到第二个、第三个。
战斗是以半阵地战的形式进行的，就像我们5 月底在白教堂附近进行的那场战斗一样。部队疲惫不堪，只能抽出一点时间休息。有时在敌人的火力下，战士们躺在田野上就睡着了。许多人受伤掉了队，人们变得又黑又瘦。弹药、粮食、饲料不足。马匹补充委员会也应付不了马匹的补充。人员补充没有来源。而且一点喘息的机会，那怕是短时间的休息也没有。而战斗却越来越激烈。8 月初，第6 师企图在科津和斯特里河上游之间的地区打乱敌军，使其瘫痪，但未成功。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临时撤消了师长铁木辛哥和参谋长若尔涅尔凯维奇的职务，将他们调入预备队。他们的职务由原第2 旅旅长阿帕纳先科和不久前来到前线的总参军事学院学员舍科接替。
从8 月4 日到10日的一周是在争夺斯泰里河渡口和通往拉杰霍夫接近地域渡过的。师的新领导指挥果断。顺便指出，由于布琼尼用他个人的权力把搞得精疲力竭的第4 和第11师调去整休，在骑兵集团军的第一梯队中就剩下了我们师和第14师加上一个独立骑兵旅。隶属于布琼尼指挥的友邻部队也倾注了全力：北面，
步兵拿下了卢茨克；南面，и·3 ·亚基尔的佐罗切夫斯基集群与科托斯基的骑兵旅和普里马科夫的切尔沃诺哥萨克师共同顽强地向亚先诺夫进攻。阿帕纳先科领受了攻占布斯克的任务。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几个旅在最近几天里不得不在难以跋涉的沼泽地，顺着布格河流方向作战。在我师的后面跟进的是第4 师。因此我们必须寻找渡口，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其他部队。几天来，我接受了特殊任务，寻找小河上能够涉水而过的浅水渡口和沼泽地那边小树林中可供马通行的小路，并和派出的小分队准备了渡河用的就便器材，后来，我临时执行了师参谋长的职务。
8 月中旬，我骑兵集团军正准备转入全面进攻，却因遭到波兰人在正面和侧翼的突击而停了下来，于是展开了紧张的战斗。不久骑兵集团军得到通知，它转隶给了西方面军。因此向利沃夫的进攻就撤消了。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从利沃夫被召回，去总参学院进修三年级课程（学院在前线的许多其他学员也一起应召回院）。
在骑兵集团军行列里渡过的那几个月，对于我成长为一名红色指挥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几个月，我认为再重复一次一点也不多余。无论如何，直到二十年代中期，我在军事学术上的观点，以及如何把这些观点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完全取决于我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正是从第：骑兵集团军第4 师和第6 师的战斗行动中提炼出来的。在后来，我在莫斯科军区（在1925年秋季以前，这个军区一直都是由伏罗希洛夫领导）的服役，也对这些经验有不少的充实。如果说从1917年夏季到1920年夏季可以做为我成长为军事首长的第一个阶段，那么，以后的五年则是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是与我深入研究内战经验和参加当时遍及整个红军的改革联系在一起的。
谈谈军事学院
红军需要自己的军事院校。克利莫维奇、斯涅萨列夫和图哈切夫斯基。我们是怎样学习的。理论还是实践？新的路线。再到苏多格达。毕业。
在内战年代里，我曾有三次是在总参军事学院的讲堂中渡过的。这是一所高等军事院校，现在改名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现在的总参军事学院建立得很晚，是在1936年成立的）。
关于红军的第一所学院是如何产生的，还是值得谈谈的。早在争取签定布列斯特和约的时期，当时红军刚刚诞生并开始组建，指挥干部普遍感到不足，尤其是司令部参谋人员更缺。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决定利用旧军队的军事学院（原尼古拉军事学院）的干部和教学设备。要知道，许多军官、正直的军事专家和爱国人士，当他们看到苏维埃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之后，当时已经转到苏维埃一边来了。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院重新在首都展开工作是不可能的：在签署布列斯特和约之后，苏维埃政府担心来自德国帝国主义背信弃义的袭击，决定把一些机关迁往东部。在西部建立一个所谓的屏障，一种类似彼得格勒军区、西部军区和奥尔洛夫军区沿分界线设置的野战边防团那样的部署。与此同时，在北方、中央和东方，仓促地成立了莫斯科军区、白海军区、伏尔加河沿岸军区、伏尔加河东岸军区和乌拉尔军区（后两个军区后来合并了）的区域民兵师，在它们的保卫下向这些军区后撤了许多企业和机关，其中也有军事学院。
当时谁也没料到，内战的火焰不久就烧到了正是在原来认为是大后方的那些地区。军事学院设立在叶卡捷林堡（现今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离被看守的罗曼诺夫皇族的住宅不远的地方。白卫军加紧向这里进攻，企图在救出尼古拉二世之后，把它当作反革命的旗帜。当时我们没有守住叶卡捷林堡。当然，乌拉尔的工人们也急忙枪杀了沙皇王朝的代表。但是，当我们的司令部撤退时，没有带走学院的物资器材。学院的干部则都遣送到喀山。
瓦采蒂斯向我们讲述了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背叛之后，在喀山发生的事。穆拉维约夫于1918年夏季领导过东方面军，尔后升任总司令，在我们学院任教授。学院的人员住在喀山商业学校。瓦采蒂斯企图劝说这些人到红军服务，但没有成功。只有几个人响应了方面军司令员的号召。而其他人都等待白匪进城，并以学院院长沙俄将军安多格斯基为首投入到敌人营垒。后来，安多格斯基在托木斯克领导了高尔察克学院，再往后又逃到了满洲。
与此同时，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秋季提出了建立300 万正规军的计划。由谁来训练这支军队，担任各级司令部的工作和指挥兵团和部队呢？缺少军事干部。恰巧从国内战争中涌现出了大量来自人民的，有才能的优秀人物，后来成为杰出的指挥员。许多沙皇时期的专家都忠实地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但是，仍满足不了需要。就在这时，俄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组建新的军事院校，指挥员训练班，其编制人员主要以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参加者来配备。
前线的紧张局势迫使压缩教学时间，初步确定为六个月（后来这个期限有过几次延长）。即使六个月也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连续不断地听课。通常是学员学过一段时间后，就离校到作战部队去，然后再返校继续学完课程。我的情况就是如此。学习多半是在冬季进行，夏季作战，有时也有例外。逐渐延长教学时间又导致了我们所不希望的后果：不能合理地分配学科时间，无益地浪费时间。但当时又没有其他办法。
新的军事学院是这样建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从科兹洛夫城召回安东尼·卡尔洛维奇·克利莫维奇。他在那里是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