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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去生活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两个人都哽在那儿，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2010年我从香港毕业。出了新书，完了被拉去全国签售一圈。那种累不是体力的累，心累。感觉像被人牵着当戏看。心像个想飞的热气球，吊篮里却挂了太多沙袋，怎么都飞不起来。胀得快要破掉了，一看，还在原地。
那年底，回到老家，宅着。天天手脚冰冷，冷得发抖——我真是觉得，从来没有那么冷的冬天。我可是在北方下雪的时候都只穿单裤出门的人；那会儿生活空荡荡的，喊一声都有回音：大雪天一个人骑车去游泳，泳池浮着薄冰，咬着牙扎进去，那滋味儿，真痛快。
世上能逼死人的东西太多了，迷茫也算一个。一时间我找不到事做，什么都找不到了。抑郁症复发，重得……没法跟别人说。每天专心致志地想死的事情，专心致志地想。没人理解。我自己也不理解：没缺胳膊少腿的又没饿着冻着，抑什么郁。比比非洲难民，好意思么。
老妈看出来什么，小心翼翼拿崔永元的事迹鼓励我，说，你看人家崔老师抑郁了，就休息，出来做《我的抗战》；一个人走走长征路，你看不也挺好的吗。
我苦着脸说，他是谁啊，我要能是崔永元，我才不抑郁呢。
老妈说，你这么想就不对了啊，别人还会说呢，他要是你，他才不抑郁呢。
为了开处方药，去看医生。医生跟我说，我知道这病很难受，别人也体会不了；就像你得了肝病，你疼，别人知道你疼也帮不了你，只能自己治；抑郁症一样的。别人可能还不相信你疼，更没法帮你，你只能靠自己。
闲得发慌的日子，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想过做杂志，但做杂志的太多了，全都同质化，再做也没有意义；纯写东西吧，那会儿不知怎的，可能青黄不接吧，年少时什么都敢写的劲儿过了，该成熟的又没熟透，所谓瓶颈期吧，没法写。
做什么好呢，就这么漂着吗。漂泊之所以让人羡慕，那是因为你只见到了漂上去了的，没见过沉下去了的：后者才是大多数。什么事儿都是听上去很美，到了实处，要拿胆子来说话——心里掂了掂分量，这胆子我还真没有。
只受得起普通的苦，就只要普通人的生活吧，于是我开始梦寐以求一份稳定工作，我觉得，找到了工作，就什么都好了。
别人听说我要找工作，都问我，你还找工作？你找什么工作？你不好好写东西，你找什么工作？
哎，能逼死人的，流言也算一个。姑且只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了。天天在网上刷啊刷，终于看到一个招聘消息。立马把简历递过去了。体制内的事儿，大都是拼爹。我没爹，娘也没得可拼，但还是象征性地找了找，拐着弯儿地联系上那个书记。后来听说，我妈妈一个朋友的朋友的亲戚的孩子，去年给硬塞进那个单位里面去了。家里是做房地产的，不差钱，小意思花了二三十万吧。那孩子，可是专门坐头等舱飞香港去，就为了看一场《3d肉蒲团》的。
死马当活马医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心里又悲壮，又凉。我和我妈就拿着简历，花血本买了两瓶酒，再商量半天，有点心疼地塞了个红包在里面，跑了四百公里长途，去拦那个书记。好不容易找到了，不吃不喝在书记家楼下等了一天，把他等出来了，我远远看着母亲巴结着脸过去，递我的简历和酒上去，书记不耐烦地挥挥手，不理会，没说两句就走了。
南方的冬天本来就阴灰，我酸得泪都快掉了。
当天我们赶回老家，一路上走高速，老妈一路在后边儿风凉我，把我写东西得来的那点点可怜的自信给踩得一无是处，总之很难听很难听那种。“出了你们那个圈儿，你就什么都不是——说白了，就算在那个圈儿里，你也什么都不是！别不知天高地厚了，一天到晚矫情的……”有时候，亲人的狠话最伤人，我一路那个泪流满面啊，小小年纪心如死灰的感觉居然都有了。
那天到家是晚上九点，累极了，一脸泪盐，腌得面皮紧绷发痛。什么都没说，洗洗睡了。爬上床的时候，掀开被子，打开床头柜上的台灯——在一束灯光下，才看到有那么多灰尘。
黑暗中，灰尘什么的，没人看得见 。打亮了一束灯光，你才看得到，原来有这么多灰尘。
那个瞬间我突然想，如果说写作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作品就像一盏灯，照亮了那一束，你原本看不见的灰尘。它们都是活生生的人，都在活生生的生活中飞舞，包括你我。如果不是因为一篇文，一本书，你可能不会知道有怎么样的一群人，生活在怎么样的一个世界中。
而有时候，知道有另一些人和你过着一样的生活，经历着一样的辛苦；抑或和你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经历着完全不同的辛苦——都是安慰。邱妙津说，“尽管人是这么的让人失望，但人还是这么的需要人。”
后来，那份工作的事儿，反正也找不到后门，就从前门走吧：硬着头皮面试，问什么大答什么，讲了半小时。神使鬼差的，他们说我英文很好，录用了。
就这样，我也打算去生活去了。
工作近一年半多，每天一粒帕罗西汀，抑郁症渐渐好了。又开始觉得日子少了些什么，忍不住想想，如果当初就着性子不工作，是不是现在很清闲？春花秋月，杏花下喝酒？周游世界？哪像现在这样，忙得四脚朝天？
原来不光是选老婆，生活也是红玫瑰白玫瑰：梦寐以求的，未必有想得那么好——有了就知道了；从前看不起的不要的，未必有那么差——没了就知道了。
生活像一只榨汁机。没时间写作，没时间思考，累得像条狗一样爬回家的时候，安慰着自己，生活不都是要么激情四射，要么春花秋月的。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堵在上下班高峰，呼吸着尾气，连梦都累得没法做了？要人人都去喂马劈柴，周游世界，gdp谁来贡献。
没低到尘埃里的种子，开不出花来。
微博上有人发了一条，“你苦战通宵时，布里斯班的灯鱼已划过珊瑚丛；你赶场招聘会时，蒙巴萨的小蟹刚溜出渔夫的掌心；你写程序代码时，布拉格的电车正晃过金色夕阳……有些人听了叹息一声继续宅女，有些人则立刻出发却不知道怎么回到正常世界。其实，亲爱的，穿着高跟鞋走好每一步，你才能知道换上跑鞋的时候，要去哪里。”
我留了个言，“在布里斯班的人也要鏖战通宵。蒙巴萨人或许还期待当地能有招聘会。布拉格也有写程序代码员。旅行就是离开自己呆腻了的地方，去别人呆腻了的地方看看。”
万能青年旅店真牛啊，写得出“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囿于昼夜，厨房与爱”这样的词儿：让人忍不住要细细想，可又忍不住强迫自己，不要多想。
关上灯，睡吧。黑暗中尘埃仍在飞舞，你我却几近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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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15 小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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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铁头
可能是在一九九五年，我才小学三年级，缨歌的外祖父在香村开了第一家游戏厅。是在马路北的一个破旧的筒子房，里面摆了两台游戏机，一台赌币机，两个二手的台球案子。一到夏天，被暴晒的土面就会浮躁，车轮一碾，扑腾腾地飞起来。我们跑过马路，走进游戏厅，像街边那些终日游荡的狗，挂了一身的灰。
那段日子，我们每天都往游戏厅跑，密匝匝地挤成团，汗流浃背，却乐此不疲。我们围观比我们大的少年玩街机，围观叼着烟的青年们用潇洒的姿势拄着台球杆说笑，后来我们参与其中，把所有的零花钱都用来买游戏币。
有一天，那个叫小彤的男孩问我要游戏币，他比我大几岁，当时读小学六年级。我说没有，他就让我明天给他买一块钱的。我那时很怕他，乖乖地答应了。
小彤的个子很高，并不胖，但是他有一个圆圆的大脑袋，加上两只眼睛明亮，便给人一种强悍的好勇斗狠的感觉。我以为他会忘记这笔小债，却没想他始终记着，以后每次见到我，他都问我要那一块钱的游戏币，起初是在游戏厅，后来变成在任何地方，起初是一块钱的游戏币，后来变成一块钱的人民币。
我舍不得白白给小彤一块钱，对于一九九五年生活在乡村的我，一块钱的价值稍稍有些大，我开始躲着他。他看出了我的心思，把我堵在放学的路上，还凶恶地揪住我的衣领，威胁我，如果明天再不拿钱，就打我。
我那时还没有变成坏学生，很老实，无助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妈。我妈来到学校，找小彤的班主任周老师说这件事。周老师批评了小彤，让他以后不准再欺负我。之后我惴惴不安好些天，总觉得小彤会报复我，但他并没有找过我的麻烦，也再没有问我要过那一块钱。
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农民们像往年那样，到干涸的水田里割稻子，稻子被成捆地束着，站在南山顶的铁塔下俯瞰田野，是很奇异的风景，像端详一张好看的毛毯。农民们也到旱田里收玉米，割玉米秧子，玉米秧子失去沉甸甸的玉米就是失去灵魂，干枯的躯壳被扎成捆，拉回家，堆在院门口，堆得高高的，成为了过冬的柴禾。
在这个秋天的某一个傍晚，小彤的父母在家里吃晚饭时，发生激烈争吵，小彤一怒之下离家出走。小彤的家人发动亲朋与邻居，到处找他，找到镇上，找到河北岸，找到山后，也还是找不到。其实小彤并未走远，就在自家的门口，他钻进了柴禾垛，并且在天黑下来时平静地睡着了。天黑后，天空开始落雨，植物的清香与温暖像一层坚固的壳把小彤包裹，凶猛的暴雨之声没能将他唤醒，他坠入了泥沼般的黑漆漆的梦里。
当小彤的爷爷终于找到柴禾垛里的小彤时，他的身体虽然是干的，人却是昏迷的，而且身体冰凉冰凉的。小彤的父母怎么叫都叫不醒小彤，只好送去医院，醒是醒了过来，只是发起高烧，后来高烧终于退了，却留下一种奇怪的病。这种病使小彤的身体停止生长，不单如此，还使他像扔在烈日下的杏子一样，渐渐萎缩，连骨骼都在逐渐变小，变轻，变脆。
三年后，小彤比我矮了不少，依然在慢慢枯萎，已经不能奔跑，跑不动；不能跳跃，跳不起；走路也只是一下一下摩着鞋底，足不打弯，抬不动脚，迈不动腿，走路没比蚂蚁的速度快多少。他圆圆的大脑袋也已经很小（也可能没变小，是我长高后视觉上的误会），他的下巴几乎看不见，他没有下巴的脸更圆，像一个糖球。
按理说，小彤的身体变成这样，精神应该受到很大的打击才对，性情一定要发生很大的改变才算合理，可在我看来，小彤在性格上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要说有变化，也只是变得更恶了。他知道，他恐怕是活不长久的，他不怕死，不怕死的人还怕什么？他可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因为没人敢碰他，就算那些有名气的小痞子被他骂了，也不会跟他动手，谁都知道，他像纸糊的，谁碰他谁沾包。
小彤一走进游戏厅，我们就发出一阵哄笑。他在他的堂兄弟里排行第六，大家都叫他六爷。有人拿他取乐，说六爷穿鞋是真节省，一双新皮鞋穿二年，鞋面上都不带有褶的。小彤跟着大家一起笑，并不在乎别人拿他的缺陷开玩笑。
小彤现在很快乐，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