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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他。
我正被爸爸包围着，一小盆水对自己说。虽然我感受不到，那只是我太笨了，关于这点爸爸早就说过。
他就在那儿。只是，我不够敏锐。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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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79 生只是这雾霾世里，一道稍纵即逝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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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走走
“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掺和在一起……”英国现代派诗人艾略特在《荒原》里写道，“去年你在花园里种下的尸体它发芽了吗？今年会开花吗？”
艾略特之所以称四月残忍，也许是因为这个月份，所有植物都在不顾一切生长，不遗余力争夺养分，仿佛能听到那些生命力不够强劲的，枝叶如同骨骼断裂一般的声音。
就在这个四月第一天之前，星期日，一位熟悉的长者去世了。
那一天晴好，我在明亮的日光下得知这个消息。没有风。刺眼的太阳，恣肆的绿，人就显得不知所措。
在此之前，我只参加过一次追悼会。再在此之前，大学上日语课时，学习过一篇关于葬礼的散文，那个母亲跪在那里，脸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没有泪痕，只有眼睑是红肿的。日本外教说，死是肃穆的事，要凛然对待。
但那一次，我还是流了很多眼泪。眼泪也使一种真实变得不再真实。
那一次，也是四月。朋友两岁半的女儿因病夭折。现在，在这些年后，我仍然记得，她曾在我的办公桌边玩，因为一个在地上滚的乒乓球而吃吃地笑。她的生命才刚刚有了一个小尺寸。
她躺在一个孩子专用的小棺材里。我不记得衬里是什么颜色了。我不记得她穿着什么了。但她的面孔化过妆，一点都不苍白。围在她四周的花，被悲伤撑得膨胀开来。有几幅挽联白色的边缘起了皱。
我和一群人挤成一团站着。朋友的妻子穿着一件宽大的罩衫，她滚倒在地时，显得如此瘦小。我的朋友抱她站起来，他的双手颤抖着，他怀里的她，也跟着颤抖。后来，哭声嚎啕时，我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戴着眼镜，因为事先知道，眼泪会将隐形眼镜冲出来。眼泪顺着镜片滴下来，像檐下的雨滴。
结束后，和我同去的另一位长者朋友，坚持拉我去附近的港汇广场转了一圈。
死是让人安静的。事实上，死这件事，不是发生在那一个明确的时刻，而是一个渐渐封闭的过程。人渐渐变得安静下来，把话说完了，再也没有话可说了，那么。
尘归尘土归土灰归灰，融入所在之处，融入书架、花园、人行道，融入任何。生只是这雾霾世里，一道稍纵即逝的阳光。稍纵即逝这个词，好像是在高中时学到的？意思就是，太过短暂。
而那些睡去的，会在另一个世界醒来，参加自己的葬礼。
他们会看到，殡仪馆告别厅的天花板。在那以前，没有人会从下往上观看它。所以也没有人想到过，应该把它装饰得漂亮一点。如果可以，我会在那上面，画上他们熟悉的卧室模样。至少可以漆成蓝色，像天空一样，再画上些白色的漂浮的云朵，几只飞过的鸟儿。躺在棺材里的灵魂，会往上看的。
最后那一瞥，如同一个秘密。活着的我们，应该为他们创造一次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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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80 情感赝品
**t*xt小*说**天*堂
作者绿妖
春节回家，被人们脸上的表情触动。那是一种笑意，嘴角浅浅撇着，里头有质疑，并随时准备变成冷笑。它凝固成一种类似面具的存在，浅浅地挂在人们脸上。人们大概并不知道自己是这样的表情，因为谈话内容，与此相去甚远。
访问陈丹青时，我提及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像难民，他敏感反问：这是谁说的？他出过国吗？我说是同事礼拜天，出过国。陈丹青点头：当初出去最刺激的经验是：为什么中国人在美国街头都像难民？用不着三个，一个就很像。我从橱窗里看到我自己，也像个难民。
其实不用出国。若你留神周围，就会发现，年纪越大，脸越难看。以电视剧《乡村爱情》为例，里头的年轻人都还正常，但是中年以上，普遍的丑。不是生理上的丑，是整体上的憋屈、不舒展，是眼皮垂着斜眼觑人，是随时准备点头哈腰的驼背屈膝。那种视觉上的不舒服，像小时候看畸形人展览，一个背上长了大肉瘤的侏儒的感觉。后者是肉体的畸形，前者是精神上的。从这一点来说，《乡村爱情》是镜子，照出我们周围人的脸。
又比如，在中国人的长相中，有一种面容是独特的：领导相。它是服装、发型、皮带、威严度的综合指数。这种面相，和我刚刚提到的《乡村爱情》中那种随时准备点头哈腰的面相截然相反。它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但是，把一个领导混在一百个群众之中，让电视观众投票，观众也绝不会走宝。我们的生活方式内化为思维方式，又外化成面相。
冷笑面具的诞生，是因为长期的怀疑、不相信，随时准备攻击与自我防卫。我的一个女友和男朋友分手原因之一是，男友爱讥讽她，抓住她每个出错的瞬间嘲笑她，令她崩溃。但我理解她男友，因为我就在这样环境长大。在贫瘠如沙漠般的世界，人们也还是渴望欢乐，艺术和宗教的源头被堵，只剩下俗世，最直接的欢乐来源于身边人。
欲求欢乐，祭坛上的供品，讽刺远胜赞美。少有人能从赞美他人中得到欢愉，但讽刺带来狂欢，则是相声之经久不衰早已验证过的。同时，对智力来说，赞美不如讽刺。要脑筋极灵光，才能抓住每个可笑的瞬间，演绎成段子，再三供人咀嚼。在此过程，智力得到锻炼及愉悦。对小孩来说，这是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你的每个口误、每次倒霉都会成为亲人欢乐的源泉，大家相互侦查，相互窥伺，随时等待发笑。当然，孩子很快学会抓别人的倒霉瞬间，抢在所有人之前哈哈大笑，这样的孩子被称为聪明。我们就是这样相互讽刺着长大，个个都是相声演员，小品明星。成年之后，我们和最亲的人的相处也依然如此，以讽刺表达亲密，以嘲笑表达爱意。
虽然欢乐祭坛上的供品，讽刺远胜赞美。但是，人也需要被赞美，被爱。此需要促成了另一种相处模式：赞美、鼓励，并从中得到欢乐。并不奇怪的是，它更常见于较富庶之地，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中。这是我那位女友和她男友之间的痛苦来源，他们的童年不同，欢乐模式不同。
讽刺型欢乐是攻击性取乐。攻击者欢乐、围观者欢乐，只有被取笑者吃瘪。但是攻击之矛随时调转，每个人都可能被嘲笑。这让春节聚会变得刀光剑影，险象环生。这也是每年春节后，网上吐槽一片之故：久不历练这样大场面的年轻人，骤然到一比职场还凶险之地，怎不惊出一身冷汗。
刀光剑影之外，春节聚会还有一大特征，就是弄假成真。平时未必多亲密的关系，到春节时，酒桌上，酒酣耳热，亲热话说多，把自己就感动了。关于中国式人情，热闹但总给人肤浅感，心理学家武志红举例：家里阿姨要给他拔白头发。他说不用。阿姨再三要求，并拿着夹子追到书房。他总结为何她的善意让自己堵心：“她封闭了自己的心，切断了自己的感受。她是个非常好的人，这次也特别想对我好。然而，因心是关闭的，她根本就没接受到我发去的信息。”
封闭的交流，只能交流一些套话，谁也不会从套话中得到情感满足，只好自我催眠，弄假成真。在年轻人看来，这场景中有不可饶恕的虚伪感。别忘了，年轻人有强烈的心灵洁癖。他们拒绝进入这个模式。既是说，在这种团聚中，不仅长辈的心是封闭的，年轻人的心也是闭合的。
但是再往下想，交流能力是怎么失去的？因为，在传统里，真正宝贵的感情是不需要、也不能够表达的。父母对儿女，亲族之间，何曾有过“爱”字？这缄默温静的传统，在内在文化核心被割断、失去再生能力之后，又遇到要求表达、要求交流的现代文明，顿时手足无措。于是，人是真的、关系是真的，感情是假的。所以要弄假成真。人们不具有细腻的深入交流能力，只能以赝品替代。赝品是假的，却满足了真的需求，真的渴望。
不再憎恨，只是叹息。即使是挂着冷笑的面具，即使以嘲笑表达亲密，即使这交流让人痛苦，也要看到在这笨拙的交流之下，流动着的另一种本能，它不曾被表达，也不能表达，赝品既是对它的反射与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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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81 出去
［t。xt＾小。说。天）堂）
作者＇美＇张彤禾（张坤、吴怡瑶译）
当你碰到另一家工厂的打工女孩，你会马上探探她的底细。你哪一年的？你们相互打听，好像谈论的不是人，而是汽车。一个月多少？包吃包住？加班费多少？你可能会问她是哪个省的。你根本不问她叫什么名字。
在工厂里交个真心朋友不容易。十二个打工女孩睡一间房，在狭小的宿舍里你得守住自己的秘密。一些姑娘进厂的时候，用的是借来的身份证，从不会告诉别人她们的真名叫什么。一些姑娘只跟老乡谈，但是这也有风险： 很快八卦从厂里传到村里，你一回家，七大姑八大姨都知道你挣了多少，存了多少，有没有跟男孩子出去约会。
当你真的交到一个朋友，你什么都会为她做。如果朋友辞职了，没地方住，你会让她跟你挤一个铺，即使一旦发现就会被罚十块钱。如果她上班的地方离你很远，你会起个大早坐几小时的公车去见她，虽然你好不容易才能休息一天，她也会为了陪你而请假一天——这次罚款就一百块。你可能会留在你不喜欢的工厂干活，或者离开一个自己喜欢的厂子，都只是因为朋友要你这样做。朋友之间每个星期都会互相写信，虽然那些出来时间比较长的姑娘会觉得这太幼稚了。她们会发短信沟通。
朋友间经常会失散，因为生活改变得太快。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
发工资那天是一个月里最棒的一天。但某种意义上也是最糟的一天。辛苦工作那么长时间，却恼火地发现就为了一些蠢事被扣了那么多钱： 某个早上迟到了几分钟，某次请了半天病假，制服从冬装换成夏装而不得不额外付钱。一到发工资那天，大家都挤到邮局寄钱回家。刚出来的打工女孩更热衷于寄钱回家，但是那些出来时间比较长的姑娘会笑她们。一些打工女孩给自己开了存钱的户头，尤其是交了男朋友的那些姑娘。大家都知道哪些姑娘特别会存钱，存了多少钱；当然也知道哪些是最会花钱的主儿，那些抹着亮闪闪的唇膏，拿着银色的手机，戴着桃心坠子项链，有很多双高跟鞋的准是。
打工族总是说要走。老板要工人做满六个月，就算半年到期了也不一定保证同意离职。工人头两个月的工资扣在工厂手里；未经许可就走人意味着失去两个月的工钱，得到别的地方从头来过。这是局外人难以理解的打工生活。进厂容易，出来难。
要找好工作的唯一办法是辞掉手头的活。面试必须占用工作时间，一旦录用估计要马上开始干活。辞职也最能确保找到新工作： 要有地方吃饭睡觉，这种急切的需求逼得人立刻就得找到工作。打工女孩们经常一窝蜂地辞职，人多胆子大，大家发誓一起跳槽到同一家工厂，虽然结果往往不太可能。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
吕清敏很长时间都是一个人。她姐姐在深圳的工厂打工，去那儿坐公车要一个小时。她的朋友散布在中国沿海南北各处的工厂，但是敏——她的朋友都这么叫她——并没有和她们联系。这跟自尊有关——因为她不喜欢打工的地方，就不告诉别人她在哪里。于是她在她们眼前消失。
她打工的厂子叫佳荣电子制品厂，这家香港公司生产闹钟、计算器，以及显示世界各个城市时间的电子日历表。2003年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