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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从洞口钻进去，穿过林投和黄槿，一边跑一边把鞋子脱下来，打赤脚，在冰凉的沙滩上狂奔起来，疯了似的大喊大叫，比赛看谁最先跑到海水里。而那时的沙滩上也还全是密密麻麻的招潮蟹，伸出泛红的大螯，我们一跑过去，它们全唰的一下躲进了小小的洞里。洞口堆着可爱的沙土——在这一片看似死寂的黑色沙滩上，居然也蠢动着无数不安的生命。
当黑夜来临，我们把零用钱全掏出来，凑在一起向小贩买了上千元的烟火，立意要给十七岁的自己一个最美丽的沙仑之夜。我们点起了火把，宛如祭司一般鱼贯地走上那一道如今已然坍塌的木头平台，一直走到海的中央。黑色的海与黑色的天在眼前流成浑沌一片，天地鸿蒙，泯灭了所有的疆界，只把我们包围在正中央。我们在平台尽头蹲下来，放烟火，高空中炸出来一朵又一朵巨大灿烂的火花，而我们仰起头望着，被震呆了也震哑了，却忽然兴起一股莫名的悲壮，在火光的照耀之下，青春的脸庞上全挂满了泪，连天地也要为之颤动。就在那一刻，苦涩的海水、咸湿的海风，一波波从黑暗中哗然涌来，如泣如诉，也仿佛填满了我们心底说不出口的虚无与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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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91 上圈的莫名世界
t xt ～小 说天；堂
作者巫昂
我是深度地不相信知识分子可以融合于普通人，知识分子屎多尿多道理多，凡事必追求意义，去农村那都是假把式，并不比游客好多少，不要以为我在上圈呆了几天就可能改变这个偏见。君不见，到处是荒芜的冬日的场景，到处是枯竭的大自然，这里面落了几户人家，几个穿着羽绒服、戴着毛帽子的城里人，开着车来了，然后就走了。
留下了他们的毛发、皮屑和上面提到的屎尿，留下了一些可有可无的照片、文字和录音。我在最深的里边对此报悲观态度，任何去往农村寻找另一世界的行为，都是马不停蹄的作。然而啊，我说的是然而，虚无是好的，不要被虚无左右，但永远不做虚无的事，不等于虚无是不对的，对不对？
你一定被我绕晕了，因为我的本职工作就是把简单的东西绕晕，把读者绕晕，带着绕晕的小邪恶我来到上圈，这个西海固沙沟镇的一个小山村。第一天，下午，天特别清朗，在清朗的天气里上山，一个不停试图说话的哑巴老儿坐在山梁上，他又老又闲，对着这帮入侵者哇哇大叫。我都不好意思了，在他眼里，我们是一群什么动物？
开车上山非常考验车技，我坐在摄影师白冬泉车上，一辆奥迪，底盘特低，他延安来的，什么都不怕，踩着油门吱吱上行，几次我都以为要被陡峭的山势甩到沟底去了。然而，并没有，真是遗憾。第一眼看到上圈，我觉得很眼熟，大概是很多电影里头要找个极度偏僻的景，就会给安排一个这样的山村，差不多一个山头上只有一两户，居民之间的关系孤僻极了，两个妇女走出来，然后是一群她们生的娃，然后是袖着手的丈夫。
停车的平台是一户人家的晒谷场，面朝一群群无聊状态的山，那山太大了，大得你不觉得自己小只，也不觉得自己微茫，没有可比性。往上看天，天也是无边无际的，天上掉下来什么都不稀奇，我立刻就白痴了。
我和阿培，以及导演刘苗苗被安排到一户人家，房东来领我们的时候，我心里还有点儿怨恨他不够帅，戴着小白帽的房东在前面走，帮我们提着行李的两个当地小伙儿，就这么入住了。村里有五十几户，因为移民在进行中，省下了一多半，搬走的人家不单是鸡和羊走了，人走了，房梁和屋顶，以及门窗也都拆走。所以，这是半边村，房东家也不例外，他们因为儿媳妇刚生了新娃娃，地里的麦子还没收，只好呆到明年初夏再走，但有一多半的家已经拆了，剩下三间整房。我们住在最整洁干净的一间，屋里升了煤炉，取暖，炕烧热了。
三个无耻的入侵者卸下行李，忙不迭上炕，就跟有什么任务似的，从北京奔跑了一千多里过来，就为了上这个炕，晒这个太阳，吃老乡家的米粮。然后房东太太出现了，她果不其然开始已经开火做饭，昨天就炸了麻花等物，半个小时不到，就给三个懒人送来了一碗浆水面，一边吃，一边不停地继续上。
吃吧，恭敬不如从命。
于是我们过上了理想中的生活，在炕上或坐或躺，既然是创作营，而且以摄影师为主，拍照的漫山遍野都是这些大自然的猎人，背着长枪大炮，鬼子兵一般，我这个写东西的，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作品要完成，心里做好了来这里瞎呆着的准备。准备做一条蝗虫，准备吃饱喝足以后开始写诗。然而诗是不可预告的，到头来我也没写出来什么。
第一天晚上，虚躺着，我们睡的是炕，烧炕的乃是柴火，柴火先烧尽，变成了炭，炭的文火煨着炕，像煲一锅永不出锅的汤，而我们是汤里的红小豆。
第二天，所有人见面，互相问：“炕热不热？”
回答一律是：“热死了，翻来覆去的没睡着。”
本以为山里会奇冷，冷得牙根打寒战，不料热昏头了，我准备的棉裤、厚袜子、暖宝宝、户外二十度以下专用的羽绒睡袋，和吃苦受难的心，都白整了。
我留意他们来照料炕的规律，每天只消加一次柴火，加得并不多，另一头的烟道通往屋外，跟羊圈挨着。羊们得到了黑烟的福泽，长得格外非主流，带卷长毛的绵羊。
我观察房东家的炕，砖砌起来的，这是肯定的，顶上盖了一个草席，再上面就是褥子。这炕是房东太太和房东刚结婚时候，房东太太一个女人家，自己砌的，房子几乎也是她两只手两只脚盖起来的，房东不擅长干建筑活。她说，先要在山坡上整平一片地，把地一层层垒实，然后先盖一间屋一个炕，再有一点钱，再盖第二个屋子。
我独自一个出去转的时候，也看到村里很多人家盖房先后顺序的痕迹，基本上老屋子都是窑洞，窑洞里有住过祖奶奶那么古老的烟熏火燎痕迹，最最古老的窑洞对面和近旁，就是土地上盖起来的老屋，然后呢，过了很多年，才有新房。
添置新房最大的动力就是儿子要结婚，娶了别人家女儿，人口多了，必须要有新房间来容纳。房东家同一天，两个儿子娶媳妇，花了十三万，她说这里面只有两万是自己的积蓄，其他都是借来的，能借到这么多钱，在农村，算人品好的。目前还有债未还。
我分析房东家的人口构成，一个老婆，五个孩子，含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出嫁，有子，二儿子已婚，刚生了孙子，三儿子已婚，生了两个，二姑娘跟三姑娘，还非常小，一个十一岁一个八岁。这两个年轻极了的小姑娘，在镇上上学，家里一百块钱租一间房子，大的做饭给小的吃，一个月回来一趟，来回车费需要三十块，是笔开销，当妈的一礼拜至少要借着赶集的口，去看她们一次，给她们做顿饭，才肯回来。
村子即将以“不适合人类居住”之由头集体搬迁，这个村以后就是荒村、不存在庄、乌有之乡了，只会朦朦胧胧地活在老辈儿人的记忆里。几百个人的老家没了，二十多个黄口小儿要跟谁去写“我的故乡”？念及此，胃里有酸水涌动，心里有小幅波澜。
房东家的房子拆了一半，只剩下三间房，全成了卧室，最外边那间兼做小卖部，羊圈还在，鸡窝还在，如此甚好，中间的小院儿一角有棵树，树上挂满了各种农具：锄头、榔头、簸箕，等等。
他们的田地在山对面，很远，一条山路的大拐角处。田里种土豆和麦子为主，这是传统营生，两个儿子在外打工，一个在银川，一个在内蒙建筑工地上开推土机，这是营生之二，家里开了小卖部，卖最简单的方便面和饮料等物给同村人，这是营生之三，养羊，是营生之四。
在流不出奶和蜜的所在，这么荒芜的所在，能凑到这四样营生，已是万幸。
次日，摄影师们又漫山遍野，蚂蚁军团般出去觅食，我跟导演躺在炕上，一个导演若无剧组和演员，就是废物，而作家是天生的废物，如果记得带个烟枪，我们就升级为地主家的老娘和姨太太了。
躺得腰酸背痛、闲得蛋疼的我在上茅房小解后，试着在野地里独自走了一段路，闭着眼睛听山里的风声，从那么远的地方吹到耳边，带着威胁性，那么猛烈的风，吹得身体动荡不已，耳膜已经扛不住了，如果眼睛帮了太多倒忙，那么用耳朵来了解这地方。
它太硬了，硬得连自己也伤到，除了泥土山石，除了无反差的浅黄，在《心灵史》那本书里，张承志这么说：“尤其是以陇山为中心的地区，风土呈着极度哀伤和恐怖的面象。在那种荒野山间走着，人心被恐怖和敬畏的感觉所笼罩，一丝异常的灵感渐渐出现。”
我只是为了去西海固又看了一遍心灵史，电子版，现实版已经买不到了；也许是不让买到。大学时，那是1992年，《心灵史》出版次年，我们中文系疯了似地膜拜跟传阅这本书，那是一个苦难深刻与圣徒非常受景仰的年代。因此我去了三次大西北，还在西宁街头清真寺门外，买了本《古兰经》。在上海读书，见着西北人，却好似旧时亲戚。《心灵史》教会了我许多词：哲合忍耶、苏菲教派、异端、天命、克拉麦提奇迹、举了义……
我是个教外的异物，是个受了基督的洗，却常常不守规矩的坏信徒，我对这世间多数的事怀疑、不合作、多有顾虑。我本以为信仰是为了解决痛苦，最终得到无边的平静和深度的喜悦，如果在与基督的关系中得不到答案，实际上，去隔壁邻居家拜见其他宗教领袖，也毫无帮助。只能艳羡他人信得实诚，信得身心托付，信得毫无后顾之忧，以头抢地，挖心掏肺，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全然地交在某神灵佛祖真主的手心当中。
念及此，忍不住眼眶有泪，无力流出，流眼泪需要心的后座力，机关枪那都是假把式。在这别人刀耕火种的场所，性交生娃死了埋在地里的所在，我一个外人，结结实实的大傻痴。
老老实实回到炕上去，躺下，左边烤糊了烤右边，正面烤酥了烤反面。该吃饭的时候，自然有人过来摆炕桌，然后饭菜上桌，过着饭来张口的剥削阶级生活，没有像传说中的红军那样，一进百姓家，一口水也不喝，撩起袖管和裤管，只管帮大娘挑水砍柴，我是一个懒惰、贪馋、坏透了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美德就是始终恬不知耻地活着。
进村时，队长王征同志就颁布了几条纪律，前前后后，我只记得不能说穆斯林忌讳的词，以及在房东家不能讲黄段子。前者我是肯定可以的，后者实在忍无可忍，做梦时说了梦话，被同屋听到，她们醒来一起讽刺我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也承认了。
我有意识地靠近房东家家庭成员中最薄弱的环节：老二媳妇，她生于1991年，才21岁，圆圆脸好皮肤，笑眯眯的乖模样，有一天，乘着屋里没有别人，我小声问她：“有个问题，在我心里憋了许多年了，不知道能不能问问你？”
先前，我们在无数的促膝谈心、闺阁秘语当中，已经培养了相当程度的友情，她很喜欢回答我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