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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们听说那谁要结婚了，未婚妻很受他父母认可，都同居了。老夏也有了新感情。听到消息后，她笑着说，是吗，祝贺他啊。然后去了洗手间，一刻钟后才回来，接着微笑吃蛋糕，聊别人的八卦，事不关己的样子。
其实，我好明白她这种感受。我也明白她的疑惑，因为这种疑惑我们都曾有过。她在一刻钟里一定对着镜子问了无数次，为什么不是我。
傻姑娘，爱情本来就是一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你得到的爱，又何尝不是其他人曾经赠与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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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人喜欢乔安和陈公子的故事，老夏和那谁就是这段感情的原型。这算是一个不像故事的故事吧，全是一些碎片，但是写的时候我也非常难过，难过到自己吃了两个蛋糕。这明明是一个别人的故事，我为什么会这么难过呢。
也许吧，我们都曾经这样爱过他们，爱到自己像一条狗，摆着尾巴等他们丢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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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27 水晶球归来的夜晚
t xt 小 说 天 堂
作者巫昂
自2003年，我辞职、搬到京郊，已经很少见得到写诗、写小说的同行，生性孤僻难自弃，外加一点儿不可告人的秘密，从那时起，我差不多每天，都感到自己面临了“江郎才尽”，睡醒之后，觉得脑壳里一点料都没有，干枯晦涩，而辞职无外乎是为了干江郎的营生。
自1998年开始写诗，那五年，好像一段热恋，激情退去后，友朋离散，每个人面对每个人真实的生活，我还未真正感受到诸如“我真是一个好诗人啊”，“我写不好谁还写得好”，就如彗星撞地球，又偏离了正轨。所谓正轨，也不过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一条轨道，它无限接近一个闪着光的球。
那只球不过是写出了好作品而已，我揣测自己的艺术生命会一头栽倒在半道上，03年起我对自己写的诗已经不再满意。从98年到03年，满意的时间那么短暂，起初的两年是无知的满意，后来三年是热热闹闹数小无猜的满意，为了跟大家一起玩，不至于落单，拼命从脑子里挤出一点儿脑浆，写些什么。那样。
一匹马从来都是野马，那样很好，从来都在野地里狂奔，连饭都顾不上吃，一匹马在马厩里生出来，长大，被套上缰绳，有个看不见的主人，一种被属于的关系，那就很难再野回去。在写作上，我本是一只野马，没来由，稀里糊涂，几乎没有所谓的启蒙期，古今中外的大诗人没认识几个，更不要说读遍各种诗，每每被谴责以灵气取胜，每当被过度评价时，我便默默心虚。写诗这件事很怪的，你不能什么都不懂，但你也不要懂太多，跟一门学问似的那么一清二楚，所以我打算先生活一阵子再说，活看看能活成什么样子。
04年到07年，我跟那时的家属一起做他的事业，写剧本做电影，活得忙碌而浮躁，文艺工作者在一起真是悲剧，首先，大家忍受不了由单数的我变成复数的我们，何况对方打算用他的我来吞掉我的我，我的这个我一定会从心里不同意。在影视圈我没有交往到任何一个朋友，全是工作关系，或者说，交朋友的那种真心实意，已经被下半身时期的“我们”透支了，难以再度那么全然、彻底地跟一群人发生深刻、可以维系终生的友情。
其实，辞职前我当过三年新闻记者，我在新闻圈交往到了难得的一个女朋友，她陪伴我许多年。她一度有机会成为摄影师，但自己走到交叉路口放弃了，记得我力劝过她，后来觉得自己的力劝终究无力，从事文艺，不是人人合宜的道路。何况我自己，也走得一般般。
那些时间，我每天都感觉到创作力在离我而去，它像一只巨大、光滑的水晶球，里边光影迷离变幻无常，表面涂了不知道什么润滑油，在手里根本抓不住，那种时候，你去问别人：“嘿，你把你的水晶球照看得怎么样了啊？”也很奇怪，每个人都不会告诉别人自己跟水晶球真实的关系，好像一段政治婚姻，又好像马和马屁，虚空幻灭。
我跟我的水晶球关系很松散，有接近三年，它都在收拾行李打算离家出走，我在深夜跟它也许能聊上两句，早起又要做饭，又要赶专栏，又要琢磨今天该去见哪个牛鬼蛇神，便不再有功夫理它了。世界很公平的，我没看出那段生活与经历跟写得出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好像假如生活虐待了你，她就会想办法还给你一些礼物，07年，我重新写出来了诗，那些作品贴到诗江湖，得到了朋友们的赞美，我也很高兴，水晶球暂时回到我身边，我跟它有了个不成文的协议，合则在一起，不合则分。
那时我已决计离开北京，要么去美国，要么去澳洲，因为美国的老友橄榄枝来得比较快，便选择了去美国，没有任何计划，只是想彻底离开中国，或者说，北京。那天独自一人，飞机飞离首都机场，外边是十一月的机场水泥地，硬邦邦的，天气阴沉得很，我坐在靠窗的位置，飞机滑行时，竟忍不住放声痛哭，人们一定以为我要去奔丧，同一个过道的一对老外夫妻默默地坐着，不做声。
生活本身对我而言，一向是硬邦邦的，特别是那些年，我那么倔，自己选择了那么过，就闷头一条道走到黑，也不跟人诉说，也不分享所谓真正的心得，在异乡，很多次想像自己死在路上，不因自杀而死，因为意外。我没有信用卡，带了少许现金，没有手机，每到一处只能用公用电话，跟人约见只能靠运气，各种规矩从头适应起，被孤单打击得七零八碎，这些感受，我只写在诗里，只跟水晶球说，去教堂，确实常去，但内在的皈依感，对不起，我还没有找到。
我觉得自己是离群之雁，飞得越来越远，连叫声也懒得发出来，每天的寄托就是工作，写诗，写小说，继续写专栏，08年开始做工作室，跟随我工作了很多年的小夕，我跟她说：“我给你我付得起的薪水，你随意做，但我希望天长地久。”每一次工作室进新人，我总是以天长地久的期许开始，小作坊本来稳定就是一切。
这事儿要是发生在我跟水晶球之间该有多好？
工作室初时是做笔迹分析，类似心理分析与咨询，后来做了个私塾，有了学生跟我学笔迹分析，我自己又去学了催眠，又收集不少人的梦境，做些交谈和分析。有了一些非常铁杆的客户，做了客户后来又成了我的学生，全然信任我，希望我可以影响和改变她们的命运。我想，我一个人已经足够倔强，还要把这倔强的种子散播到各处。实际上，主流的、多数人在过的生活是安全的，你住在大陆上，而非茫茫海洋的小船，同船的没准儿也有一只孟加拉虎，你要靠饲他以自己的血肉，方得存活下来。
10年开始，那年我回了北京，出版了第一本长篇，又写完了第二个，和半个第三个。我又觉得心理咨询和上私塾课，终究太耗费脑子，脑子里那点黄金，经不起反复开采，所以做了shu手工，一个手工小作坊，也是稀里糊涂胡乱开始，到处去找自己感兴趣的手工制品，成了一个杂货铺。然后再减回去，减到并无可减，确立在眼下做定制小物件的点上。
每天一早离开床铺，爬到顶楼的阁楼，那里看得到天，写该写的东西，到了下午开始处理琐事，晚间躺在沙发上看书或刷微博，目前为止已经两个多月没有进过北京五环内，尽量地连通州也不去。整个冬天，工作室的自来水管都被冻住，停了水，中间挖开，重新换了水管，一个礼拜左右又冻上了，我去隔了两个通道的朋友家取水，在她家做饭、洗澡、洗衣服，每次洗完澡，都强迫症发作地把她浴室和洗漱台上的瓶瓶罐罐摆放一遍，按着我自己的意思。这周边还很荒凉，再往外就没有房子了，有个农场，冬天也没有人，只有一群羊，和几只马，窗外就是那些羊和那几只马。
孤单也许来袭，但我觉得我又回到了北京，根可算扎在这里，根茎上的血直接进入了泥地，不男不女不北不南不悲不喜，过着近乎机械刻板与世隔绝的简单生活，可以了。
天气好的时候，我把我那个叫做比比的猫放到顶楼露台上去奔跑，他活泼又胆小，探头望一下外边结了冰的河，就会蹿回来。我依旧悲观地等待自家的水晶球回来，它偶尔回来，回来得不太明显的时候只能写写应景文章，中等好的时候，可以写小说，只有偶尔的，最好的那几天，能写一两首诗。
或者，余生的命运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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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28 黑客之春
t…x…t＿小＿说天堂
作者邹波
有了网，我们似已习惯向陌生人掏心，布赖德利&bull；曼宁在泄密之后，心情还是难以排遣，想找同道倾诉，却偏选中阿德里安&bull；拉莫来坦白。
但这个举动，不仅是在陌生人中择友不慎，还是个刻舟求剑的错误。他并不知道：拉莫已不再是昔日的“黑客英雄”，他已经变了。
要不是鬼使神差地向偶像拉莫吐露内心，曼宁将很可能仍自由而隐姓埋名，继续留在美国军中。余下的“泄密”步骤只用交给朱力安&bull；阿桑奇的网站。
阿桑奇本人的安全呢……他已足够有名，有名到全球化的名声尚能保护他，得以躲在厄瓜多尔驻英使馆里，继续高调地替那些只想隐姓埋名的泄密者们忍辱负重，外加来自冰岛的一项归他自己的性指控。
今天，如果一个泄密者，仅仅完成“泄密”——比如曼宁这样，向 “维基解密”提供“2007年美军空袭巴格达影片”、“2009年美军阿富汗格拉奈大屠杀影片”、“伊拉克战争日志”50万条，以及25万份美国外交电报等——他也许仍然是安全的，因为全球惺惺相惜的黑客同人共建的匿名机制，他仍可保持匿名。
《福布斯》记者安迪&bull；格林伯格2012年深秋出版的这本《杀死秘密的机器》（this machine kills secrets）主要讲的就是这类仍在继续完善的民间匿名机制——
简单说，如果现有的民间加密技术，加上现有的匿名技术，将实现狂野的无政府自由，会有真正彻底匿名的金融交易，“将使毒金交易、暗杀筹款、更不用说各种避税交易都成为可能”，当然这样一来，“《1984》里老大哥也会成为牙齿掉光的老奶奶”。
这不再仅仅是破掉政府和公司的密码黑进去，而是开始建立草根们自己的网络堡垒，这听起来真像《终结者》的故事，破落的反抗军已经能发明自己的机器人——网络技术甚至正在造就人民与政府在资源方面的平等。
从另一角度形容这种“继续完善”——则如意大利黑客、globalleaks的联合创始人皮埃罗桑蒂所说：如仅仅只有“维基解密”网站，它仍只是一个脆弱的靶子、古典的靶子，但结合了bittorrent之后，它就会成为具有“全球分布式、放大式泄密功能”的napster版的“维基解密”。
于是所有的“泄露”都会具有水性，光滑、无阻尼甚至无人性地复制，更重要的是，再也不需一个活人阿桑奇在最后去顶罪。皮埃罗桑蒂说：“的确有人想效法阿桑奇成为斗士和英雄，但多数人则更想以不用负责的方式去参加这场民主自由之战……这是未来的斗争模式。”
美国陆军一等兵布赖德利&bull；曼宁不想成为阿桑奇，他只想成为皮埃罗桑蒂说的“大多数”，他不要变成“出头鸟”精英，虽然他有强烈的悲悯，本书作者格林伯格试图描绘：曼宁不要成为与白宫公开叫板的不同政见者，他是出身平民的普通士兵，一个半隐秘的同性恋，并且看起来像是同性恋中更文弱的一方，他仅仅是“简单地对现实不满、倔强、反权威、但也无力。”
《杀死秘密的机器》里先后写到23名可笼统称为黑客的人，但这里我仅梳理4个人的关系——其他19人勘称化身为技术桥梁的黑客，他们为斗士们和默默无闻不愿负责的匿名泄密者铺平了道路，但他们并不像这4个人那样直接面对人、直接面对惨淡的人生。
这4人中：1931年出生的丹尼尔&bull；埃斯伯格、1971年出生的朱利安&bull；阿桑奇、1987年出生的布赖德利&bull；曼宁这3个人可以说在同一阵营——泄密者。
82岁的埃斯伯格十分同情年轻的曼宁。埃斯伯格老人也许能代表人类有文明以来就有的体制内的“贰心者”，是上一代人，甚至上上一代人，他是前美国军方分析师，是传统意义上的“通敌”罪人，埃斯伯格对媒体说，自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