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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对我所做的一切，我但愿你受到地狱之火的灼烧。”巴巴·阿尤布疲倦地说。
他走出房间，往走廊里去，魔王在身后叫住他。
拿上这个。魔王说。那怪物递给巴巴·阿尤布一个小玻璃瓶，里面装着一种黑色的液体。回家的路上喝掉它。一路平安。
巴巴·阿尤布接过玻璃瓶，一句话也没说便离开了。
很多天以后，他妻子还坐在自家田地的边上等他，就像巴巴·阿尤布当初坐在那儿盼着卡伊斯出现一样。过去这些日子，她对他回家的希望一天天在减少。村子里的人提起巴巴·阿尤布，已经像谈论死人一样了。这一天，她又一次坐到田边，喃喃祷告，忽然看见一个枯瘦的人影，从山那边走近了马伊丹·萨卜兹。一开始，她把他当成了迷路的苦行僧，只见他皮包骨头，衣不蔽体，两眼空空，双颊凹陷，可是不等他走近，她就认出了自己的丈夫。因为欢喜，她的心怦怦直跳，又因为宽慰，她放声大叫。
巴巴·阿尤布洗漱完，喝了水，吃过饭，便躺倒在家中，村民们围在他身边，不停地问这问那。
你去哪儿了，巴巴·阿尤布？
你看见什么了？
你究竟怎么了？
巴巴·阿尤布没办法回答，因为他想不起自己的遭遇。怎么长途跋涉，怎么爬魔王的山，怎么对魔王讲话，还有那宏伟的宫殿，挂有帷幔的巨大房间，他统统都记不得了，就像刚从一场已经忘记的梦中醒来。他想不起那秘密的花园，那些孩子，最重要的是，他不记得自己见过儿子卡伊斯曾在树从中与朋友嬉戏。实际上，有人提起卡伊斯的名字时，巴巴·阿尤布还茫然地眨起了眼。谁？他问。他已经忘了自己有过一个名叫卡伊斯的儿子。
你懂吗，阿卜杜拉？要说抹去了这些记忆，那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这是巴巴·阿尤布得到的补偿，因为他通过了魔王的第二次考验。
开春了，马伊丹·萨卜兹的天空终于开裂。这一次落下的可不是过去那样的毛毛细雨，而是瓢泼大雨。豪雨从天空倾泻而下，焦渴的村民抖擞相迎。整整一天，水做的万千鼓锤不停敲击着马伊丹·萨卜兹的片片屋顶，淹没了世界上其他的一切声音。沉重、肥大的雨滴从叶梢滚落。井水满了，河水涨了，东山绿了，野花也开了。多年以来，孩子们头一次有了嬉戏的草地，母牛也第一次啃到了青草。人人欢欣。
雨终于停了，村民们还要忙活一阵。有的土坯墙倒了，有的房顶垮了，农田成了片片泽国。可是，经历了十年的苦难，马伊丹·萨卜兹的人们无意抱怨。墙重新砌起来了，房顶修好了，灌渠疏浚了。当年秋天，巴巴·阿尤布种的阿月浑子取得了这辈子最好的一次收成，其实呢，在第二年，第三年，不论产量还是品相，他的收成都越来越好。巴巴·阿尤布去了大城市搞买卖，坐在他的阿月浑子金字塔后面，脸上洋溢着笑容，仿佛全天下最幸福的汉子。马伊丹·萨卜兹再也没发生过旱灾。
没有多少可讲的了，阿卜杜拉。不过呢，也许你会问，有没有一个俊俏的青年，在展开伟大历险的途中，骑着马，经过这个村庄？他会不会停下来，在这如今水源丰沛的村子里喝口水？他会不会坐下来和村民们吃顿饭，说不准就在饭桌上遇见巴巴·阿尤布呢？儿子，我没法告诉你。我能说的就是，巴巴·阿尤布确实活得非常久，成了个很老很老的老头子。我可以告诉你，他如愿以偿，看到自己的孩子们都成了家。我还可以告诉你，孩子们又生了好多孩子给他，每一个都给巴巴·阿尤布带来了巨大的快乐。
还有啊，我可以告诉你，在有些夜晚，不知道什么原因，巴巴·阿尤布就是睡不着。虽然这个时候他已经非常老了，可是只要拄着拐杖，他那两条腿就仍然派得上用场。所以，每逢睡不着觉的夜晚，他便从床上溜下来，悄悄地，免得把妻子吵醒。他拿上拐杖，走出家门。他在黑夜里行走，拐杖在身前点点戳戳，夜风拂面而来。他的地边上有块平平整整的大石头，他弯下腰坐到上面。他常常来这儿坐一坐，有时一个钟头，有时更久，凝望星空，看流云漂过月亮。他回想自己漫长的一生，感谢所受的恩惠和喜乐。他懂得，再有更多的索要，更多的欲求，便未免过于厚颜。他幸福地叹了口气，再听山风瑟瑟，夜鸟啁啾。
可是每隔一会儿，他便觉得万籁之中，别有异声。那高亢的声音一成不变，是一只铃儿叮叮当当。所有的绵羊和山羊都在熟睡，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孤孤单单地在黑暗中回响。有时他告诉自己，他并没有听到这声音，可有时他又确信无疑，便向黑暗中叫道：“有人吗？谁在那儿？出来啊。”可是从无应答。巴巴·阿尤布不明白。正如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听到这铃声，便总有一道波浪，宛如苦梦的尾梢，从他周身横扫而过，每一次都像不期而至的狂风，吹得他心里一惊。可是随后它便过去了，像所有过去的事情一样。它过去了。
就是这样了，儿子。这就是故事的结局。我再没什么可讲的了。现在真得很晚了，我也累了，你妹妹和我天一亮就得起床。所以把你的蜡烛吹熄，脑袋放平，闭上眼睛。好好睡，儿子。咱们早晨再说再见。
本文选自卡勒德·胡赛尼新书《群山回唱》（康慨译），「一个」中文首发。
卡勒德·胡赛尼，阿富汗裔畅销书作家，《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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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03 香港无人牵手
txt小＿说天堂
作者猫司令
几年前我在香港报社做实习记者，住在观塘的一处又老又破的大厦里。这一区是旧工业区，老房子面临回收改造，很多楼都空了一半。临街的店铺大多关了门，贴上“政府房屋”的胶带，像一排没拆封的旧炸弹。有些不愿搬家的，或者企图多要点钱的老人，周末聚集在社区附近的小花园里，兴意阑珊地齐声喊两句口号，算是表明了态度。他们不搬，香港政府也不急，这一区的改造就一直拖了好几年。
我安然地在这里住了一年多，忍受着嘈杂，享受着廉价。与我合租的其中一间住着五十多岁的东莞老阿姨，也是房东，大逃港时期从珠江对岸游过来的，老公死在了水里。另一个房间是一对儿和我差不多年纪的港漂男女，男的叫阿强，女的叫tracy。我们住在孔雀大厦森排林布的房屋中的一户，孔雀大厦是香港森排林布的大厦中的一幢。
香港是个很特别的地方，消费主义的天堂，浪漫主义的地狱。热气腾腾的人海填满了整个城市的每一寸空隙，青春就像轰鸣的巨大机器里的柴油，不断被燃烧，消耗，制造出巨大的热量，然后被取代，补充。我每天挤8站港铁到九龙塘上班，逐渐发现一个有趣现象，那就是香港的街头和地铁里很少有牵着手的情侣，当然要排除掉尖沙咀的海边散步的游客。这里空间太小，人的速度太快，想要齐头同进并非易事。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真正牵着手走路的恋人一定非常相爱，因为他们随时会被人群挤得姿势扭曲。这个发现也改变了我对阿强和tracy的看法，他们彼此不是情人，而是纯粹搭伙过日子的伴儿，简称伙伴。关于这一点，只要瞥一眼他们房间里贴着两面相对的墙摆放的一对单人床就明白了。
这是典型的香港故事，不过是去掉了其中声色犬马与激昂励志的部分罢了。阿强和tracy是职业小偷，主要在旺角偷大陆游客，心情好的时候也光顾超市和酒店，顺走别人放在推车和椅背后面的手提包。他们挑食，只偷大陆客，通过身上的衣着和说话的口音分辨出这些逆来顺受不会报警的可爱同胞，通常一个人掩护，一个人下手，技法娴熟。你知道，在旺角和尖沙咀每立方米十几个人的地方，他们做这个很安全。
我常看见tracy湿着刚洗完的头发，坐在自己那边的单人床上翻看偷来的相机里的照片，头顶的风扇吱吱作响。有时候她会叫我一起看，照片上的一家人去过迪士尼，海洋公园，黄大仙祠，tracy说：他们该去太平山顶了。然后咧开嘴跟着照片上的人笑起来，好像举家出游的人是她自己一样，她是个漂亮的女孩。有时她独自晚归，我就猜想她是不是真的去了太平山顶，在山上遇见了丢了相机的那一家人，他们可能还是很开心，买了新的相机，或者干脆让旅行团里的其他人帮忙照相。如果真的遇见了他们，tracy会把偷来的相机储存卡悄悄放回到女主人的包里，我知道她会这么做。
tracy对别人不太见外，这常惹阿强不高兴，他是个谨慎的人，谨慎完全出于他的懦弱而非聪慧。跟tracy比起来，阿强已经在外表上融入了香港年轻人，白话也说得更好。他用假证件在海港城最大的h&m做兼职，没人怀疑过他的身份。房东阿姨也喜欢他，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会在每次tracy洗完澡之后帮她把下水口的长发清理干净，一次不落。即使有能力正当赚得温饱，阿强还是会和tracy出去“打猎”，偷来的钱会先存到香港账户，然后每月买一张五千元人民币的汇票，用挂号信邮寄到他福建的家里。
生活像维港的天星小轮一样周而复始，每个人都有秘密。房东阿姨对小情人们的买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她自己也常常接陌生男人回家过夜，屋里传出的撩人叫声，一方面出于生计，一方面出于生理。而我呢，我的抽屉里常年放着一盒烘干的大麻叶子，是从附近的地下酒吧买来的，这些叶子漂洋过海从我的家乡云南来到香港，一路上缴的“税”不比香港出口的苹果手机要少。我从不担心被发现，香港这么大，没人注意，也没人care。
那一年金融海啸，连报社都在裁员。我已经成了正式工，每天加班到晚上十一点，为的就是不被裁掉。很辛苦，每月赚到一万两千八百块，跟保洁员相同，仍住在十平米的孔雀大厦里。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到香港来是为了什么，不过乐观想想，没人知道是为了什么，大家还不是都在生活。当然，也可以说是生存。冬天快结束的时候，房东阿姨悄悄告诉我，tracy怀孕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可能才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那段时间我每次打开洗手间，都有一股若有似无的腥味，那是呕吐之后细心清洗过的味道。
我以为是阿强的孩子，但连我也从没听见过他们在房间里做爱，只是直觉。我想起有一次阿强带tracy去了中环的一家高档餐厅，回来时顺走了一个大陆二奶放在衣帽间的貂皮大衣，冬天这么热，香港没人穿成这样。tracy在房间穿着大衣向我们展示，高跟鞋咔哒咔哒地穿过两张单人床之间的狭窄过道，滑稽得像个喜剧演员。她广东话不好，平时不爱讲话，那晚的咔哒声是我唯一记得她的声音。那天夜里没有月亮，也没有风，我迎着香港拥挤的霓虹灯光，瞥见阿强看tracy的眼神，是我从没见过的爱意。
那件大衣在米兰站卖了四千五百块港币，不久就传出了tracy怀孕的消息，我第一次听见他们在房间里争吵，用的是他们家乡的方言。我猜想是tracy想回家生孩子，但阿强不同意，很久以后我发现我完全错了。这不能怪我，闽南话反正我是一个字也听不懂。再后来我搬出了孔雀大厦，搬到了另一个即将改造的地区“柴湾”。临走前我把抽屉里的大麻叶子留给了房东阿姨，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戒掉这个玩意儿。半年以后，当我再次回到孔雀大厦，周围已经围上了高高的施工用的围栏，我抬头看着挖掘机一勺一勺把混合着各种碎屑的渣土装进车里，说不清是什么感觉。
房东阿姨搬到了远离市区的天水围，她告诉我说，tracy他们回大陆了，不过并不是自愿的，阿强举报了她。她没有签证，遣送回原籍。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阿强和tracy是亲表兄妹，他们到香港来并不是因为穷，而是为了远离是非。真好，这是我第一次明白地知道别人到香港来的理由。在旺角的米兰站，我看到了那件貂皮大衣，安静地挂在橱窗里，冬天这么热，香港没人穿成这样。
猫司令，自由撰稿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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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04 六里庄遗事·卷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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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东东枪
·李有鬼养过一只狗，短毛小耳朵，叫“二爷”。李有鬼把它养在一大笼子里，挂在窗边，只喂小米儿，没事还教它说人话——“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说啊你倒是！你好！你好！说啊！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