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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降下的死寂切不开、割不断，大家带着同种复杂的心情，将惊愕和哑然的眼神在空中抛来抛去。
我害怕了，等着有人用手拍开沉默之门，有人一脚踢破凝固的空气。
“还是班长呢，真他妈的变态。”房间某个角落里，朱笑笑第一个将声音甩了出来。
“朱笑笑，你给我闭嘴！”李子丽从座位上蹭起来，怒瞪着朱笑笑。
朱笑笑无谓地耸耸肩，一副“闭嘴不闭嘴都一样，反正我就是觉得她变态”的表情。
全班同学仍旧默然无语。
李子丽忽然抓起面前的酒瓶，猛灌了几口，贴在脑门上的刘海随着她转向同学的脑袋而晃动不止。
“说‘在一起’啊！”李子丽忽然一声人猿泰山似的吼叫。“大家不都喜欢拿两性开玩笑，把爱情当八卦吗？说他妈的‘在一起’啊。说说又会怎样？你也会成为同性恋吗？说他妈的‘happy ending’啊！”
没人说话，所有人的嘴都上了锁。
半晌，班里沉默寡言，毫无存在感的一个男生忽然小声说了一句：“这不是happy ending，这是hard beginning。”
10
第二天，文小妮就得去美国。她打算先在那里教两年中文。其实，在毕业之前，寝室里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
一大早，沈梅梅替文小妮拖着行李箱，将她送到了双流国际机场。
“照顾好自己。”文小妮说。
沈梅梅点头。
“善待自己，敬畏生命。”
“嗯。”
“好好赚钱，天天发财。”文小妮的声音仍旧脆甜。
“这些话，好像该我对你说吧？”沈梅梅反应过来。
“需要拥抱吗？”
还没等沈梅梅回答，文小妮突然冲上前，抱紧了沈梅梅，仿佛要把她的身材挤小几号。
“我知道，昨晚你是想趁我出国前，兑现你上次留在纸上的表白。可表白之后，又能怎么样呢？”文小妮终于松开沈梅梅，眼里起了一层雾。
“文老师，我知道这是hard beginning，”沈梅梅说，“但我只在乎‘happy together’，不介意‘happy ending’。”沈梅梅看了看墙上的钟，催促文小妮“该走了”。
文小妮拖着行李箱往前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朝沈梅梅大喊，“记住，我会做足练习，做好准备来应对‘hard beginning’，我能跨国界、零时差地和你一起happy together。”
文小妮的告别窜进了沈梅梅的心里。她站在原地，看着文小妮消失。
11
我和李子丽都知道，沈梅梅还在等着，等文小妮从美国回来。那天，文小妮会像大一时，还没和沈梅梅熟稔前，用脆甜的声音对她说出一句：“你也在这里。好巧啊！”
沈梅梅会在脑子里寻找一圈答案，却仍旧搜索不出最贴切的一句对答。最终，她只有装作像是在谈天气、聊书籍一般，跳转话题对文小妮说：“你有没有觉得，当你喜欢上一个人时，她所在的那座城市，也跟着可爱起来？”
肖爻悄悄，90后写作者。已在「一个」发表《外国文艺女青年在北京》《你是我从池子里钓起来的云》。@肖爻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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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65 与君生别离
t xt＋～小＜说＋天＞堂
作者路明
1。
那时我小学四年级，杨约五年级。我俩在同一个作文兴趣小组，我叫他小哥哥。杨约一头鬈发，眼睛大大的，很秀气。我注意到，他的嘴唇是紫红色的，像一嘟噜桑葚，嘴角有颗痣。
杨约作文写得好，还去市里参加过比赛。是他跟我讲回文诗；是他让我读“石室诗士施氏”；他会用“青翠欲滴”形容天空，用“葱管”形容女孩的手，用“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形容凶巴巴的女老师。我很崇拜他。
有一回，兴趣小组的老师读了我的一篇作文，里面写到一个“瓜子脸”的女孩。下课后，杨约严肃地跟我讲，女孩应该是“鹅蛋脸”，那些妖里妖气的女人才是“瓜子脸”。
还有一回，小伙伴们在踢球，他独自坐在操场边，神情落寞。看见我，他好像高兴了一些，指指胸口，笑着说，这里动力不足。
后来我才知道，杨约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上体育课。
那天下午，校园里响起了刺耳的鸣笛。我无心上课，隐隐觉得不安。那天放学我没见到杨约的身影。他在班上突然昏倒，老师赶紧叫救护车送医院，已经来不及了。
过了几天，学校来了一对中年夫妻。他们走进五年级一班的教室，收拾杨约留下的课本和文具。女人一边整理一边抹眼泪。男人眼睛血红，凶巴巴地对我们说，看什么看？
他们走了。女人好像不肯走，好几次一屁股坐在地上。男人用力拉扯着她。那么大的男人，背个那么小的书包，我们都觉得很好笑。
那天，路过五（1）班教室。阳光依旧明媚，角落里，有个课桌空空荡荡。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
死亡，永远停留在那里。停在五年级，停在11岁。
乌黑的鬈发，大大的眼睛，紫红的嘴唇，嘴角有一颗痣。
很多年后的一天，街上走来一群小学生，叽叽喳喳的，好幼稚。我猛然想起，杨约走的时候，也是这个年龄。
可为什么每次想起他，总是小哥哥的模样。
2。
他是个混混。
可即使班上最正派的姑娘，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好看的混混。
我们这帮男生，还整天蘸着自来水把头发弄成郭富城样的中分，他第一个剃了板寸。走在校园里，青皮刺眼，英气逼人。
我们敞开校服双手脱把骑自行车，自以为帅得很，他已经跨着摩托风驰电掣，后座是一个戴墨镜、永远不笑的姑娘。
我们偷偷研究生理卫生课本，揣测祥林嫂“第二天没起来”的道理，他已经弄来成套的港版《肉蒲团》、《绣榻野史》、《巫山艳史》。
真教人丧气，怎么玩都是人家玩剩下的。
同样的墨镜，同样的牛仔服，穿戴在他身上，就是比别人有款有型。
他是全校的反面典型。旷课，作弊，抽烟，打架，门门功课不及格，身边的女孩走马灯似的换。好多家长不许子女跟他有来往。老师也不管他，让他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
我们那个学校体罚风气严重，老师唯独不敢对他动手。每次他犯了事，只能把他爹叫来。
他娘身体不好，常年卧床在家。他爹是个满身酒气的工人，到了办公室一言不发，解下皮带就抽。
他用手护着脸，一声不吭，任凭皮带一下下落在手上、身上。他爹还不解气，一脚把他踹在
地上。他翻身爬起来，擦一把鼻血，斜着眼看他爹。
有一天，听人说，不好了，xx和他爹打起来了。等我赶到时，办公室里里外外已是人山
人海。挤进去，见到两人在地上扭作一团。
好不容易把两人分开。他爹气喘吁吁，骂骂咧咧，扬言要回家拿刀捅了这个不肖子。他一脸血污，还是那样冷冷的表情，死盯着他爹。
那时，我们才发现，他的个子已经超过他爹了。从此，我再没在学校见过他爹。
那天我踢完球，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高高的看台上，抽着烟。过了一会，他的头深深埋了下去，开始抽搐。我犹豫了一下，走到他身边。
他抬起头，满脸的泪水。
他说，我娘死了。
我看见他用夹着烟的手捂着嘴，无声地颤抖。我伸出手，放在他的肩头。
好一会，他抹了抹眼睛，对我笑笑说，你走吧。别让班主任看见你和我在一起。
从此，我和他有了微妙的默契。眼神交汇，无言一笑。放学后，他让我抽他的烟，骑他的摩托，看他的《肉蒲团》。他向那帮混混朋友介绍，这是我兄弟。人家读书好，跟我们不一样。
我也知道了许多猛料，比方上个月那场斗殴是谁挑起的；比方高中部某某女生，其实是黑社会老大的女人；比方班上最一本正经、最嫉恶如仇的团支书，去年给他塞过情书。
初中毕业，我离开了小镇。那时日子过得慢。起初几年，还能听到一些他的传闻——如何在镇上称王称霸；如何出面摆平了一场厮斗；如何搞了黑社会老大的女人，被打得死去活来；如何拖着一条伤腿，远走他乡。往后的日子，渐渐没了他的音讯。
过年回家的时候，团支书告诉我，xx死了。
我愣了。怎么会？
唉，他爹后来中风，半身不遂，他回来一边打工，一边照顾他爹。还谈了个女朋友，比我们小一届的师妹。谈了两年，差不多该谈婚论嫁了。
这小子光要钱，不要命。在那个喷漆车间，没日没夜地加班，也不好好吃饭。年底查出胃癌晚期，一个月不到就走了。太惨了，小师妹哭到不行……
我不敢相信，团支书的眼中也有泪光闪烁。
这么彪悍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跟老爹对打，跟老大抢女人，天不怕地不怕。在我们那压抑漫长的青春期，他是一尊邪神。不是说大反派都不容易死吗？不是坏人的生命力特别旺盛吗？
我忘不了那个逃课的午后，他向那帮混混朋友介绍我，一脸骄傲的表情——这是我兄弟。
3。
初七的早晨，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是小豆的妈妈。小豆死了。
几年前我做过一阵临终关怀志愿者，在第六人民医院的骨癌病房。我们的社团起步不久，所谓临终关怀，主要是陪绝症病人聊聊天，逗逗乐子，找机会鼓励几句。
第一次踏进骨癌病房。四张病床一字排开，几位老人躺着输液或是睡觉发呆，露出的一截手臂像风干的木头。家属低着头坐在床边。空气里弥漫着药水的味道。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说话。
那种安静叫绝望。
仿佛来到了噩梦里，又像闯进了墓地。
我们懵了，茫然不知所措，说话都结结巴巴的。准备好的话题完全不起作用。从病人到家属，没有一个人愿意搭理你。随便应付了两句，便把头扭过去。
我们落荒而逃。护士叹了一口气，你们去找小豆吧。
小豆在隔壁病房，正靠着床看一本《读者》。刚见到我们有一点害羞，聊着聊着就热络起来。
小豆很开朗，也很爱笑，笑着笑着主动把鸭舌帽摘下来，给我们看他的光头。
那年他14岁，皮肤很白。他不好意思地说，因为老憋在病房里，晒不到太阳。
小豆家在安徽农村，一年前查出了骨癌，几经辗转来到了六院。做了手术，取出一段骨髓。目前在接受化疗。总共十次，已经做完了八次。
问小豆，化疗疼不疼。他做了一个龇牙咧嘴的表情，说疼啊，每次化疗结束，麻药一点点退去，疼，撕心裂肺的疼，疼得想死，马上死。可那时连爬到窗口的力气都没有。过了两天，等有了力气，也就不那么疼了，不想死了。
他又笑，仿佛在说别的事，或是别的人。他一笑，旁边的病友也跟着笑。小豆的妈妈别过脸去，把削好的苹果浸在温水里。
我们聊了很久，聊小豆的老家，聊上海的物价，聊大学生活。我们添油加醋地说起大学里的奇闻轶事，小豆的嘴都合不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