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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是老弱组，都是跑不动的人，所以没有干部跟着。等大队人马修堤回来后，你会回到强劳力组，这些组天天都有干部跟着，早一年甚至还有武装持枪的监督犯人劳动。”他的语气好像是说：“你能和我们在一起没有干部监督，真是天大的福份！”我忽然听到汽车引擎的声音，循声看去，有一条砂石铺成的公路穿过三大队的田地。我又忍不住问：“这条公路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从华容县来到岳阳县去”。
汽车的声音消失在它扬起的尘土中，我想着卡车车厢的样子，又在出神，如果我能趁司机不注意爬上了那车厢，并用什么东西把自己掩藏起来，我不就有机会逃出去吗？第二天早晨出工前集合时，稽队长站在犯人队列前，狠狠盯我一眼，厉声说：“有些家伙逃跑思想不死，成天打听如何逃跑的路线。我警告这些企图逃跑的反革命分子，傅子庚脚上的铁镣就是你逃跑的下场！”
我大吃一惊，显然我昨天与吴老头的对话已被一字不漏地报告到稽队长那里去了。从此我发觉我受到特别的监视，我成了一位有逃跑思想的危险犯人。有次我被人从劳动工地叫回三大队办公室接受长沙来的人保组的人讯问有关文革中的事情，讯问完后，稽队长命令值班犯人押送我回劳动场所，我不能单独行走，因为我有逃跑思想。修堤任务完成后，一个早春二月天，傅子庚又被关进了小号子。那时三大队所有犯人都从外湖回来了。我几次到伙房去挑饭或打热水时，经过小号子门口，他都在门上的圆孔里与我打招呼。他小声说：“这回小号子里全是水泥地了。”不久，农场在三大队附近的大堤“闸口”外的湖滩上开了一次“宣判大会”。那是个充满春天气息的日子，田里的绿肥（紫云英草和油等）差不多盖住了棕色的土地，天气十分潮湿，到处是那种南方乡下春天的气息。闸口是建新农场西边围住洞庭湖的大堤上的一个大闸门。灌溉内湖七个大队的水就是由这个闸门调节。二月底三月初，堤外的湖洲还没被水淹没，宣判大会就在那渐渐变绿的湖洲上召开。老犯人告诉我每年的宣判大会都在这里开，每次宣判会都在春耕生产大忙季节前开一次，总要杀一两个犯人，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用当时的话来说是“抓革命，促生产”。但那年春天与往常不同的是，会场上临时搭起的木台上贴满了一个新的被称为“一打三反”运动的标语。内湖七个大队的一万多犯人黑压压地坐在湖洲上，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十米远有一挺机枪直指人群。看着各个大队的干部站在队列的后方，用仇视的目光扫视犯人，心中在猜想谁是今天被加刑的倒楣蛋。我还在想，当我舅舅、我哥哥及刘凤祥被打成右派后，第一次参加这类劳改队的宣判大会时，他们对自己政治犯的身份和对自己的政治观点会有什么感想？
出人意外地，当农场军管会干部宣布将死刑犯押上来时，其中一个竟是傅子庚。傅子庚与另一个稍微比他年长的年轻人各被两个军人拖上台，他们都被上了死绑。傅子庚背上插的罪名标牌是“反革命逃跑犯”，另一位的是“反革命重新犯罪”。我从未听过“反革命逃跑犯”的罪名。从那军人宣读的判词我才知道，傅子庚被指控三次越狱潜逃，并且在监房内“散布反革命言论”，攻击共产党。另一位被指控为攻击毛主席和共产党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又一次看到如此熟悉的人被死刑，而且罪名主要与思想言论有关，我不由得感到一阵恐怖。看得出来，对傅子庚判死刑是特别针对劳改队那段时期频繁的逃跑事件。特别是大部份犯人从外湖回来后，三大队的围墙里脚镣声不断，那都是逃跑失败被抓回来的犯人的脚镣响声。有位老犯人告诉我，当时三中队就有十个犯人“在逃”，他们是成功的逃跑者。傅子庚那天脸色灰白，看得出，他也被这一反常规的判词吓得魂不附体了。文革前从未听说只因逃跑而被加刑的。一般逃跑被抓回来的人只是补足刑期而已，只有在逃出去后重新作案的才会经过法院加刑。
那次宣判大会后，我被分到强劳力组。这个组都是身强力壮的汉子。到那个组的第二天早上出工前，稽队长把一位犯人叫出队列，他阴沉着脸，从鼻子里哼道：“给我跪下！”那个犯人争辩道：“我没犯事呀！”稽队长吼道：“你什么意思？你企图组织逃跑，以为我不知道，给我捆起来！”几个组长马上找来绳子，把那可怜的犯人按倒在地捆起来。接着稽队长下令把这个犯人的被子衣服全写上大大的劳改字样。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运动在建新农场开展起来了。每天夜里的政治学习我都听到各个监房里犯人批判犯人的吼叫声和被批判者挨打的声音。墙上贴满了标语：“彻底交待逃跑思想”，“彻底交待余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认罪服法，重作新人”。动员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全大队大会上，一位姓刘的教导员作了一个动员报告，他说：“你们中有些家伙对亡国共产不甘心，对无产阶级专政恨之入骨，日夜盼望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复辟。还有些家伙贼心不死，企图逃跑，以回到社会上兴风作浪。你们中还有些家伙有不少余罪没有彻底交待。在这次运动中，你们要彻底交待三盼思想、逃跑思想，彻底交待余罪”
我所在的新组的批斗对象有两位，一位是个十六七岁的农村孩子，他听到他的父母和爷爷（都是“贫下中农”）说国民党时代农民的日子比共产党时代好得多，他自己又有一九五九年挨饿的悲惨经历，所以对国民党产生了极大的好感。他用小刀在木柱上刻了不少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徽。这些手刻的图样被人发觉后，他被判了十年徒刑，判刑时他才十五六岁。到了劳改队他旧习不改，还是在木柱上刻着青天白日徽章图像，被干部视为“反改造份子”，成了第一个被批斗的对象。
第二个批斗对象是个叫刘桂农的高个子，他三十岁不到的样子，讲一口湖南茶陵话。像传统的乡下农民那样，在光头上缠着一条毛巾，很少说话。他看去是那种非常老实、本份、反映迟钝的农民。但是批判他的小组会后，我才知道，他曾经成功地逃跑出去，是那种“大智若愚”，做事扎实的“老实人”。
我们的学习组长是邵阳的一个中学的教员，因组织反对共产党的政治组织，被判处十五年徒刑。他那段时间正在争取得到干部的信任，经常向干部打小报告，斗争其他犯人不遗余力。那天晚上政治学习开始后，稽队长站在我们小组的监房门口，阴沉沉地说：“刘桂农前年逃跑出去七个多月，重新犯罪被抓获后，一直不彻底交待他的新罪行，态度极不老实，你们组以前对他的批斗太温和了，是不是有人同情他呀！”稽队长说完就到别的组检查去了。剩下的批斗会由学习组长主持。大家都知道稽队长的话意味着，今天要对刘桂农动武。学习组长向刘桂农吼道：“刘桂龙站出来，给我跪在地上，你今天如果不交待你的罪行，我们绝不让你过关！”刘桂龙并不反抗，跪在地上慢慢述说，他去年逃跑出去后扒了一百二十元钱，四十七斤粮票的过程。周围的监房已响起用扁担打犯人的声音。我们小组也有人站出来叫道：“刘桂农，这些事我们早就知道了，你还用它们来对付我们呀！”学习组长站起来，“今天我们不给他一点颜色看，他是不会彻底交待的。”刘桂农仍一声不响。学习组长找来一捆绳子，一边动手捆他，一边唠叨：“你今天是不见棺材不流泪，要顽抗到底了！我让你知道什么是吊半边猪的味道。”不到十分钟，刘桂农的一只手一只脚被吊在监房内的梁上，学习组长和生产组长把绳子扯紧，刘桂农另一只脚和手也离了地，疼得他像被杀的猪一样大叫。才几分钟，刘桂农就嚷“我交待，我交待！”那一夜，刘桂农交待的扒窃的金额上升到近一千元，粮票上升到数百斤。
第二天，稽队长指令他留在监房里写交待，他哭丧着脸说：“我不识字”。我被指定替他记录。后来我才知道，刘桂农根本不是文盲，他假装不识字是一种不留下亲笔招供的手法。我听他讲了一天他的故事，一边听一边记录。他原来是乡下一个农民，后来替生产队出外做生意，学会了伪造提货单到国营工厂冒领商品。后来又学会了扒窃。两年前他被判十年徒刑来到三大队。他劳动十分卖力，从不多说话，受到干部的信任，还当了生产组长。前年秋季摘棉花季节，他趁棉树长得最高的时候从棉田里逃走了。由于他每天摘棉的产量最高，质量最好，还是生产组长，没有人怀疑他会逃跑，都以为他回监房了。直到天黑时，大家才肯定他已逃跑，但那时也追不上了。他告诉我，他逃跑出去后的半年都是靠扒窃为生。他一件件讲他扒窃的过程，其中一件特别使我吃惊。有天他在火车站找“鱼”，看到一位年轻的妇女带着一个大包袱在等火车。他趁机扒了她的钱包。他在厕所里将钱点了一下数，出来时见那妇人已发现丢了钱，正在到处寻找，尤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不禁起了恻隐之心，走过去问她出了什么麻烦。他又假装帮她找了一阵，然后慷慨“解囊”，将扒来的钱的大部分假装赠送给她。他假装与她同路，又在一块坐了一天火车，到了目的地城市后，他俩已如胶似漆。同居了两夜后，他们才恋恋不舍地分手。刘桂农奉行“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每次有了很多钱都要回家一趟，送给周围的朋友熟人不少礼物，所以家乡的干部群众对他都十分好感，他也从未在家乡出过麻烦。
几天后，我才体会到刘桂农不但扒窃和逃跑是“做事扎实的老实人”，而且还很有政治手腕。刘桂农被学习组长“吊半边猪”后不久的一天早晨，稽队长就在集合出工前把这位学习组长叫出队列，把他臭骂一通，“你这个反革命分子，人不知自丑，马不知脸长，以为可以轻易骗取我们的信任，你才当了几天学习组长，又在反改造了。”接着当场撤销了他的小组长头衔。后来一位同犯告诉我，肯定是刘桂农打了他的小报告，说他抱怨肚子吃不饱。这位“反革命”以后再没有那样积极批判“同犯”了。而刘桂农还是那样从不说话，对人仍然十分厚道，但做出来的事却扎实得很。刘震宇一天初夏的早上，犯人列队出工时，三中队的管教向犯人们宣布：“被念了名字的人今天不出工，留下来有事情。”他念了七个人的名字，其中一个是我。这正是插完早稻的中耕季节，农活不是很紧张，我对田间劳动毫无兴趣，尤其受不了耕作的劳苦，有幸不出工自然是件好事。其他犯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其他犯人走了之后，我发现每个中队都留下来六七个人。
一位姓杨的管教对集拢来的二十几个犯人宣布道：“从今天起，政府组织你们办五天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叫做‘认罪服法学习班’。你们中间多数人不认罪服法，有的还在不断地申诉，不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政府不惜代价，让你们不出工，集中五天时间来教育你们，说明政府对你们仁至义尽，也体现了政府劳动改造犯人，让你们成为新人的政策。”杨管教命令我们拿个人自己的小凳子，我们二十几个人被带到了一间空屋子里。杨管教坐在一张很简陋的办公桌后面，让值班的人给我们每个人分配了几张写字纸，然后让我们写自己犯罪的事实和对自己罪恶的认识。我对这种认罪服法学习班的程序感到模糊，我不太明白我应该做什么。凭自己的直觉，我们是政治犯，我是在文革中向当局挑战，批判现行体制而被判刑的。他们大概希望我改变这种反对的态度。于是，我在写我的犯罪事实时反复强调自己是在共产党教育下长大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忘记了党的教育，个人主义膨胀，走上犯罪道路。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熟悉的接受批判争取过关的一般方法：说明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虽然因为个人主义犯了错误，但是愿意悔改，同时应该得到谅解。杨管教坐在那里读我们写的“认罪服法书”。他读了我的之后，把两页纸往桌上一扔，厉声道：“杨曦光，你还是死不认罪！你哪里是一点个人主义，你是有政治野心，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你不承认这一点，怎么可以承认你的反革命罪行呢？你必须承认你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本性。”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原来认罪服法不是争取求得谅解，而是要承认自己本性凶恶，不可谅解，所以判刑是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