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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请他到我们家来做过一次客。他没有被判刑，林彪事件后他就释放了。他是高级钟表技师，钟表行需要他，他又回钟表行重操旧业。他到我家来做客时还保持着国民党时代的礼仪，见了我父亲毕恭毕敬地行了个鞠躬礼。宾师傅的修表作坊于一九五六年被强迫公私合营，他的私人房产第一层被政府强占开了一个书画店，第二层他一直保持着私产权，作住房用。那是长沙繁华的五一路上的一幢临街房子，我去那里做过客。做客时，宾师傅告诉我，和他情况类似的一个小产业主，后来一直坚持开一家私人童装店，文革中政府没收了他的房产，说他抗拒社会主义，把他赶到大街上，露宿街头。后来这个小业主不明不白地死在大街上。我一九八零年最后一次见到宾师傅时，共产党正在退回私房。我问他：“您是否有兴趣再自己开店呢？楼下的临街铺面是做生意的黄金地皮呢。”宾师傅摇摇头，他说他已经决定从五一路搬走，把这幢楼的二层也让给政府，条件是政府分给他两个单元郊区的公寓房子。他的儿子马上要结婚，需要一套独立的房子。这真使我感到意外。宾师傅是那种工于心计，精于计算，看重财产、技术和事业的人，结果在共产党执行开明政策的时候却对财产和事业完全失去了信心。我想起宾师傅在六栋里给我讲韩信的故事时的神态，我知道这种决定不是轻易做出的，他一定借古鉴今，对中共这个朝代的演进想了很多。他的举动说明了他对这个政权已完全没有信心，但又无可奈何。余总工程师一天下午，我正在地上做俯卧撑，才做到第二下，宾师傅小声说：“有人来了！”哐啷一声锁响，卢所长将一个矮矮胖胖的人关进了号。他抱着一大堆被子和行李，放在床上后又转过身敲门，原来他还有一箱书放在门外。卢所长让他把书搬进来后重重地关上了厚实的门。新牢友看去很像电影中的资本家，白白胖胖的，上唇留着一撮胡子，肚子大得翘起来，走起路来象只大企鹅。但他的目光炯炯有神，样子十分精明。那时的中国，一般老百姓中很少能看见他那样的胖子，大多数人都瘦得很，尤其是在牢房里，更看不到他那样的胖子。只有高干和有特权有地位的人才可能如此胖。我和宾师傅都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了几分敬畏。他的胖说明了他身份的不凡，他一定是那类老百姓称之为大脑壳的有地位的人。他从一包行李中取出几个瓶子问我道：“我靠墙睡好不好？”意思是靠墙方便放他那些瓶子和书。他的声音听去十分温和、浑厚，地道的长沙城里话。好几天后我才知道，那些瓶子里装着他家里人送来的猪油、葡萄糖和蜂王浆。我们也知道了他的名字——余裕一。老余是那种长于言谈的人。他每天都有一些故事告诉我们。有一次，他讲了自己的一个故事。
“过苦日子时（老百姓都将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称为过苦日子），头发夹子、胶鞋、茶缸都买不到，买什么都要排队，一碗放了几粒米和糖精的甜开水都要卖一角五。我们虽算是高级知识分子，有高薪，但有钱买不到东西也要挨饿呀。每次发了工资，我就给我儿子和女儿一些钱，让他们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看到排队就去排上买些东西回来。他们有时买回一个茶缸，几斤水果糖。有天我儿子回来给我一迭火车票，我问他这是给谁的。他说‘好长的队呀，我排了两个小时才给我们家一人买了一张票’。我生气道：‘我们又不要出差，买火车票干什么？’‘您不是说不管什么，看见长队就去排，能买多少就买多少，把手上的钱用光为止。我今天把您给我的一百元钱都用光了呀！’”老余的故事还没讲完，我们都笑得前仰后合。后来我听这类笑话多了，发觉老余的笑话都是政治笑话，笑完后，听者能慢慢体会他对共产党社会的讽刺。后来我发觉，这类政治笑话不一定是真人真事，而是老余根据当时的社会现象编出来的。比如他告诉我们，共产党刚接管长沙时，听说交通规则是行人、汽车全部靠右，一位高干大怒道，这怎么行，行人都靠右了，那左边谁走呢？”旁边有懂交通规则的告诉你，对面来的人靠右对我们来说就是靠左。这位“大脑壳”好不容易明白了“行人靠右”意味着两边都有人走，但还是怒气冲天，“共产党是左派，怎么能让人们全靠右走呢？不行！要改过来，行人全靠左！”
我听了老余这些故事，一边笑一边想，他坐牢一定与讲这类政治笑话太多有关系。但是后来我才发觉，老余坐牢的原因比这复杂多了。老余告诉我，他是四十年代中在美国耶鲁大学拿的土木工程硕士。他回国时正当抗战结束，大家都想干一番大事。程潜与蒋介石竞选总统失败后，回到湖南，决心干一番大事。他成立了建设厅，从美国和国内的名牌大学罗致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准备在湖南建设公路、水利工程和工业企业。老余就是这批知识分子中的一个。
老余对程潜十分尊敬，他告诉我程潜回湖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三七减租，使地主收的地租从百分之五十降到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二十五。老余说，程潜比蒋介石更器重知识份子，重视建设事业。新成立的建设厅完全由留美回国的年轻人掌握，程潜对他们委以重任。”那时的省政府只有四个厅：教育厅、建设厅、警察厅、税务厅。哪像现在一百多个厅局。程潜时代的省政府的规模不到现在省政府规模的百分之一！”老余告诉我们，程潜是位有魄力的人，他要扩建和整直长沙市的马路，特别是把八角亭商业中心的麻石路都改成柏油路，这需要搬迁一些商号，触及一些商人的利益。很多受到影响的商人给程潜偷偷送去金条。程潜一律拒收，到一九四九年前终于完成了一些重要道路的整修。程潜是国民党时代的最后一任湖南省主席，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兵临城下时宣布起义，帮助共产党和平夺取了湖南。他手下的建设厅和老余这批知识分子也跟着他进入了共产党省政府的“水利电力厅”。五十年代湖南的很多大型水利工程和电力工程都是由这批人设计的。文化革命中，林彪宣称“湖南和平解放不和平，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在湖南有深厚的基础。”因此程潜及其部属成了文革打击的一个目标。我碰到老余前，程潜在我心目中是个老朽无能的国民党官僚。从老余那里我才知道程潜是位对地方建设极有贡献的政治家。老余有很多水利工程和土木工程方面的书籍。我告诉他，我希望修完高中的数学。他很高兴，马上和我一起订了个学习计划，从对数开始，每天学两小时，直到我们分手。老余很强调逻辑思维的重要性，记得第一堂课他给我讲的故事是工字梁的来由。他告诉我工字梁是由一个少年最先想到的。他在纸上画下一根受力的横梁，发觉一根横梁受力时，这根梁的上部被挤压，而下部受到拉力，但在中间的条线上梁不受任何力的影响。所以去掉梁的中部不会减少梁的受力能力，但却能减少梁的自重。老余强调工字梁的发明完全是一张纸，一支笔和逻辑思维的结果，后来的实验只是验证了这个逻辑思维而已。他强调逻辑思维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他不喜欢毛泽东的“实践论”。那个时代，毛泽东的实践论是所有学生和知识分子必须遵从的哲学原则。老余告诉我，有天他在一个学校教物理课时，一位成绩极差的学生知道他不会骑自行车，站起来为难他：“你讲力矩、力臂，平衡讲得玄乎其玄，你能不能在自行车上示范一个平衡给我们看看，毛主席说的实践出真知嘛！”老余说，“我就告诉他，理论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能预见不能实践的事。比如没有人能举起地球，但我却能用杠杆原理证明，只要有足够长的力臂，任何小孩都能用一个杠杆举起地球。我也告诉他工字梁的发明过程，发明工字梁的人没有做过实验，他只是用一支笔一张纸进行逻辑推演。”老余当时还在计算各种输送液体的渠道横断面在不同径流变数下的最佳形状。那是我第一次明白微积分用来求极值在工程技术中的效用。文革中，大家都忘掉了数理化的功用，一心只考虑政治，而且所有学校都在批判文革前的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从老余的工作，我渐渐明白了数理化的巨大价值。老余经常拿出一个又大又厚的本子来看，有时还在那本子上写些东西。在我再三追问下，他告诉我，那是他文革前就开始写作的一本书，是一种固体比重仪的设计。老余在另一个号子里时完成了这本著作。老余的固体比重仪是一个形状像对数曲线的容器，其中盛着液体。人们只要将被测的固体投入这个容器，就能立刻从刻度上读出它的比重来。就像人们用液体比重仪测液体的比重一样。从老余对那本书的态度，看得出他在上面花了不少心血，并对其抱以厚望。当时，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统治了所有人的活动，当局的政治目标成为主宰一切日常生活琐事的准则，所以老余讲起他的业务来，总少不了涉及政治。一天他向我详细讲解“径流系数”的定义，他举例说，“全国农业的模范，大寨大队三次修坝蓄水，但每次他们都不测量周围山坡的径流系数，不计算最大径流量，结果一下大雨，坝就被山洪冲垮，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还要全国人民学习他们这种不科学的蛮干方法。”
我正在认真听老余的讲解，门锁大响，那响声是如此突然，在此之前，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往常开门前，总有一些脚步声。一位军人大声呵斥道：“出来，快，不准拿任何东西！”两排监房间的走廊里是其它号子里的犯人，他们也被同时赶出号子。每个号子门口都是军人，走廊的一头是荷枪实弹的军人。我们站在走廊里，军人们走进号子，接着是一片噼哩啪啦的声音，原来军人在突击搜查号子。后来我才知道，每一年或两年，有一次这样的搜查，主要目的是搜查违禁物品，对政治犯主要是企图发现反对当局的文字，以作为罪证。近一个小时后，我们回到号子，号子里就像遭了一次抢劫一样，衣服被子被丢在地上，所有的角落都被搜查过，老余那些装猪油的瓶子不见了。后来我们听说一打三反运动后，六栋里加强对犯人的管理，猪油也不准家属送了。
“我的书呢？”一听老余的那凄惨声音，我知道一定是他那本著作不见了。老余马上开始用双拳捶门。一个军人走过来怒声喝道：“什么事？”“我的一本著作手稿不见了。那是我辛辛苦苦几年来的心血呀，那是本技术书，除了水利工程专业，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呀！”
那军人冷笑一声：“你还想搞‘技术第一’，走‘白专道路’呀？死了这条心，老老实实改造你的反动世界观吧！你所有时间都应该学习毛主席著作，反省自己的反动思想，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东西对你、对社会毫无用处！”他啪地一声扣上了号子门的小圆孔上的木盖。宾师傅小声说：“秀才撞上兵，有理讲不清！”老余却扒在门上嚎啕大哭起来。
宾师傅和老余都从来不知道劳改队是什么样子，所以很喜欢听我讲在建新农场三个月的经历。我告诉他们建新农场是什么样子，多少犯人，犯人每天做什么工作，吃什么。我又告诉他们，我在劳改队碰到的不少老犯人都留恋刘少奇。文革前刘少奇当政的时代，犯人的日子好过得多。那时犯人的零用钱是二元而不是文革中的一元五角。每个大队有小卖部，犯人可以自己买东西。而现在却只能通过干部买东西，小卖部也撤销了。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老余却很不以为然，他说：“刘少奇有什么好的，一九五七年他打右派也是急先锋。根本就不懂管理国家，他居然还说机械化不适合中国的农业，但如果让私人管理，机械化一定适合中国大多数农村。”我忙问他：“你一九五七年也受过波及吗？”“是呀！我一九五七年被划成极右分子。原因就是我关心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在国民党开代表大会时，托我在海外的朋友发过贺电。”他告诉我，自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根本不敢向人提名台湾，一听到有人在讲与台湾和国民党有关的事，马上走开躲得远远的。有天晚上老余和我讲起，他们几位从美国回来的同学，抗战胜利后一起议论时局。他们都对二次大战后共产党阵营的发展深感忧虑。”我告诉我的同学，当年如果日本人与德国人密切配合进攻苏联而不进攻中国，德国人也向东打，而不向西打，那苏联就会被消灭，整个世界就再不会受共产党威胁了！”他的口气使我大吃一惊，因为从他的话听得出，他是宁愿希特勒称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