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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那种我不熟悉的“认罪服法”的态度。如此自然地把对现政权的敌视和颠覆它的阴谋向公众宣讲也使我感到意外，我不明白当局是如何使姚宝称之为有政治头脑的人如此大胆地把他心中最隐秘的东西向他的敌人和盘托出，而且是用这种“认罪服法”的态度。黄文哲被打得头破血流
不久，五组传出风声，李早平向干部提出不愿干组长了，理由是，全组所有人都是“反改造”，只有黄文哲一人是靠拢政府的。他没法管理这个组。李早平是华容县一个农民，也是“攻击污蔑”罪进来的。当时的政治气氛，发牢骚讲文革前的小说故事，念唐诗都可以算“反改造”，黄文哲把五组所有人的重要言行都报告给干部，当然只有不说话的人才不是“反改造”。接着李早平告诉我，五组的大多数人都向干部“递条子”，指控黄文哲思想反动。黄文哲在五组完全孤立了。当时正是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正在利用大多数共产党员对文革的不满，把文革的罪责往林彪身上推。
不久，一次一中队犯人大会上，汤指导员批评黄文哲。”有个反革命家伙把五组搞得乌烟瘴气，指责别人都是反改造，只有他一个人是好的，其实呀，他是最大的反改造！”第二天夜里，五组又开会批斗黄文哲。这次没有任何干部示意打人，杨国昌就带头动手打黄文哲。周围被黄文哲打过小报告的人一拥而上，把个黄文哲打得头破血流。接下去的几天，我们都看到黄文哲又变了个样子，出工掉在最后面，做事懒洋洋，不洗脸，不刷牙，一身又脏又乱。看得出他已有点精神失常。干部问他“怎么啦，黄文哲？”半天没有回答，问几次后，他才懒懒地答道：“我想不通！”精神失常以后杀人
黄文哲被批斗后的第四天深夜。我突然听到一声惊悸的叫声，好一段时间后，隔壁有人大叫“打死人了呀！打死人了呀！”我和六组的人围到五组门口，看见杨国昌床上一片血迹，头被打开一个窟窿，脑浆和血混在一块。第二天一早干部进监房，从床底下取出一把十字镐。黄文哲马上被关入“小号子”。“小号子”坐落在三队监房大院的东北角，那里有一个很高的岗哨楼，共有六间极小的监房，没有窗子，六面都是水泥。小号子专门用来惩罚不顺从的犯人或所谓“重新犯罪”的犯人。每天的口粮标准极低，八两米饭，蔬菜也极少。特别是在黑暗、潮湿、狭小的小号子中的单身囚禁，正常人也会精神失常。姚宝以前是黄文哲的好朋友，看到他这样倒霉，十分难过。一天他借口给黄文哲去送些他要的衣物，和一位送饭的犯人一起到小号子门口去看黄文哲。姚宝回来后告诉我，黄文哲又变得与在七队一样，见人就骂共产党。姚宝再三劝他小心点，他也毫不在乎。黄文哲很认真地告诉姚宝“共产党政权险象丛生，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日子不多了，姚宝，你耐心等着吧！”姚宝看着他瘦削下去的脸和叮当作响的脚镣，心中觉得好凄惨，再三告诫他“你要好好保重自己呀！”
黄文哲被判死刑
一个月后，汤指导员在大会上宣布：“黄文哲在小号子里在被子衣服上书写反动标语，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这小子活得不耐烦了，他马上就要到闸口去啃草皮了！”黄文哲是在每年两度的全农场宣判大会上被判处死刑的。处死时，它被武装士兵拖上台，全身死绑，背后插着一个又长又窄的白色标牌，上面的黑字是“反革命杀人犯黄文哲”。“黄文哲”三个字上有一个大大的红叉。一位胖胖的干部宣布了判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最后这两句响亮而威武。黄文哲马上被拖下台。我看到他被拖到台右边后方的一个草坪上已挖好的洞前。他被按下跪在洞前，面朝洞，两声沉闷的枪声响起，是由一个士兵站在他身后用手枪射击的。他应声栽倒在洞里。我再看不下去，黄文哲在大会上介绍学毛主席著作经验时那聪明理智的神志和他被批斗后那付丧魂落魄的样子轮番在我眼前转，还有那倒霉的杨国昌的尸体，我在问自己：谁应该对这些悲惨的事情负责呢？复旧和斩草除根一九七二年的春天
1972 年的春天卷着紫云英和油菜花香悄悄来临了。中国南方的春天像突然上演的话剧，充满着勃勃生机。无穷的能量通过潮湿扑鼻的绿叶香味使人心醉神怡。我根本记不起年春天的美丽了。我只记得那个春天到处响着“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的口号，到处都是判处死刑的布告，天在我心目中总是惨黄而阴暗，泥泞的地似乎到处躲藏着死亡，尽管我知道1970 年的春天不会比1972 年的春天更多雨。1971 年的春天虽使人感觉社会已恢复了秩序，但是到处是“阶级斗争”，“专政”的口号，我感觉不到那个春天扑鼻绿叶香味的沁人心脾，却记得那个春天的湿冷。1972 年的春天给我的印象却十分美好。林彪于去年九月份死于蒙古，中国政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很多老干部复职了，以前被视为走资派的陈毅（前外交部长）也在报上恢复了名誉。劳改队犯人的零用钱恢复到文化革命前的每月两元，三大队的图书室也恢复了。图书室有一个报刊杂志目录，从这个目录可以看到，有几十份期刊、杂志将复刊，犯人被允许用自己的钱订这些杂志。
我订了三份杂志，《国外科技动态》、《中国科学》和《学习与批判》。当然用我父亲邮汇给我的钱（劳改队的零用钱只够买手纸，牙刷，牙膏）。从报上可以看到周恩来越来越活跃，而江青、张春桥这些左派却很少露面，我想起刘凤祥的一句预言：“文化革命与其说是毛泽东的胜利，不如说是周恩来的胜利，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周恩来会越来越主动，而毛泽东会越来越被动。”
新来的关教导员
这种微妙的政治变化给我们三大队带来了一位复职的老干部“关教导员”。原来那个恶狠狠的刘教导员被调走了。而这位新来的关教导员，据说是文革中的“走资派”。他讲一口地道的东北话，一听就知道是1949 年南下的干部。这些干部比那些只会讲本地话的年以后当上干部的人显然资格老得多。关教导员经常向犯人保证改善伙食，每月杀次猪吃次肉，看一次电影，用这些犯人喜欢的事鼓励犯人安心工作。这在文革中是被批判为“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犯人们最大的物质要求大概就是每个月多吃几餐肉，多看几场电影。特别是自从1960 年以来，劳改队有好几年没有电影了（社会上，那段时间也没有电影）。年，一些老影片又在劳改队放映，每个月放一次。每次放电影前后，电影片成为犯人们的一个主要话题。放映前的几天，不少犯人真是“望眼欲穿”。人们不但感到秩序的恢复，也感到理性的恢复。这种微妙的变化特别集中表现在报纸的宣传上。报纸上文章的语调十分像1962 年一样，总是有两个意义相反的句子联在一起，比如“我们应该突出政治，但是也要把业务工作做好”，“我们应该走群众路线，但是也要发挥专家的作用”，“我们应该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是也要重视教育质量”，等等。看得出，“但是”后面的句子在作者心目中比“但是”前面的句子更重要。他真正要强调的是“但是”后面的句子，“但是”前面的句子只是一句不得不接受的口号。一九六二年是我从小学毕业考入初中的那年。那时中国正在从大跃进后的混乱和饥饿中恢复过来，一切都在“向右转”，农村在搞“包产到户”，工厂里，在推行“工业60 条”，强调“利润挂帅”，“业务第一”，“物质刺激”，“专家路线”。教育界在改变招生政策，以前入学要看“家庭成分”，出生不好的人不能进好学校，1962 年改为以考试成绩为唯一的录取标准。长沙一中成了全国的重点中学，很多右派都被请回一中以提高教学质量。省委大院中我的同龄少年那年都因为成绩不好没有考上一中。我是极少数考上一中的高干子女之一。我的班上没有一个高干子女，我的同学大多是工程师、医师和教师的孩子。后来有两个高干子弟从高班留级到我们班，我才有了两个高干子弟同学。比我们高一年级的学生进中学的录取标准完全是看家庭出生而不看考试成绩。那年我的数学老师、生物老师、外语老师都是右派分子。他们刚被学校当局从劳教营请出来。记得第一天上课，我们的班主任告诉我们，大跃进以来的教育质量比50 年代初低得多，而50 年代的教育质量又比1949 前低得多。所以学校要重新重视教育质量，恢复长沙一中大跃进前百分之九十七的升学率。
想起了一九六二年
1972 年的春天，周围发生的变化是我想起1962 年的一切，1962 年的气味，1962 年的天堂。1962 年我们家住的省委“榕园”旁那百花齐放的花园和漂亮的房子。不同的是，年我从来不认为那种环境是多么美好，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我刚坐牢时，我还觉得那么舒适的生活环境让人感到物质的满足导致精神上的空虚和缺乏刺激。十年前的我从来不知道中国社会的下层是什么样子，总是幻想有一天能像小说中在社会上闯荡的主人公一样，经历社会底层富于刺激的生活。十年后的1972 年，那美丽的花园，榕园边的洋房，安静的校园对我来说已是可望不可及的人间天堂了。现在周围全是穿着破烂棉衣，衣上印着“劳改”字样，光着头的劳改犯人，黑洞洞的牢房，里面是十几人共睡的大统床。充满着汗臭和低级劣等烟草的刺激味。在经历过革命的骚动，有过被剥夺社会地位的痛苦经历，受尽侮辱和羞耻后，秩序和理性的恢复对我来说像是雨后的阳光。我像所有参加过革命的旧日贵族一样，在秩序和理性恢复时，感到深深的歉疚——为我过去革命的狂热，但又为自己父母和家族的在革命中被颠覆的身份而悲愤。这场革命没给任何人带来好处，但却使我家破人亡：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母亲被逼自杀，兄妹被赶到农村劳动。有两件事特别激起这种对革命颠覆我的家庭的身份的悲愤。一件事是第一次恢复放电影《英雄儿女》，那是一部关于朝鲜战争的电影，有不少颂扬共产党干部家庭的情节。这类电影和作品是多年来没看到了。自文革以来，共产党的干部在文艺作品中往往是走资派的反面形象。另一件事是我从一位犯人朋友手中得到几本莎士比亚的剧本，除了《哈姆雷德》外，我最喜欢的竟是《麦克佩斯》，其中有一段描写王子在“麦克佩斯”政变后被颠覆身份的悲愤感。新来的关教导员助长了我的这种情绪。关教导员对我特别关照。他来三大队不久就把我掉出了强劳力组，让我去做些稍微轻松的工作（例如去种棉花而不是去种水稻）。后来又把我调到基建组，不但工作可以轻松一些，而且可以学习建筑、设计房屋的技术，但是我毕竟不再是文革前充满优越感的高干子弟，而成了一个造反的思想家，或者按我的罪名来说，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我从来不认为我与其他反革命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我不喜欢关教导员的“阶级路线”。关教导员对那些出身好的犯人明显地比那些出身不好的犯人好得多。这不是关教导员的脾气，而是当时得势的周恩来派的政策。不少犯人都因周的右的政策而得益。那个春天，我们组有两个犯人被释放了，他们都是犯了“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罪”，而且都是出身好的人。其中一个小名叫周流子。他进劳改队前是个乡下的初中学生。他不喜欢他村里的“造反派”。“什么造反派，全是些造饭派，平时都是些好吃懒做的家伙，专门跟生产队长过不去。文化革命中，捣乱成了好事，他们也成了英雄，把我们公社的社长，党委书记又斗又打，还下放到我们村来。但管起生产来，还是这些老干部行！”周流子给我举过很多例子，证明老干部比那些文革中爬上去的新干部正派，能干。我这个“造反派”听了他